《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国际投资协定项下已知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投资协定仲裁案件至2017年底已达855个，仅2017年内就有65件。过去十年，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案件急剧增长，可能有如下原因：国际投资协定数目增长；投资者及其法律顾问日益意识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问题；FDI流动大幅上升。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案件的增加也可能或至少部分影响投资者对政府重申其对经济的调节和引导作用的回应，因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和引导需经由一系列国家监管变动而实施。
近几年，国际投资协定也致力于争端解决程序方面的改善，例如着重增强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其中包括：公开听证，出版有关的法律文件，以及普通民众代表向仲裁庭提供临时法律意见的可能性。[17]
尽管如此，鉴于仲裁庭的实际表现，一些国家已表现出对当前争端解决程序的不满与担忧。2011年4月，澳大利亚颁布的一项贸易政策声明宣布，其未来的国际投资协定将不再包含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条款，因为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将赋予外商投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更大的权利，并会限制政府的公共决策能力（例如社会、环境和经济法律的通过和实施）。2012年1月，委内瑞拉通告其退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成为第三个退出国（继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之后）。
以上国际投资协定近期的发展特点表明，一方面，各国在促进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外资的监管，在国际投资中也越来越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保护劳工权、有关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新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不满，保护一般公共政策监管空间，降低投资诉讼的风险在投资条约中也有所体现。总之，国际投资协定不再一味追求投资自由化以及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政策正处于转型期，调整前期的自由政策向一个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目标的平衡方式发展，而东道国对外资监管权的日益增强，要求在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监管权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同时，劳工权保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越来越引起关注，国际投资协定的人本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注释】
[1]Jeromel I.Levinson，Worker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Daniel D.Bradlow＆Alfred Escher，Legal Asp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p.138.
[2]Walter Russell Mead，The Low-Wage Challenge to Globe Growth，The Labor-Cost Productivity Imbalance i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Washington D.C，1990，pp.15-20.
[3]李先波等编著：《主权、人权、国际组织》，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4]余劲松著：《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6页。
[5]《血汗工厂》，载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62118.htm，2013年1月31日访问。
[6]《美泰驳美全国劳工委员会血汗工厂指控》，载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218/02595867729.shtml，2013年1月31日访问。
[7]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www.xing528.com)
[8]刘笋：《国际法的人本化与国际投资法的革新》，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9]刘俊海：《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0]Oliver Sheldon，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1924），p.74.
[11]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1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0页。
[13]石磊：《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国际法》，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4]张弛：《论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国际法》，载《求索》2011年第11期。
[15]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16]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7]余劲松、詹晓宁：《国际投资协定的近期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载《法学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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