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音义》的正史版本讨论

早期的正史，从《史记》《汉书》一直到《国志》（即所谓《三国志》）《后汉书》，都有后人做的注释。原因，是时过境迁之后，遣词用语都发生了变化，不注，就读不明白。

《晋书》可以说是最后一部附有后人旧注的正史（欧阳脩《五代史记》附带的所谓徐无党注，一开始就是同本文并行于世的，与他人附加的注释，性质全然不同），只是它附带的这个注释距其成书年代并不是很远——是李唐本朝人何超在天宝年间撰著的一部著述。

何超字令升，所撰《晋书音义》篇幅不大，只有三卷。这部书的内容，主要是简略的注音，亦即标注反切，连对词语的解释都相当少见，故前人很少对其加以评议。

在我所见到的著名学者当中，清末人李慈铭曾对此书价值略有阐释，乃谓其书“注虽简略，音多义少，然颇谨严，得注家之体。所引《字林》尤多，间引《说文》，亦足以参证今本”（《越缦堂读史札记》之《晋书札记》卷首《自题三则》），即谓文中所引汉晋间典籍，颇有校勘或是辑佚的价值，其所列举者如西晋时人吕忱的《字林》，乃是继许慎《说文解字》之后最重要的字书，惜久已失传，今人所辑佚文，即多出自何超此书。

在今天，除了利用《晋书音义》中这些内容来研治相关史事之外，在勘定和解读《晋书》文字时，这部书当然会给我们提供最为重要的依据。原因，就是它的撰著时间距离李唐官修《晋书》的成书时间很近。这样，一者何超撰著此书时所依据的《晋书》自然较为接近其原始面貌，鲜有文字变易；二者何超所做的注音释义自然也会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14号藏品元刊本《晋书》附刻《晋书音义》

何超在自序中阐述其撰著体例云：“仍依陆氏《经典释文》注字，并以朱暎（映）。”这里所说“并以朱暎”，疑指遵用唐初学者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的书写格式，即“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陆德明《经典释文》卷首序文），就是使用普通的黑色墨汁写录摘出的被注释经词，而另以红色朱墨来书写陆德明自己的释文。这是中国古籍在制作形式上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譬如东汉时人贾逵撰有《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隋书·经籍志》），就应该是分别使用朱、墨两色来区分不同的内容，以体现书中不同性质内容的轻重主从次第。遗憾的是，雕版印刷技术通行之后，由于双色套印的技术难度和印制成本都有些太大，中国古代早期很多双色书写的著述，后来便被改成了单色。《晋书音义》就是如此。

又何超自序中复有“仍依陆氏《经典释文》注字”云云的话，我理解这应当是讲其所注音义，乃多承用陆德明《经典释文》旧文。假如这样的理解合乎实际的话，那么，《晋书音义》一书对校订今本《经典释文》将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经典释文》涉及诸多中国古代早期重要经子著述文本的原初面目问题，对研治中国古代史事，价值极大。现在最好的《经典释文》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南宋刊刻而经元代修补过版片的印本。若是唐天宝时人何超撰著的这部《晋书音义》对校勘《经典释文》确有直接的、实质性的作用，那应该是一件让人深感振奋的事情。只是我没闲心去做核对，不知上述理解是不是合乎实际。

总之，这部一向不大受治史者重视的训释性著述，也许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价值可以利用，或者说还有待学者开发。

《晋书音义》的价值虽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可乾隆年间给皇帝纂著《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库馆臣，倒是已经看出“其审音辨字，颇有发明”。四库馆臣同时还讲述此书乃“旧本所载”，亦即在清廷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晋书音义》即已附于《晋书》本文而通行于世。所以《四库全书》本《晋书》便沿承旧规，“仍附见于末焉”。所谓“附见于末”，是指把《晋书音义》附缀在唐官修《晋书》的篇末，而不是像今传《史记》《汉书》等早期正史那样，已将前人旧注散入正文相应的文句之下。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也在全书篇末附印有这一《音义》。不过研究两晋历史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当然更不会利用此书来辅助晋朝历史的研究了。

问题是四库馆臣只是很浮泛地说《晋书音义》附缀于《晋书》之末为“旧本所载”，可对这“旧本”到底旧到什么程度，却没有具体的说明。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本应对此做出清楚的交代，可是在卷首的《出版说明》中却只是很空泛地说，此书“对阅读《晋书》有一些参考价值，今与《修晋书诏》一并附于书后”。由于过去的学者普遍轻视《晋书音义》这部书，所以在著录《晋书》版本时也都对附缀于后的何超《音义》甚是马虎。我见到的相对清楚一些的表述，是在日本学者尾崎康先生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14号藏品元刻本《晋书》附刻《音义》(www.xing528.com)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15号藏品所谓元单刻本《音义》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14号藏品元刻本《晋书》附刻《音义》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15号藏品所谓元单刻《音义》

尾崎康先生所说《晋书》附缀《音义》的情况，可以分作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旧刻本实物，可以十分确切地认定，附刻《音义》的《晋书》，始见于元代中期复刻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建安刊本”；二是尾崎氏不太确定地论定，《晋书》之附刻《音义》，盖始于此元复宋刻本的底本——庆元五年所谓“建安刊本”。在《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晋书》是《晋书》，《音义》是《音义》（唯《宋史·艺文志》乃误将给何超作序的杨齐宣著录为此书作者），两书各自独立，不相依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晋书音义》独自别行的旁证。

另外，元代以后所刊《晋书》几乎无不沿承元中期复宋本的成规。与此相伴随的，是《晋书音义》再也没有单刻的本子行世。唯一稍显例外的，只有吴管在万历时刊刻的西爽堂本。西爽堂本并不是没有刊入《音义》，而是其刊入的形式有所不同——不是按照原样附缀于《晋书》全文之末，而是把相关内容散附于每一卷的末尾。

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中，我们看到，第0414号藏品“元刻明正德十年司礼监刻嘉靖万历南京国子监递修本”《晋书》，是国图所藏宋元本《晋书》中第一个附刻有《晋书音义》的刻本，或即尾崎康先生所说元复宋本。图录编纂者给这个本子附刻的《晋书音义》安排了四帧书影。由于“历史学家”们一向忽视何超的《晋书音义》，《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引起学者的关注，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得当的做法。

可紧跟在这个本子后面的第0415号藏品“元刻明修本”《晋书音义》，却又作为一种单刻的书籍出现。出现这样的单刻本《晋书音义》，已经相当令人惊诧，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元人单刻此书的记述；再定睛一看书中印出的图片，更是让我惊奇万分——《图录》在这里也是选印了四帧书影，这个数目倒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它让我惊奇的是这四帧图片怎么能同前面那四帧一模一样（色差当然可以忽略不计）？

也许有人会说，第0415号藏品那个所谓单刻本《晋书音义》，实际上同第0414号藏品是用同一个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从《晋书》当中脱佚出来的残本，并不是什么单刻。这样一来，用同一副版片印出来同样的书页，岂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还“惊奇万分”些什么？

这样的想法，看起来似乎很符合雕版印刷的原理，实际上却完全说不通。由于古书的刷印是纯手工作业，包括涂墨刷纸在内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如此，即使操作的工匠努力想把两张书页印得一模一样也绝对做不到。从上面的书影中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两部书不仅笔画墨迹完全相同，就连纸面上那些纤维丝和所钤盖的印章以及页面纸张修补的情况，每一项因素，都高度一致！这种情况，只能是摄自同一部书籍才会出现；甚至很可能就是两处使用了同一幅图片！

2020年8月17日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