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正史版本谈的介绍

随意翻看《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已经顺手写下两篇关于此书纂录失宜的文稿，即《由所谓“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和《再谈所谓“蜀大字本〈史记〉”》。也许有些人读过拙稿后会说，这事儿实在有点儿绕，再说连莫友芝、杨守敬这样的版本大家都把这“蜀大字本《史记》”问题弄得一塌糊涂，当代普通学人，就是出点儿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很正常的。

是的。是人，做事儿就总会出错；做专业的学术性工作，出现一些差错更不可避免。有些错误不仅可以理解，还理应予以谅解，另外还有一些错误却是不可原谅的。前面我指出过的所谓“蜀大字本《史记》”问题，实质上就是这样。到今天，学术已经进步很多，不能再拿莫友芝、杨守敬说事儿。不过大家要是觉得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荒唐到离谱的程度，那么就请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关于《史记》版本的问题。

为了让不太了解《史记》文献学知识的读者能够更加顺畅地理解我说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请容我慢慢从一些最基本的常识讲起。

《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只要知道这本书的书名，也就一定都知道这个。这是因为教育部颁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本里就提到了它，不知道《史记》是谁写的根本就毕不了业。不过附带说一句，我看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历史教科书，其中的《史记》书影，选得实在不够好（书中其他各种书影基本上也没有选用合适的版本，完全没有把古书看作一种引导学生亲近历史、认识历史的文物）——选的竟然是光绪年间刊印的一部所谓“归方评点本”《史记》，也就是在司马迁的原书上添附有明人归有光和清人方苞的评点。其版刻时代如此迟晚，很不利于学生亲近历史，熟悉历史，这样的缺点姑且置而不论，即单纯就其内容而言，归有光和方苞，都是所谓古文家，他们二人的评点，主要是把《史记》当作美文来赏析，而不是聚焦于书中载录的史事，实际上是一向为治史者所鄙夷的。因此，把这样的《史记》书影印入历史课本当中，可以说是一项根本性的错误。

清光绪二年（1876）武昌张氏刊归方评点本《史记》（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回到《史记》这部书上来，刚才我强调它是由司马迁写的，是想说它的撰著年代是很早的，而早期著述之读音释义，在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不易理解，于是就需要给它做注。

从东汉时期起，就有人做这样的注释工作。如延笃的《史记音义》一卷，就撰著于此时（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到南朝刘宋时，有中散大夫徐广，又撰著同名书籍十三卷（《史记》附裴骃《史记集解序》及张守节《史记正义》）。稍后，有一个叫裴骃的人，在徐广《史记音义》的基础上，又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及《史记索隐后序》）。这个裴骃，是那个给陈寿《国志》做注的裴松之的公子，算是子承父业的学二代。家学传承，这位裴公子把活儿做得很好，所以后世历代相传，对他的《史记集解》都很重视。

按照清人王鸣盛的看法，裴骃的《史记集解》，从一开始就应该是附于《史记》的本文而面世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我们看《隋书·经籍志》著录裴骃此书，是书作“《史记》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注”，而著录前述徐广的《史记音义》时却是书作“《史记音义》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德勇案：徐广字野民。又此卷数与前说“十三卷”不同，十三卷之数出自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二者应有一讹）。两相对比，一个是把书名记为《史记》，另一个是把书名记作《史记音义》，这显示出前者仍以《太史公书》为主体而附书裴骃的注文，后者则只是徐广的《音义》而没有《史记》的本文，可见王鸣盛的看法符合历史实际。又唐人张守节称徐广“作《（史记）音义》十三卷，裴骃为注，散入百三十篇”（《史记》附裴骃《史记集解序》及张守节《正义》），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裴骃做“集解”的《史记》之所以分作八十卷，与我们熟知的一百三十卷本《史记》不同，是因为《太史公书》本来是分作一百三十篇的，而古书由篇改以卷计，往往会合数篇为一卷，裴骃是把一百三十篇《史记》本文，合编为八十卷之书，并附入自己的注释。

不过《隋书·经籍志》在裴骃此书前还著录有“《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可见唐代初年所见到的白文《史记》，已经有了以一篇为一卷的本子，并没有像裴骃那样合数篇为一卷。换句话来讲，也可以说把一百三十篇《史记》编为八十卷，只是裴骃自己的编排方法，在社会上并不通行。这样我们就看到沿自六朝古本的唐人写本《史记》残卷，如《河渠书》和《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虽然都已附有裴骃的《集解》，可是书卷序次却与一篇一卷本《史记》完全相同。这告诉我们，裴骃的《史记集解》行世未久，就被按照社会上通行的做法分作一百三十卷的本子，其八十卷原本并不通行。当年王鸣盛就因“裴氏八十卷之旧不可复见”而感叹“不知其分卷若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时至今日我们就更无从追索了。

罗振玉影印古写卷子本《史记》残卷

裴骃的注解对理解《史记》的内容相当重要，所以，唐代通行的《史记》写本就已经普遍是裴骃的注解本，因而在宋代普及雕版印刷之后，首先印行的也是这样的《史记》文本。

继裴骃《史记集解》之后另一部注释《史记》的重要典籍，是唐朝开元年间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除了为《史记》做注释之外，司马贞还撰有“补史记条例”，列在《史记索隐》的篇末。这是因为他尝意欲订补《史记》，或者更准确地说，订补《史记》才是他动笔之初的目的。司马贞是想把《太史公书》改写成一部“小司马《史记》”（司马贞《补史记序》）。像这样改写史书的想法和做法，是基于隋唐以来很普遍的一种文化风尚。不过像司马贞这样公然把自己的名字硬贴到司马迁的千古名作上面，却很不寻常。现在我们在汲古阁单刻的《史记索隐》原本上，还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题名——“小司马氏撰”。虽然司马贞和太史公姓的是同一个“司马”，可你看前边写《后汉书》的司马彪，后头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人家可谁都没好意思腆颜自称“小司马”。其实审度司马贞订补《史记》的动机和实质内容，不过是想要以其道义原则，来“黜陟阶降”邦国人物之高下崇卑而已，就是举起手来表个态，这怎么能达到和太史公比肩的高度。

话讲得很大，但司马贞订补《史记》的成果，今传留于世者仅有新增《三皇本纪》一篇，且司马贞自为之注。自己给自己写的东西做注，这让别人怎么看，都会觉得怪怪的。还有司马贞这部《索隐》除了注释《史记》本文之外，还同时兼释裴骃《集解》的内容，所以一开篇卷首，列的就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序》。

司马贞《史记索隐》的原书，并没有像裴骃的《史记集解》一样附入《太史公书》文内，而是脱离司马迁书本文而别出单行，至今仍有毛晋汲古阁在明末依据宋本翻刻的三十卷单行原本存世。

比司马贞撰著《史记索隐》稍晚，又有一部重要的注释《史记》的专书问世，这就是张守节积其一生精力撰著的《史记正义》。这部新注既然撰著于司马贞书之后，用清人邵晋涵的话来说，便“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邵晋涵《南江书录》之“史记正义”条），也就是兼释裴骃的《集解》和司马贞的《索隐》。了解这一情况，对更好地理解《史记正义》的内容非常重要，可惜现在阅读《史记》的人近乎没谁知晓。邵晋涵是一位很有眼光的学者，他揭示张守节这部书书名的寓意说，其书“题曰‘正义’，殆欲与《五经正义》并传矣”（邵晋涵《南江书录》之“史记正义”条）。了解这一旨意，对阅读和利用《史记正义》以及认识《史记》旧注合编并行的过程，同样十分重要。

毛晋汲古阁刻司马贞《史记索隐》原本

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卷次和司马贞的《索隐》相同，也是三十卷，本来也是脱离《史记》本文而别出单行。

上面讲的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世人合称“《史记》三家注”。

进入宋代以后，除了单附《史记集解》的刻本之外，还有一些雕版印刷的《史记》，是在附有《集解》的同时，还把司马贞的《索隐》也一并散入其中；另外更有一并散入《索隐》和《正义》，也就是合刻三家注的印本。

这样兼附《索隐》或是还带有《正义》的《史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雕版印刷的，我完全没有做过功课。不过粗略看一下传世《史记》的各类版本，似乎还是可以了解其大致情形的。

清四库馆臣尝谓《史记》三家注“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四库提要》卷四五），但没有交代讲这话的具体依据是什么。检邵晋涵撰写的提要初稿，但谓三家注“其初各为一书，后人并附分注，以便检览”（邵晋涵《南江书录》之“史记”条），并未谈及其合刊为一书的时间，因而我很怀疑纪昀定稿时所做改窜，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可能太随意了，当不得真。

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的《史记》，用的是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的合刻三家注本。张元济先生为这个印本撰写跋文，提到一部清宫所藏嘉祐二年（1057）刻本。这是见于史籍著录的一部刻印年代最早的三家注本《史记》——它的刊刻年代，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要是多少了解一点中国古代这类著述存在形式的演化历史，特别是经书注疏与本文合刊的历史，就很容易明白，这个年份，不管怎么说都是很早的。因为本文与注疏文字的合刊，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

这部清宫旧藏的所谓嘉祐二年刻本《史记》，见于《天禄琳琅书目》的著录。具体地讲，它是被载录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四，给我们提供其刊刻年代信息的，是如下这些内容：

末卷载“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镂版”。前有刻书序，不著名氏，云“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求到善本，募工刊行”。

所谓“天禄琳琅”旧藏，现在很受一班藏书家追捧，其实从其藏品，到书目的撰述，都问题多多。其全部书目，由两部分构成：乾隆年间所纂为《天禄琳琅书目》，嘉庆初年续成者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

这两编书目是一班臣子奉敕所为。给主子当牛马，既不必像自己的事儿一样认真做，也不能拎不清情况去拂主子的兴致。人家主子不是拿珍本善本做学问，只是当作古董赏玩，“重在鉴藏”（《天禄琳琅书目》卷首《凡例》）；臣子们著录时所倚重者，也更多的是“前人评跋，名家印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末彭元瑞《天禄琳琅续编识语》）。所以《书目》中对藏家印记是一一罗列，不厌其详，而对版刻的考订甚至是对其基本事项的著录，却往往相当马虎。这一缺陷，《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体现得尤为突出。清末民初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列有专条，特地指出过这一点（《书林清话》卷一〇“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条）。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倒是与之颇为相像。

譬如张元济先生提到的这部《史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书名是“史记索隐”，可下面叙述的具体状况却是：“唐司马贞著。书一百三十卷。裴骃《集解序》，贞《补史记序》、《索隐序》二、《正义论例》、《谥法解》。”这《正义论例》《谥法解》都是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内容，此本若是包含有这些内容，就必属三家注合刻无疑，怎么能记作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呢？其间必有舛错。活儿干得这么糙，你还怎么敢相信它对版刻性质的判定呢？殊不知那些“前人评跋，名家印记”，恰恰是赝造者最好施以手脚的地方，那些“重在鉴藏”的玩家愿意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做学问的人却没必要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儿。

实际上稍加审度，就可以看到，这部书上题署的刻书信息，是相当怪异的。“建邑王氏世翰堂镂版”云云，自然会给人以建阳书坊刻书的感觉，但书坊雕印书籍通常并不附有刻书的序文，这部书既有“世翰堂”的牌记又带有刻书之序，而且所带序文还没有落款署名，此等情形是相当令人费解的。更为怪异的是“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求到善本，募工刊行”这一题记。首先，段子成“募工刊行”的说法同“世翰堂”书坊牌记两相冲突，有你没我，绝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部书上。还有“平阳道”在宋朝是一种什么样的行政建置，它又设在哪里，我读书少，百思不得其解。怪，实在是太怪了。只有世上从未有过而妄人赝造的古物才会如此怪异，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个东西。

那么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在当时的一般社会背景下来看看这一“嘉祐二年”刊刻的三家注本《史记》是否会存在。据记载，北宋这一时期的著名学者，同时也堪称大藏书家的宋敏求，曾“以刘伯庄《史记音义》、司马贞《索隐》、陈伯宣《注义》分注入太史公正史”（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编卷一六范镇撰《宋谏议敏求墓志》）。刘伯庄《史记音义》作于唐贞观年间，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与《史记索隐后序》，陈伯宣《史记注义》又称《史记注》，作于唐贞元年间，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这两部书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一样，都是唐人别出单行的著述。由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通行的《史记》，连《史记索隐》都还没有被散入太史公原书之中，又遑论合刻三家之注了。(www.xing528.com)

其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提到的这篇带有“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求到善本募工刊行”序文的《史记》，乃是蒙古中统二年（1261）刻本，唯此本仅附有裴骃《集解》和司马贞《索隐》，并没有张守节的《正义》，而这篇序文本来是有作者的，乃姓董名浦，系司职“校理”之人，并非“不著名氏”（说见清何元锡辑录《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一）。又平阳即金朝所谓“平水本”的刊刻之地，是金及蒙古时期北方最重要的刻书中心，在此刊刻《史记》的裴骃和司马贞二家注本，实在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此事又怎么可能同远在福建的“建邑王氏世翰堂”沾上关系？平阳和建安，一个是北方黄河以北的坊刻中心，另一个是南方武夷山以东的坊刻中心，要是能够连手同刻一部书籍，那真是整个中国古代版刻历史上的第一等重大事件了——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解析相关史事，足见“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镂版”这一牌记，必定出自贾人赝制。世上也绝不存在此等“嘉祐二年”合刻之三家注本《史记》。

昔叶德辉撰著《书林清话》，虽已心知所谓“嘉祐二年”三家注本并不可信，但却仍然相信《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是真实的情况，以为有过一部“建邑王氏世翰堂嘉祐二年刻《史记索隐》（《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条），即变易三家注为二家注，以相调停，所说亦谬不可从。唯贺次君先生推测“或系书贾以中统本蒙世翰堂本，挖去董浦序末之题目及年号，又妄增嘉祐二年王氏世翰堂刊本字样”（贺次君《史记书录》蒙古中统二年本“史记集解索隐”条），所说合情合理，实际的情况，只能如此。

较此“嘉祐二年”迟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还著录有两种北宋时期或南宋初年刊刻的合附三家旧注《史记》，一是所谓元祐椠本，二是绍兴三四年间石公宪刻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四），然而实际情况，都与之不符。或著录不实（如石公宪刻本“止有《集解》”），或奸人动过手脚，以明刻本伪充（《书林清话》卷一〇“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条。邵懿辰等《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正史类》“史记”条录缪荃孙语）。另外，清臣纂录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还讲述说，自“宋元丰刊本合三家之注为一，至今仍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五《正史类》“史记”条），但相关史籍特别是各藏家著录中见不到一丝一毫支撑其说的记载，这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姑且置之可也。

由现存宋本《史记》的情况，大致可以推断，兼附《集解》和《索隐》的二家注本《史记》，约略出现于南宋孝宗时期，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东塾刊本为其滥觞，而合刻三家注的《史记》则是在光宗绍熙、宁宗庆元年间由建安黄善夫书坊首开其端，都是由建阳书坊的书贾创行其事（案：兼附《集解》和《索隐》的二家注本在孝宗时期还另有一“杭州刻本”，曾被误称作“绍兴刻本”，今仅存残卷。据其版面所镌字数及刻工姓名，可知非书坊刻本。这一刻本与蔡梦弼本孰先孰后尚殊难断定，唯此本并未刻入司马贞给诸卷所撰“述赞”，而蔡梦弼本则已将其添补到每卷篇末，故即使此杭州刻本稍早刊出，由此仍可看出书坊刻本固有的衍繁增多的特色）。参看一下经学典籍经文与注疏合刊并行的历史，应当很容易理解，《史记》版本的这一演变历程是与之密切吻合的。

只要你悉心观察，世界上许多事儿都有其内在的机理和必然的逻辑。研究历史问题，固然首先要尽量把每一项具体的实证工作做得扎实可靠，但我们不能只是撅着屁股趴在地上看，在聚焦于眼前某一观察点之前，最好还是能够先环顾左右，看清观察对象所处的总体背景。因为这个总体背景，往往会决定每一个研究对象的很多性状。

这意味着《史记》先附入《集解》，继之附入《索隐》，最后附入《正义》的情况，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是传世版本容有缺失而造成的偶然现象。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想想邵晋涵所说《史记正义》与《五经正义》的联系，再对比一下诸经义疏散入经注的过程和张守节《正义》并入二家注本《史记》的情形，我想很多人都能够认同：其间怎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这么多闲话，讲来讲去，都不过是一些平淡如水的历史文献常识，可我做历史研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靠这种常识来说话。只恨自己常识知道得太少，也太不牢靠，而不会觉得多讲几句常识有什么丢人现眼的。

这不，我们看《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在著录宋版《史记》时，就因为对这些几乎尽人皆知的常识太不关心，从而造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谬误。

即使你以前对《史记》的版本形态一无所知，只要仔细看了我上面的介绍，也总能明白《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的基本情况；对比上面的说法之后，只要看上一眼，也能够准确分辨出哪个是哪个。可这本《图录》的编纂者们就是区分不开。

先看第0338号藏品，编纂者著录这是一部宋刻元明递修本《史记》，其撰著者为：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是一部附刻有《集解》和《索隐》的二家注本《史记》，可我们实际看到的印在《图录》当中的书影，却是如后页两帧。

这两帧书影，此前我在《由所谓“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一文中曾经引述过，因为它也曾被《图录》编纂者“挪用”（？）为“蜀大字本《史记》”，可是那个所谓“蜀大字本”是单附《集解》的本子，并没有兼附《索隐》。那么，这个版本到底是一部单附《集解》本，还是一部兼附《集解》《索隐》的二家注本呢？

版本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的笨学问，所以让我们还是用笨办法来比一下。下面这两帧书影（89页），是与《图录》上列两图直接对应的部分。

这两幅图，出自《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刻耿秉淳熙八年（1181）重修二家注本《史记》，其双行夹注中几处“《索隐》曰”云云正是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而这些都不见于前面列举的《图录》中那两帧书影。这说明《图录》实际著录的并不是二家注本《史记》，而是一种单附《集解》的本子，这真是硬把那张家的纱帽往李家人头顶上戴。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著录所谓二家注本《史记》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刻耿秉淳熙八年（1181）重修二家注本《史记》

编这么大一套书，这样的事儿，偶然出现一次，或许读者也能将就着接受，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同一册书中，没翻几页，就又一次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这就是其第0346号藏品，其书著录形式与前述0338号藏品相同，也是“［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具体的版本，乃是“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并“配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余94卷配其他两宋本”，可我们在《图录》中看到的四帧书影，却都是这样一个版本。

这是什么？稍习《史记》版本者一望可知，这是著名的北宋刻十四行单附《集解》本《史记》在南宋初年的复刻本。这同刚才提到的第0338号藏品的错谬性质相同，可以说，跟《图录》所标称的“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根本就不是同一部书，而如此选配书影，何以体现“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的版刻特点？当然仔细琢磨也大致能够琢磨出来，这些书影应该是配入书中那“其他两宋本”之一，但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我们看其第0339号藏品，著录的是：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著录所谓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著录宋刻元明递修单附《集解》本《史记》

这书虽是宋刻而有元明递修，却没有配本，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卷书，每一个页面都是这种单附《集解》的本子，可我们却在《图录》中看到了左面这样一帧书影：

这是司马贞替太史公补撰的《三皇本纪》和他自己给自己做的注释！裴骃是南朝刘宋时期的人，在他的《史记集解》中当然不会有唐人司马贞写下的这篇东西。

当然我们静下心来慢慢找寻缘由，可以看出这是宋人或元明递修者在刊刻单附《集解》本《史记》时，刻意添进去了司马贞这一篇补作，全书并没有附刻小司马的《索隐》。可这一点正是此本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版本价值所在，其间亦自有其文化因缘。对此，《图录》编纂者本应做出清楚的说明，给学术研究提供线索，以供学者们加以探讨。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实在无法理解这《图录》怎么把这部书编成这样，你总得在前面有个相应的说明吧？不然的话，看到这样的书影，岂不让大多数普通读者一头雾水？越看眼越乱。这真像是马戏团小丑变戏法的帽子——赶着戴：一个人，两只手，三顶帽子（高手也可能更多），翻飞起伏，赶上哪顶就戴到头上哪一顶。

2020年5月31日记

【附记】拙稿在敝人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推出后，蒙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曾纪刚先生留言相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四著录的所谓‘宋嘉祐二年’《史记索隐》，倒也不是蒙古刊本，实则明代正德年间建阳刘洪慎独斋刊本。这书里里外外作伪多多，裁书序、伪刊记、钤假印，连书皮都假冒‘金粟山藏经纸’。这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谨向曾纪刚先生致以由衷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