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版本谈》：评述《帝纪》第一地位

闲着翻书影看，不能像读书看史料那么专心关注于文字所载述的内容，只能跟看画似的，瞧一瞧古籍的表面形态，有时注意力也就不知会被所看到的“影像”带到哪里去。我这样讲，是说眼前的“影像”会很自然地带动你的思绪，让你去思索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这些事儿，你不仅从来没有关注过，而且若不是这样看书影，恐怕怎么也不会觉得它是个事儿。

我翻检《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琢磨过《汉书》的《高纪》《惠纪》《文纪》这些皇帝本纪的篇名之后，顺着往下一看，又觉得《后汉书》的“帝纪第一”样子也是怪怪的，在它的背后，好像也有些道道，神秘兮兮的，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

那么，这吸引我想去一探究竟的“帝纪第一”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请大家看一看下页这张图片。

这本书，《图录》虽标称“北宋刻递修本”，实际上这一印本其书版刊刻竣事，时间肯定是在南宋初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即使如此，这个版本仍然是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后汉书》刻本。这意味着就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这个本子的版刻形态，还是保存了更多《后汉书》的原始面貌；或者更深入一步，也可以说体现了更多范晔书稿的初始形态。

那么，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范晔《后汉书》的初始形态是什么呢？大家再往后面看。

看了这帧书影中“帝纪第一”四个字，大家首先会明白我这篇文稿的题目是从哪里来的了——这是一部“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大概比上一部刊刻时代稍晚点儿，可上一部所谓“北宋刻递修本”《后汉书》缺失开头的第一卷，是用下边这个嘉定元年（1208）蔡琪一经堂刻本补配的。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88号藏品所谓北宋刻递修本《后汉书》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91号藏品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88号藏品所谓北宋刻递修本《后汉书》中补配的宋嘉定元年（1208）蔡琪一经堂刻本

比较这部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同所谓“北宋刻递修本”在版刻形态上的共同点，我想应有十足的理由推断：《图录》第0388号藏品亦即所谓“北宋刻递修本”若是完好如初，其第一卷开头部分，也就应该是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的那个样子。打个不大贴切的比方，这就算是把“破题”这道工序做完了，即我这篇文稿，讲的就是“帝纪第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乃是来自《后汉书》最早的刻本。

看我讲出这个题目，恐怕很多读者都会发出疑问：这是个问题吗？这又是个什么问题？或者这样问：你所看到的问题、你想要说明的问题究竟是在哪里呢？

我做学问，用的都是笨办法，是一字一句地抠着书看。

先让我们在《后汉书》自身的版本系统之内按照时间顺序往下看。请看上页《图录》第0388号藏品中补配的嘉定元年蔡琪一经堂刻本卷端刊刻的题名。所谓“北宋刻递修本”和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就与其有明显不同：一个，其第一行是“帝纪第一上范晔后汉书一”，第二行题“唐章怀太子贤注”，接下来第三行题“光武皇帝”；另一个是“光武帝纪第一上后汉书一上”。再接着看，同属南宋时期的建安黄善夫书坊刻本以及元白鹭洲书院本（《图录》著录为“宋白鹭洲书院刻本”）、还有大德九年（1305）宁国路儒学刻本，它们也都是蔡琪一经堂本的样子。

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本《后汉书》（据《第一批国家古籍珍贵名录图录》）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95号藏品所谓宋白鹭洲书院刻本《后汉书》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01号藏品元大德九年（1305）宁国路儒学刻本《后汉书》

这意味着什么？毫无疑义，这意味着后来刻书时对旧有版本的书名、篇名刊刻形式做出了改动。

如果你对我这种认识感到疑惑，那我们就再来看看下面这两部同一种版本的《后汉书》，在其相对而言属于先刻的书版和后补书版之间，同样体现出上述变化趋向。

一部是《图录》第0394号藏品“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

我觉得这用不着做什么复杂的考证，对比一下前面的《图录》第0391号藏品的另一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下页这两个页面虽然都不是原刻的书版而属于晚出的补版，但可以判断左边那一页的书版刊刻时代晚，大致应已进入元代，而右边那一页其版刻年代要稍早一些，大概还是宋代的补版。

另一部是《图录》第0398号藏品“宋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

同样，也是左边的晚，右边的早。这不仅是左右两侧的字体其孰早孰晚态势相当明显，而且左边的那一页面下书口处还带有“宣德十年”这一明代补刻书版的时间。

显而易见，在这双双对照的两部书中，其“列传卷第六”和“列传卷第二十下”这样的卷第镌刻形式，同“帝纪第一”是一致的，而“宗室四王三侯列侯传”（案：“列侯传”应正作“列传”，“侯”字衍）和“朱冯虞郑周列传”则同前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本、元白鹭洲书院本以及元大德九年宁国路儒学本相同。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94号藏品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98号藏品宋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

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在《后汉书》传世版本中，其刊刻年代较早的所谓“北宋刻递修本”和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应该保留了更多范晔写定的原貌，譬如像“帝纪第一”这样的镌记形式，就应该属于这种情况，而“光武帝纪第一”则是一种次生的变态形式。

那么，下面就沿着这样的思路，抬眼向上看，看看《后汉书》之前的同类纪传体史书是怎样标记逐篇卷第这种部件的。

我们谈论的这种纪传体史书，是西汉中期由太史公司马迁创制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著述体裁。其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它是多种著述形式的混合体，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综合体，即在同一种书籍当中，包含有本纪、列传、世家和书（志）、表这几种差别很大的体裁。在我个人的阅读范围之内，像这样的著述形式，不仅是在史书范围之内，而且举凡所有各种性质的著述，在这样广阔的范围之内，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在另一方面，《史记》这一全新著述形式中的很多要素却也可以说是有所因承的，其篇第排列形式就是如此。在继承中创新，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古人自己撰写的著述，同一种书，其体裁大多都是单一的，一种著述，就一种体裁。只有一小部分书籍，会包含两类在性质上有所差别，或同时在其外在形式上也有所差别的内容，则往往会被分别编为“内篇”与“外篇”。例如，《韩诗》之“内传”与“外传”；又如《左传》和《国语》，汉人亦视之为《春秋》的“内传”与“外传”。和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是，这些“内篇”或“外篇”的篇第，都应当自为起讫，互不相属。

窃以为吕不韦指令并组织门下“智略之士”撰著《吕氏春秋》，或许应该算作中国古代著述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这部书虽然不是由吕不韦具体执笔，但荟萃众人心思于一书，自然需要有人来统筹设计和安排，这个人可能是其某位门客，但我想更有可能是吕不韦本人。因为这部书虽然被历代目录学家编排在所谓“杂家”之列，但它并不是把“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杂乱抄撮到一起的。其书结构严整，且前后融通，这显然需要经过细密的筹划，而统领全书的撰著旨意及其基本结构必然出自吕不韦本人。这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纲领性著述。

吕不韦把他精心结撰的这部《吕氏春秋》分成三大组成部分，这就是所谓“八览”“六论”和“十二纪”。这三大组成部分在形式上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如同上文刚刚讲到的“内篇”“外篇”的情况一样，其篇第次序，也是分别自为起讫，相互之间并不通编连排。具体来说，就是或为“××览第一”“××览第二”……；或为“××论第一”“××论第二”……；或为“××纪第一”“××纪第二”……；等等。

司马迁的《史记》，就直接继承了《吕氏春秋》这样的篇第排列方式，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各自编排为一个独立的序列，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诸如“五帝本纪第一”“伯夷列传第一”这样的标记形式，而这一做法也被后世历朝历代同一体裁的“正史”所继承。

具体把这样编排的篇第落实到每一篇书籍的卷端，就是像“五帝本纪第一”和“伯夷列传第一”这样，先写篇名，再记篇第。《史记》如此，紧继其后的《汉书》也是这样。班固原来写的是“高纪第一”，早期保存其原始面貌的刻本也就照样在卷端刻出。再往后，到了西晋陈寿的《国志》，也就是世俗相传一直胡称乱叫的所谓《三国志》，情况依然如此（请注意，《国志》的撰著年代比《后汉书》可是要早很多的），其卷端题写的篇名，依然是“武帝纪第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等篇名后带篇第的形式。

范晔的生年比撰著《国志》的陈寿晚很多，他是南朝刘宋时期人。在留存于世的著述当中，范晔撰著的《后汉书》，是《国志》之后的第一部纪传体“正史”，而如上述情况所见，在篇名和篇第的标记形式这一点上，可以说骤然出现一个很大的转折性变化。我说这一变化具有转折性意义，是因为从此以后，自沈约在萧梁时著成的《宋书》开始，历朝历代的纪传体“正史”，基本上都采用了《后汉书》这一“帝纪第一”的方式（唯某些晚出的翻刻本或另有改变，如宋祁、欧阳脩主持撰著的《唐书》）。

其间有所不同的是，北齐魏收撰著的《魏书》，依旧保持着《史记》以至《国志》的传统，记作“序纪第一”“太祖纪第二”的形式，但其后隋人李百药撰著的《北齐书》就如同范晔《后汉书》的样式，标记为“帝纪第一”。我理解，这是北朝文化滞后于南朝的体现。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07号藏品“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所谓《三国志》

南宋初年浙中重刻咸平本《国志》（据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36号藏品所谓眉山七史本《魏书》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40号藏品所谓眉山七史本《北齐书》

另外，欧阳脩的《五代史记》，也就是世俗所说的《新五代史》，其卷端首行题作“五代史记”，这已进入另外一种模式，即径将书名这一“大题”冠诸首位，彻底改变了“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古式。须知《晋书》以下这些“正史”都是官修之书，恪遵旧制也是官书在彰显其庄重体式，而《五代史记》本是欧阳脩自己私撰的史书，因而就不必弄得那么冠冕堂皇，他在书中这样标记大题和小题，只是很自然地依从当时通行的一般形式。需要说明的是，在官书之中，范晔在南朝刘宋时期创行的“帝纪第一”式卷端题写形式，直至乾隆年间刊行的《明史》才发生改变，即被改变成了像《五代史记》一样直接把“明史”二字题写于卷端的首位。

关于历朝正史的大题、小题标记形式在后世刻本中是如何统统转变为《明史》之式的问题，虽然并不复杂，但它同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关系太远，所以姑且置而不论。在这里，我们必须分析并做出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范晔的《后汉书》发生了上述改变？也就是为什么是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开始出现了“帝纪第一”这样的卷端标记形式？

我觉得这一看似偶然的现象，在它背后，应当存在一个确定的因缘。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不过就是说每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必有其特定的原因，而不是它存在道义的合理性，或者我们在道义上必须对它的合理性予以认定。至于这个因缘是什么，目前我并没有很好的答案。这只不过是闲翻《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过程中一时的想法，还没顾得搜集和积累相关的史料。但粗略地说，我在直观上觉得它应当同书帙性质的改变具有直接关联。(www.xing528.com)

关于古书的书帙，马衡先生在《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一文中做过比较系统的论说（见马氏文集《凡将斋金石丛稿》），但现在看来，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在这里，引起我思索的是书帙使用方式的变迁问题。

书帙是书卷外面包裹的一层“外包装”。书帙的“帙”字，已见于《说文解字》，乃云“帙，书衣也”，又云其字或从衣书作“袠”。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衣服只能一个人穿，不能两人合穿同一件衣服，上衣不行，裤子更不行；俩人或更多人一起用的，是合欢大被。本着这一简单事实，我推测，最初的“书衣”，应该是一篇简文使用一个书帙；换个说法，就是每一个书帙里边只放置一篇简书。

《说文解字》是许慎在东汉时期写成的书，马衡先生论述古代书帙制度，以为在这一时期，就有了每一帙盛放十卷书的通制，其文曰：

晋葛洪《西京杂记序》曰：“（刘）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此后汉之以十卷为帙也。（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见马氏文集《凡将斋金石丛稿》）

核诸上文，可知这以十卷为一帙，是在刘歆“未得缔构而亡”之后，由某位“好事者”为之，至于这位“好事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在葛洪的《西京杂记序》里并没有清楚的说明，只不过是从他父亲手里传下来就是这样。这样看来，东汉以十卷为一帙的结论，是马衡从葛洪所在的西晋向前追溯乃父最初得到这部书的年代，大致应在东汉时期。

单纯看这样的推论，大体上也是说得过去的，但问题是葛洪讲的这些话并不可信。余嘉锡先生在考订《四库提要》时针对《西京杂记》一书辨析说：

葛洪序中所言，刘歆《汉书》之事，必不可信，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此书盖即抄自百家短书，洪又以己意附会增益之，托言家藏刘歆汉史，聊作狡狯，以矜奇炫博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七）

依据这样的结论，葛洪所说始甲终癸为一帙、每帙纳书十卷的书籍盛放方法，只能是西晋时期的制度，而不能说明西晋以前，特别是东汉时期的情况。

辨明这一实际状况，并不是说葛洪这一说法对我们研究古代的书帙制度就丧失了作用，恰恰相反，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看清它的史料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按照我上文所做的推测，假定最初的“书衣”本是一篇一帙，那么西晋时期出现的这种合十卷为一帙的做法，就是一项显著的变动。

葛洪撰写《西京杂记》的西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献书写材料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在东汉蔡伦创行新的造纸方法之后，在书写材料中纸张所占的比例就开始逐渐增多，但我们看一看三国吴简就能够明白，在很广泛的层面之内，直到三国时期，竹木简牍还是占有较大比重。至西晋时期，一方面，在考古发现中仍然可以看到竹木简牍的应用，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洛阳纸贵”的说法（《晋书·文苑传·左思》），而这一说法正显示出纸张已经成为文人学者书写自己著述时首选的材料，西域出土的刚刚问世不久的陈寿《国志》的残卷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按照马衡先生总括的情况，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同一书帙中盛放多卷次书籍的记载，而此前提到有关书帙的文献，都还看不出这样的迹象。以前我曾考述过，宋代以来社会上流行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这一成语，其原初形态应当是产生于魏晋之际的“借书一帙，还书一帙”（拙文《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见拙著《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这是基于当时以“帙”为单位借还书籍的状况，而这正好可以同葛洪讲述的情况相互印证。《南齐书》记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袠（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南齐书·文学传》）；又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而时人褚渊则称其“撰晋史十袠（帙）”（《南齐书·高逸传》），这都是两晋以后以帙为单位来称谓书籍数量或篇幅的实例。

相关文献记载显示，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谈到的收纳多个书卷于一帙的做法，到南朝萧梁的时候，已经极为普遍，这主要体现在两部规模较大的目录上：一是阮孝绪《七录》著录的书籍（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古今书最》），一是梁元帝萧绎本人著述目录所著录的书籍（梁萧绎《金楼子》卷五《著书》篇）。这两种书目，都一一著录了每一种书籍的帙数和卷数，这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

正是在萧梁时期，我们看到，以博学著称的昭明太子萧统，于东宫蓄书三万卷，去世时朝廷撰述的哀册，称其“幐帙充积，儒墨区分……字无点窜，笔不停纸”（《梁书·昭明太子传》），这些情况所体现的以纸为媒的著述形式、以帙装书的置放方式，以及随着纸卷的盛行而出现的庞大藏书数量，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阮孝绪《七录》和梁元帝著述书目所体现的卷帙制度。另外，我们在《隋书·经籍志》中可以看到，南朝梁时，《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石刻文献也开始著录有拓本（《隋书·经籍志》一），石刻拓本的制作，同样是以纸张的普遍应用为必备前提，而且拓制方法的发现和使用，是对纸张书写功能的拓展，它的出现更能体现纸张应用于书写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程度。

清乾隆癸卯（1783）重校《知不足斋丛书》本《金楼子》

我对晋代以前书帙使用方式的推测，尽管依据还不够充分，但联系范晔《后汉书》在篇名标记形式上的明显变化——改变《汉书》的“高纪第一”形式而在卷端首要位置上称用“帝纪第一”这样的形式，窃以为至少我们应该积极关注这一表面形式变化背后的原因。因为像“帝纪第一”这样的称谓，体现的并不是篇名本身，只是它的排列次序，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称谓形式，假如没有某种实质性的变化，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的。目前我能想到的解释，就是从发生时间的关联性上来考虑书帙收纳方式的变化对它的影响。

书籍的篇名、次第和书名的标记形式，看似简单，很多一心关注“大问题”的学者更以为琐琐不足道也，但具体追究起来，是相当复杂的。由于只是闲翻书影间偶然想到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也就姑且很粗略地谈一下我对古书相关要素变迁大势的认识。

所谓“武威汉简”中的东汉简书《仪礼》，很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晋以前书籍当中篇名及其次第的标记形式。在这部竹书《仪礼》上，我们看到两种篇题，陈梦家先生分别称之为“内题”和“外题”。所谓“内题”，即顶格书写于篇首经文之上者，“外题”则书写于卷外简背。请注意，所谓“外题”和篇第是紧密连为一体的，而且一同附着于著述的正文之外。

在下面这张图片中，我们看到的“外题”，是在第一行书其篇名“士相见之礼”，第二行书其篇第“第三”（这第一行、第二行的次序，是在简背倒看从右向左的次序，其在竹简正面的实际次序正好相反），这部《仪礼》中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篇目也都是这样标记的，但也有个别篇目是把篇名与篇第连书为一行，如“燕礼第十三”就是如此。但这就像范晔的“晔”字是以左右结构的形式写成这么个样子，还是以上下结构写成“曅”形一样，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这应该就是当时竹木简书篇题的一般题写形式。

武威东汉简书《仪礼》的“内题”与“外题”（据甘肃省博物馆等编著《武威汉简》）

武威汉简《仪礼》简背篇题（据甘肃省博物馆等编著《武威汉简》）

了解到这个一般状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熹平石经》上篇题的题写形式。幸运的是，在残存的《熹平石经》碎片当中，恰巧可以看到《仪礼·乡饮酒》的篇题，其形式如下页图。

抛开其正背面向不谈，这和武威汉简《仪礼》中“燕礼第十三”的形式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它下面那一行开头的“乡饮酒礼”四字，就是所谓“内题”。

那这个篇题及其连带的篇第为什么被刻到了正文的同一面上了呢？这个答案倒很简单，瞥上一眼就看得明白：石碑是平的，不像简书那样可以卷成一捆，所以也就无法在它的背面标记篇题和卷次，假如不把这个“外题”和篇第刻在正文之前，这篇文字就缺乏一个明显的标志。

常语云“每下愈况”。了解到《熹平石经》篇题和篇第的刊刻情况，我想就有理由推测，在由竹木简书转入纸卷时代之后，其篇题和篇第也应像《熹平石经》一样，由简背转到纸面。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因为纸质的卷轴装书籍在书写完毕之后，还要增添一道特别的工序，即在其外侧一端要“以其他材料粘连之，裹于卷外，以为防护，今俗称包首，古谓之褾……褾首系丝织品以缚之，其名谓之带”（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可以想见，这样的工序，是需要由专门的人来另行施加的，不能在书生写录完毕书卷后随手做出（尽管通常在装接书褾之后，在卷子外面的书褾上还要直接题写书名和卷次，或是粘贴签条以标记书名、卷次）。这样一来，就不便再沿用竹木简书之制把篇题和篇第附记于纸卷起首处的背面，人们在写录某种著述的时候，就把“外题”和篇第直接写入每一卷书的卷首（不过与此伴随的还有书籍之改篇为卷，通常是合数篇为一卷，故每一卷书卷端首行处题写的都是篇名和卷次）。

熹平石经（据马衡《汉石经集存》）

与此同时，也是由于纸卷取代了简束，诸多纸卷同纳于一帙的卷帙制度开始出现。在这一新体制下，卷与帙的关系，比较复杂，但在较多情况下，应是每一个书帙盛放十卷书籍，两种著述不混放在同一个书帙内，不足十卷的书籍和十卷以上书籍后面的零头，都是有几卷算几卷，单独装入一个书帙（拙文《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见拙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根据这种一般状况可以推测，前面提到的褚渊称臧荣绪“撰《晋史》十袠（帙）”，此“十袠”或为“十一袠”的脱误。盖既以“袠”（帙）作为一个计量单位来称谓，其一“袠”（帙）之书就必有定数，而这一定数显然是以“十”最为合理，臧荣绪一百一十卷之书，固宜盛以十一个书帙。

上面推论的书籍装帧制度变化过程如果切合历史实际，那么，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是回头看一看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里，司马迁和班固在叙述过诸篇宗旨之后，都要特地讲明该篇在书中的排列次第，如“五帝本纪第一”“三代世系表第一”“礼书第一”“吴世家第一”“伯夷列传第一”和“高纪第一”“异姓诸侯王表第一”“律历志第一”“陈胜项籍传第一”，等等。这些篇目，它是第一还是第二，不就一篇挨着一篇前后排着，为什么还要费事说明这个呢？想想前边讲述的《仪礼》的情况，我们就会明白，这个篇章次第是作为“外题”的附属部分被写在简背，这显然不够庄重，实际上也很不正式，只是读书人为了自己取阅便利而做的标记，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编排的次第，就体现在这“夫子自道”语中。其实质性意义，在于标明每个自成一篇的简束在全书当中所处的位置。

当写录完毕的书籍被装入书帙之后，就要在书帙上标记所收纳书籍的名称。古人通常是在书帙上附加书签来解决这一问题。如唐朝宫廷藏书就是分别以红、绿、碧、白四色牙签来标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条，别详拙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见拙著《祭獭食蹠》）。如前所述，按照我的看法，在竹木简书时代，每一篇简册是单独装入一个书帙之中的，这时就可以在书签上直接标明其篇第，但到了纸质书卷的卷帙时代，同一书帙中经常是要盛放同一部书籍的很多不同的卷次，而这一改变会大大强化读者心目中的书籍整体性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取阅一部书籍，打开一个书帙之后，每个书卷所在的具体卷次，就成了读者关注的突出问题，而由于纪传体史书在其构成形式上的特殊复杂性，其每一卷的卷次首先体现为“纪”“传”等每一种构成部分的先后次序。于是我们就看到，范晔在撰著、誊录《后汉书》的时候，便把其“纪”“传”等每一种构成部分各卷的卷次标记在了每一卷开端处的首要位置上（后来为便于检阅，在卷子结尾处也会标记篇名和卷次，即使前此成书的《史记》和《汉书》，在因进入纸本时代而改篇为卷之后，也要把篇名题写在每一卷书的开头和结尾之处）。

当然，我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推测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就需要在打开每一部书的时候，在这部书最靠前的位置上看到一个“目录”，以便心中有数，知道这“帝纪第一”等等每一卷书讲的是些什么。

清人成瓘曾经指出，范晔撰著《后汉书》，本来自己写有“叙例”，后乃失传。如其书“第一卷《光武帝纪》注，引其《叙例》〔帝纪略依《春秋》，唯孛彗日食地动书，余悉备于志〕，第五卷《安帝纪》又引之〔凡瑞应，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自安帝以下，王道衰阙，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是有《叙例》明矣”（说见成瓘《箬园日札》卷五《读史随笔》）。刘昭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称范晔“《序例》所论，备精与夺”，乃将此“叙例”称作“序例”，或为范晔所定本名，亦未可知。近人钱穆在给学生讲课时曾说范晔《后汉书》没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那样自己讲述其撰述宗旨体例的篇章（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一节），这是随便信口说的话，当不得真。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91号藏品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载录“《后汉书》九十二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这在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之外，多出的两卷，我想就应该有一卷是原书的“叙例”（《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其“九十七”当为“九十二”之讹，《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亦为“九十二卷”，可证当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为正）。为什么说这个叙例只有一卷？因为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的《叙传》都只有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国志》（即陈寿《国志》）于正文六十五卷之外，亦另有“叙录一卷”；继范晔之后，沈约在南朝萧梁时撰成的《宋书》，也仅在篇末列有《自序传》一卷。故纪传体正史中这一项内容撰为一篇或一卷，是比较符合其前后时代通例的。

这样一来，《后汉书》在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之外所多出两卷的另外一卷，就应该属于范晔本人在原稿中编写的“目录”。唐朝官修《晋书》的传世版本为一百三十卷，而唐初人刘知幾在《史通·正史篇》中谓其书乃“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这正应该是取法于《后汉书》的成例，于史书本文之外，另行设置“叙例”和“目录”各一卷。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78号藏品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

范晔自己写的《后汉书》，这每一卷卷端“帝纪第一”式的标记形式同全书开篇的“目录”相匹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你若是一并看一下上页这个宋刻本《汉书》的“目录”，就会明白，原本没有“目录”的书籍，在这样的书籍装帧体式下，也要新补上一个“目录”。因为《汉书》就是《汉书》，班固写它的时候，还不知道范晔会写《后汉书》，所以绝不会给自己的书上加个莫名其妙的“前”字。前面已经谈到，班固在《汉书》的《叙传》里是费劲扒力地一篇一篇地写明其前后次序，清清楚楚地标记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要是在书前本写有这个“目录”，他还再写那些“高纪第一”“异姓诸侯王表第一”等等的废话干啥！

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范晔以“帝纪第一”这样的形式来标记卷次，还便于处理《后汉书》一个特殊的技术问题——《史记》《汉书》中的皇帝，都是一位皇帝设一篇纪，而《后汉书》中和帝和殇帝二帝同卷（如前示《图录》第0388号藏品所见），顺帝、冲帝、质帝三帝合传，再加上最后还附有不伦不类的皇后纪，上六下九一大堆皇后，这样也就无法再用“高祖本纪第八”或“高纪第一”那样的形式来标记篇名，而采用“帝纪第一”的方式便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当然，这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原因。

此前我在《一本书一回事儿》一文中曾经讲过，在我很模糊的印象里，古人独立撰著的著述，直接面向读者写下序文，且单独列置在书籍正文的前面，大致是从东晋时期开始出现的；至少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才逐渐走向普及（见敝人《辛德勇读书随笔集》之《版本与目录》分册）。虽然确切的认识还需要做更细的工作，但与《后汉书》中“帝纪第一”式的标记方式相互认证，还是能够看出很大的合理性。

上述这些想法，当然还不是完整的学术论证，只是阐发敝人一时的感想。我也清楚，这样的感想未必符合历史实际，但我做研究，总是喜欢探寻那些看似简单的表象之下所潜存的历史脉动，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思索这一问题，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历史的真实面目。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2020年7月15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