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编录者自己的说法和我对这种说法的理解，《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的性质，应当是一种配以书影的形式来“著录”古籍的目录性书籍，因为编录者在该书《凡例》中宣称“本图录对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版古籍逐一著录并配以书影”，这“著录”二字显然是其核心主旨。
“著录”两个字，在现代社会，好像是一个很专门的图书馆学术语，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很难把它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作为一个目录类书籍的用户，这个词在我心目中的直观印象是，在对某一种书籍进行所谓“著录”的时候，首先应当标记清楚这部书叫什么名称，也就是这部被“著录”的书它的“书名”是什么。
在《图录》的《凡例》里，这个被为我理解为“书名”的构件，编录者用严谨的专业术语将其表述为“题名”。我理解这“题名”虽然比“书名”内涵更大，意蕴更深，但并不排斥“书名”，事实上就书籍本身而言，在很多时候，“书名”也就是“题名”，至少对绝大多数中国古籍来说，应该是这样。
学术深刻性和庄重性的体现，主要就是专门的术语。不过像上面这样被我粗俗地简化之后，“著录”一部古籍的“题名”，变得也就不那么深奥了，好像连我们这样的棒槌也能对付着做了——不就是往左边瞅一眼书皮子，再用右手抄出书名吗？可在看到《图录》第0404至第0410这七部书籍的时候，眼前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这七种书的影像如下：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04号藏品宋刻本《三国志》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05号藏品宋刻本《三国志》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06号藏品宋刻本《三国志》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07号藏品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三国志》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09号藏品宋刻元明递修本《三国志》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10号藏品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三国志》
记得有个洋人的电影，名叫“谍影重重”，把这么多书影放到一块儿，借用它的命名形式，或可称之为“书影重重”（《图录》第0408号藏品因无卷首卷尾，见不到书名，故未列）。那么，在这里放上这么多书影干什么？我想让大家在这重重书影中看一看这部书的“书名”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著述，本来既没有“篇名”，也没有“书名”。一般来说，就古代著述的总体发展状况而言，是先有“篇名”，后有“书名”。这些著述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有一项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凡人写的（圣人也是书写成后才被封圣），“篇名”和“书名”也是由凡人来确定的，所以，“篇名”和“书名”在书中题写的位置，就遵循凡人做事的简单道理，讲究先来后到。于是我们就看到：早出的篇名，通常被放置在每一卷书前端首行靠上的地方，书名则不得不屈居其下，这就是古籍专家们所讲的业界行话——“小题在上，大题在下”。(www.xing528.com)
知道这样的古籍常识，再来看上面这些被《图录》编纂者“著录”为“三国志”的这部书，它的“大题”也就是书名是什么呢？请大家瞪大眼睛一个一个地看过来——无一例外，每一种版本上都只刻有“国志”这两个字！对，你眼睛没有看错，这些宋元刻本也没有任何操刀工匠造成的讹误，这部书就叫《国志》，并不是众所熟知的《三国志》，而且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明万历年间以前的版本，镌刻的都是这样的书名！
按照我的理解，《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应该是一部很专业的古籍善本图录，而人们之所以需要这样的《图录》，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向读者提供古刻旧本所特有的东西，书名当然是其中一项突出的内容。
看似简单的书名，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如何解读，那是读者自家的事儿，编《图录》就是编《图录》，把编纂的工作老老实实做好就是了，万万不可越俎代庖，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擅自改易古书固有的面目。
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国志”不过是“三国志”的一种省略用法，刻书时嫌麻烦，少刻了一个“三”字而已。事情还真的不是这么个情况，历史学研究，首先是对史事的实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是什么想当然的事儿。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以《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为题，写过一篇比较长的论文，对其来龙去脉做了相当具体的论证（见拙著《祭獭食蹠》），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读读。读过拙文之后，大家就会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书名怎么叫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很多文化观念，牵涉到史书体裁的演变。在论述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早期写本和这些古刻旧本上所题写的书名，都是我的重要论据。
假如从未有人论述过此事，那么，《图录》正确地著录其本来的名称，就可能会引发读者的关注，注意到这一不同寻常的书名，促使人们去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反之，像现在《图录》编纂者这样来著录书名，就很容易误导读者，以致埋没陈寿这一著述本来的名称。
某些多少读过一点儿中国古代目录典籍的人，或许会说，《图录》把这部书的书名著录为“三国志”，遵用的是《隋书·经籍志》的旧规，可这样的说法也讲不通。因为若是这样，就应该把《史记》著录为“太史公”，《荀子》也该著录为“孙卿子”（或“荀卿子”），即“太史公”和“孙卿子”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名。另外还有一些人会觉得目前权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就是把书名印作“三国志”，这样想就更本末倒置而不足以辩说了。
我们只能按照在眼前版本上看到的书名来著录其书，这不仅合乎情理，也符合现代图书馆学的技术规范，总不能两眼直对着重重书影却对书影上的书名视而不见。
附带说一下，请大家注意，作为《国志》的三大构成部分，其分别载述魏、吴、蜀三国史事的篇什，在宋元古刻本上是一向被镌作“魏书”“吴书”和“蜀书”的（这应该就是陈寿本人的写法），而不是现在很多魏晋历史专家所习惯称用的“魏志”“吴志”和“蜀志”，而且这里边的道理也并不那么简单。我在《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那篇文章中对此也做过很具体的阐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去看，在这里我就不再复述了。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学者这样著录古籍的名称，也是有传统的，赵万里先生编著的《中国版刻图录》就这么著录过陈寿此书的名称。但所谓图书馆学的专业化要求，老一辈掌握不好还好理解，现在这一辈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这样的基本业务规程不是应该熟练掌握和严格遵行的吗？况且已有好的例子，譬如日本学者编著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就是依据刻本上的书名把这部书著录为“国志”（另外括注“三国志”三字）。当然，这涉及《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的编纂“体例”问题，而编纂者在动手编书之前是不是考虑过怎样著录书名这个“体例”（尽管在这部书的前面，确实还列有一个《凡例》），我就不知道了。
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中的《国志》
2020年7月22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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