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版本谈》——一部好书影汇编，揭示了丰富藏书

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由所谓“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一文，其间谈到几句对近期新出《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的批评意见。

这是一套大型古籍善本图录，16大册。按照此书《凡例》的说法，它是“对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版古籍逐一著录并配以书影”，也就是第一次把中国大陆最大最好的一宗宋元本馆藏以代表性版刻影像的形式公之于世。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这么好的书影，而且《图录》的印制装帧还都挺漂亮，当然首先是很高兴的。刚一打开书，激动得心还怦怦跳。

要是没人编，也没人出，这些书影，像我这样的人，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帧影像，也是根本看不到的。因此，这套《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能够编印面世，不说令人感激涕零，也称得上是一件“喜大普奔”的大好事了。所有关心中国古代版刻的人，都应该对编纂者和出版者心生感激，我自然也不例外。

1978年11月，在我进入大学校园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我们七七级是在1978年春天入学的），上海古籍书店以所谓静电扫描的形式，制版印制过一部上海图书馆编《善本书影》。在说明其编纂缘起的《后记》里，这样写道：

为了实现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关于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指示，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下，编辑工作已迅速开展。通过实践，我们感到对于初次参加编目工作的同志，在版本著录方面，最好能提供实例，参证对比，有所借鉴。为此，从我馆藏书中选出宋、元、明、清刻本和抄、校、稿本共三十种，略具简说，汇编书影，以应急需。承上海古籍书店大力支持，复印成书。

1978年上海古籍书店印制上海图书馆编《善本书影》

“以应急需”这四个字已经把当时的急迫情形表曝得一清二楚。当时正在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这也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办法，是由各个公立图书馆自下而上逐级申报，可越往下越没人懂啥叫“古籍善本”。大家想想，直到今天中国很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此道还是两眼一抹黑，就很容易想象当时的情况。你说这事儿急不急，而且光是嘴说笔写还应不了这个急，得拿出个活生生的样子来让那些基层工作人员比着对着选书报书，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本《善本书影》。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为赶得实在是太急了，所以印制的方法就极为简率。看一看下面这页元刻初印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图片，就会一目了然。

拿右边那件当今的彩色印本来对比一下左边这件当年《善本书影》的页面，可见其印制效果距古书原貌差距实在悬远。真是聊胜于无。我实在不敢说这样的书影对那些只是在图书馆里看守着古籍书库的管理员能不能起到什么“借鉴”的作用。

我这样想，主要的原因，倒不是这本书影印制质量的低下，而是它的编选形式和文字说明同上述著述宗旨并不吻合。

虽然从来也没有向老辈请教过，但上海图书馆编制的这本书影无疑应当出自顾廷龙先生之手。书衣上的签条，显然是由他亲笔书写。印制这本馆藏善本图录是为了给全国各地图书馆申报善本书籍提供指导，那么凭啥要由上海图书馆来做这种指导全国的工作？因为顾廷龙先生是《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事实上的总编，而他的工作单位是上海图书馆。这本书影的内容，除了顾廷龙先生，我也想不到当时在上海图书馆还有什么人写得出来（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出自顾廷龙先生亲为，也必定须经其首肯方得印制发行）。

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左：据《善本书影》。右：据《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顾廷龙先生在中国古籍版本方面的造诣当然很高，是此道中人普遍敬重的学术权威，但我在这里所说的古籍版本造诣并不是基于现代学术意义的认识。放胆说句大不敬的话，我谈的顾廷龙先生这种高深造诣，实际上更多地是出自传统的古董家路数的评判。

顾廷龙先生如此，向上追溯到清代中期的黄丕烈一辈人物更不过如此，即按照清人洪亮吉的说法，究其实质，乃大略等同于掠贩家之流的“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其实按照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看，这种评价也明显言过其实）。若谓黄丕烈其人较诸此等掠贩家尚别有优胜之处，那也只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而已（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可这只要有钱有闲很多人都是能做得到的，并非黄丕烈的眼光学识有多少过人之处。顾廷龙先生可以说是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中国古籍版本的鉴藏工作，浸润其间日久，自有更深更广的见识，其学术成就和为中国古籍版本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都是令我们后辈永远景仰的。

然而我们若是转换一个角度，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审视顾廷龙先生做过的工作，就不能不为他感到惋惜。

尽管时间很紧，具体的工作任务十分急迫，可是，若是想通过这样的代表性版刻图录来对各个地方不明就里的古籍审辨申报人员予以有效的指导，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版刻中选取最典型，也就因而最富有代表性的刻本，将其印制出来，以供参照对比。

遗憾的是，这本《善本书影》在这方面做得却不够理想。以宋刻本为例，在全书总共三十帧书影中，选有宋刻本五种，而仅以这五种书籍来体现有宋一代版刻的主要特征，确实具有很大难度。不过唯其如此，才对图录编纂者的眼光和水平提出很高的挑战。

若是在今天由我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会按照自己对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体系的理解，首先在南宋的浙本和建本中各选一种；接着，在蜀本中先选取一种大字本，再选取一种十一行小字本；最后，再选取一种北方的金平水本。不过当时黄永年先生还没有以出书的形式来正式、公开地讲述自己的版本学见解，而除了他以外，学术界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对宋代版刻体系做出系统的归纳。

顾廷龙先生选的这五种宋刻本及其排列顺序是：（1）福建建阳书坊刻本《新编方舆胜览》；（2）所谓开禧元年赵不谫浚仪重刻本《金石录》；（3）浙江刻本《唐鉴》；（4）蜀刻大字本《元包经》；（5）浙江刻本《韵语阳秋》。

乍看起来，这样的安排好像也很周详，从南方，到北方，各地的版刻都列有代表性的书籍，可稍一仔细观察，则可以看到问题多多。下面我先从其中那两种浙江刻本，也就是所谓浙本说起。

一是在排列形式上应该有个章法，两部浙本应该前后靠着，紧挨在一起。在按照雕版地域排列宋本这一点上，赵万里先生先前出版的《中国版刻图录》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把同一地域的两部版刻并列在一处，当然会更便于读者比较揣摩其版刻特征，这也更符合这本图录的编纂目的。这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却也体现出编选者对宋代版刻的地域性特征缺乏足够的重视。

二是这两种具体书籍的选择，并不十分理想。

对比一下黄永年先生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也是在1978年，同样是为《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纂而指导那些图书馆司库入门选书，黄永年先生在陕西省召开的业务人员培训会议上，用几天时间赶写出四万多字的《古籍版本及其鉴别》讲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古籍版本学》中关于宋元版本的基本内容。当时黄永年先生即已清楚指出，宋浙本的基本版式特征是：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这是对绝大多数宋浙本的概括认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指出了个别一些书籍会有细黑口、双鱼尾和四周双边的情况。

若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来选编书影，那么在两帧宋浙本当中，至少应当选用一种最能体现绝大多数宋浙本版式的刻本——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可我们在《善本书影》中看到的这两帧宋浙本书影（由于《善本书影》的图像效果过差，下面的插图直接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唐鉴》和《韵语阳秋》），不管是范祖禹的《唐鉴》，还是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却都是顺行排列的双黑鱼尾，也就是所谓“顺鱼尾”，同时这两种书字迹的笔道也明显要比大多数浙本瘦削。显而易见，这两种书并不具备这部《善本书影》所迫切需要的典型性。

其实若是抛开这部书影所选用的页面不谈，直接去翻检原书，就会看到这个本子的《唐鉴》在版式上还有更为特殊的地方，即它的边框也同绝大多数宋浙本有很大区别——不仅有一些版面是四周双边，还有在各个时代所有刻本中都极为罕见的“上下双边”（上下两侧的边框为双边，左右两侧的边框仍是单边）的情况。

与其他地域系统的刻本相比，浙本系统的版刻数量最多，而总共就择取两部书籍编入图录，不能不说这种选法实在太缺乏代表性了。

另外，据近年编纂的《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可知，该馆相关人员又把《韵语阳秋》定作江西地区的刻本。虽然江西也属于黄永年先生划定的浙本系统，但由于其地东邻福建，一部分刻书受到建阳书坊的强烈影响，总的来说，是颇有自己独特的版刻地域特征的。这样一来，选择此书列入这本《善本书影》，就更不妥当了（只是殊为令人费解的是，《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的编纂者并没有告诉读者他们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善本书影》选录的《唐鉴》和《韵语阳秋》页面（图像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唐鉴》中的四周双边版面（左）和上下双边版面（右）

在编纂这本《善本书影》的时候，顾廷龙先生对宋代版刻的地域性问题是有所思考的，但必须郑重指出的是，上述这两种浙本的选择即已清楚显示他对古代版刻的地域特征缺乏清晰的认识，而且顾廷龙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没有具备科学的地域观念，即他并没有把书籍上梓的地点同这一地点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这也就意味着他没有能够像黄永年先生那样清楚界定宋浙本、蜀本、建本和金平水本等版刻类型的地域范围。

上述五种宋本书影中的第二种，是所谓开禧元年赵不谫浚仪重刻本《金石录》。关于这个“浚仪”，同样供职于上海图书馆的当代另一位古籍版本大专家潘景郑先生，尝谓或指今安徽寿县，或指今安徽亳县（见潘氏《著砚楼读书记》之“校宋本金石录”条）。但这两个地方被称作“浚仪”，都是东晋南朝侨设的县，同宋朝的赵家人扯不上关系。

宋人所言“浚仪”，在通常情况下指的都是北宋京城所在的地方，即开封府的倚郭县之一浚仪县。观顾廷龙先生讲到这个“浚仪”时未加任何特别的说明，只是记云“宋开禧元年赵不谫浚仪重刻本”，或谓“宁宗开禧元年，赵不谫重刻于浚仪”，而且通观上下文可知他是将此“浚仪”同福建、浙江和蜀地这些著名的刻书地点并举，因而也不应该是指东晋南朝那两个生僻的侨县。

可顾廷龙先生若是对“浚仪”这地名的内涵稍加思索，他自己一定也会很不解——宋室渡江南迁，就把京城开封撇给了金人，这位赵不谫怎么会为刻本书竟潜伏到旧日的京城里去了呢？即使是当传奇看，这也还是太过神奇、太不可思议了。

实际上我们若是追寻这一说法的源头则可以看到，它是源自赵不谫重刻此书时题写的这么一段跋语：

赵德父所著《金石录》，锓板于龙舒郡斋久矣，尚多脱误。兹幸假守，获睹其所亲抄于邦人张怀祖知县。既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安之志云。开禧改元上巳日，浚仪赵不谫师厚父。

所谓“浚仪赵不谫”云云，不过是标称其籍贯浚仪而已，这本是当时人惯常的用法。譬如南宋末著名学者王应麟，本来家居明州鄞县，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可他在著述上题署的名称，都是写作“浚仪王应麟伯厚甫”，就是因为王家祖上本是居住在浚仪县里。这哪里有一丝一毫在浚仪雕版印书的意思？(www.xing528.com)

在宋人王明清所著《挥麈录》的篇末，留有一段这位赵公的跋文，署云“庆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仪赵不谫师厚父”，这里的“昭武”乃是“邵武”之异名，盖即宋邵武军。因邵武其地本名昭武，晋武帝司马炎避乃父司马昭名讳才改写成这个样子（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四。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四《地部》下。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避讳改郡县名”条），而宋人叙事述及地名时喜用古称，故以“昭武”指称“邵武”。弘治《八闽通志》卷三五《秩官》载赵不谫于庆元间任职于邵武军，其于《挥麈录》篇末所署“庚申”乃庆元六年（1200），翌年宁宗改元嘉泰，又四年复改元开禧。因知庆元开禧年间正是赵不谫连任邵武军知军的时候（所谓“假守”是宋人对知府、知州、知军之类官职的代称）。邵武地处闽北，其东毗邻书坊林立的建阳，而且当地的雕版印刷业也颇具规模，赵氏于此重刻《金石录》，在雕版印刷方面自有地利之便。明此愈可知赵不谫重刻《金石录》，其事与赵宋旧京所在的浚仪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顾廷龙先生在《善本书影》中列出这个刻本，在版刻地域上是没有任何代表性的（南宋福建官刻本的版刻特征，总的来说是介于浙本与建阳坊刻本之间，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部《金石录》实际上就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龙舒郡斋初刻本，只不过是个后印的残本并被妄人动过一些手脚而已）。

我们若是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谈到的那一幅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的书影，与之对应的说明文字，先是标记其版刻属性为“元至元兴文署刻本”，继之复有具体解说云：

元兴文署成立于至元二十七年，刊刻诸经子史，以《通鉴》开端，版片至明代尚存。明正德、嘉靖间移入南京国子监，递经修补。此乃初印之本，通体无补版，殊属罕见。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龙山书堂刻本《挥麈录》

关于这个所谓元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实际情况，这里讲的可以说满篇皆误。对此，我另有专文《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做了很详细的阐述（刊《中国文化》2020年春季号），这里不再赘言。

不过关于这个所谓元兴文署本，王国维先生很早就做过专门的辨析，说见《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虽然还不够完善，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但在否定此本为元兴文署本这一点上，却堪称定论。王国维先生专门考辨传世基本文献版本的文章本来就不是很多，《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在这些文章中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辨明一个具体著述的具体版本，还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元朝初年的朝廷刻书和北方地区雕版印刷事业的问题，同时还牵涉到当时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今北京地区刻书的版刻特征等问题，诚可谓兹事体大。

若再考虑到这本《善本书影》对全国各地相关人员的指导意义，其选入元刻胡注本《通鉴》并做出这样的解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更为深重了。试看这一元刻胡注《通鉴》圆劲的颜体字，本是元代建阳书坊的标志性字体，若是将其定作元大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里的兴文署刻本，那会对各个图书馆审辨乃至向上申报字体相似的刻本产生什么影响？

基于这样一些情况，作为专门研究古籍版本的著名专家，顾廷龙先生竟然忽略了王国维先生的见解，其间的缘由是很耐人寻味的。在我看来，这主要牵涉到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以顾廷龙先生为代表的那一批专门从事古籍版本工作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颇为缺乏现代学术眼光的。

我在这里所说的古籍版本研究中的现代学术眼光，其发展脉络，是从王国维先生开始，他的学生赵万里将其继承。他们开始把中国古代版刻作为一项历史文化要素来加以研究，其特点一是关注古代版刻的整体性特征，二是关注构成古代版刻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赵万里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著出版的《中国版刻图录》，本来已经为全面揭示这两方面的基本状况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后来的研究者若是能够充分重视这一基础，就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各个具体刻书地点背后的区域性背景，并归纳总结出特定区域的版刻地理特征。

其实我们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像《善本书影》这样对于审辨具体古籍具有原则性指导意义的版刻图录，最好的编选办法，就是能够在这种区域共性的基础上，选择最能反映其共同特点的刻本。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正是由于没有能够清楚认识到古代版刻的这种区域特性，顾廷龙先生才没有能够择取更有代表性的书籍编入这本《善本书影》。

二是放开眼界，客观审视中国古籍版本研究的历史。我们应该看到，顾廷龙先生的个人身份同王国维、赵万里两位先生是有重大差别的，即顾廷龙先生终其一生都是在图书馆里从事古籍管理和研究工作，可以说除此之外并没有做过其他的文史研究。

这样的学术经历，使得顾廷龙先生有充分的精力专注于古籍版本目录的研究，这在很多人看来，对他的古籍版本研究而言是一项优势。事实上这也确实保障他能够浸润其中，摩挲揣摩，为中国古籍版本研究做出了诸多重大贡献。

但天底下不管什么事儿，都是有长就必有其短。由于人类历史活动的复杂性，我们研究远去的历史问题，在剖析某一特别事项的时候，往往会牵涉到许许多多相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既无法清楚测知，更无从特地准备，只能在日常的读书治学过程中，尽量拓宽视野，滋长情趣，各种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增多，并逐渐融会贯通。

这样，在遇到问题时，就能够随心所欲，需要什么知识就拿得出什么知识，就用得上什么知识。那些富有成就的前辈学者，不管其最主要的贡献是集中在哪一个学术领域，却几乎无不涉猎广泛，没有什么人是仅仅关注某一狭小的具体学科；要想解决那些重大疑难问题，尤其需要具备丰富的学识。

在这一点上，研究古籍版本问题也不例外。过去我研究明代所谓“铜活字本”问题，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在我之前，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有南京图书馆的古籍版本专家潘天祯先生，而他之所以能够提出与其他图书馆系统内专家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同其学术训练的基础具有直接关系。同大多数在图书馆里从事古籍版本研究的学者不同，潘天祯先生的出身，是跟随贺昌群先生研治秦汉史，这样就具备了从事一般文史研究的体会和经验，不再局促于古籍版本这一隅之地。

总括起来，我想说的意思是，古籍鉴藏工作的狭隘性和独特传承往往会使得局促于这一圈子之内的学者同文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产生严重的隔膜，而单纯盯着版本论版本，是与历史文献本身的复杂性相抵触的，从而很难发现古籍版本存在的问题；同时，这也使得很多古籍版本专家难以具备历史研究所需要的通贯性知识，导致其无法解决那些稍显复杂的版本问题。我想，前面我谈到的那些《善本书影》的疏失，就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事实。若是对比一下黄永年先生几乎与此同时讲述的对古籍版本的系统性认识，大家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这些看法。

上面我通过上海图书馆编印《善本书影》这个事例，说明了编制善本图录的困难及其原因。当然，虽说都是称作“书影”或者名之曰“图录”，实际上也是各有各的宗旨；哪怕并没有什么宗旨可言，那也是各有各的编法，不宜一概而论。

像上海图书馆这本《善本书影》，通过寥寥三十种书影来反映宋、元、明、清时期的刻本和抄、校、稿本，诚可谓选精拔萃，其难度之高，对编选者眼界和学识的考验确实有些太大（这有些像清朝乾嘉学者普遍看不起的编印名篇佳什的“选家”，其实要想编选得当又谈何容易，这是和考据之学不同的另一番道理），因而很多人或许以为像《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这样，只要是宋元刻本就无一遗漏地印出来，反正是棵菜就捡起来往篮子里放，这应该不管谁做都一样了吧？实际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实质性的认识基础若是没有改善，旧有的弊病也就难以清除。

在我看来，这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所存在的严重弊病，并不是个别书籍所著录的内容或是书影的选择不尽妥当的问题。做这么一大套书，涵盖范围这么广，不管是由谁来做，不管是多么认真地做，都会留下一些瑕疵，这也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但这部《图录》不仅具体内容出现了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疏误（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错谬），更在整个编纂体例上有着诸多缺陷——主要是《图录》所著录的事项，在版刻时代、版式特征和图像说明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疏漏。

在版刻时代方面，对那些缺乏具体刊刻年代的书籍，《图录》乃仅著录其为宋刻或是元刻。这样的做法，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像第0755号藏品傅增湘旧藏文中子《中说》，又如第0500号藏品明晋藩旧藏《资治通鉴》残本，等等，这样一些书籍都曾被定作北宋时期的刻本，即使《图录》编纂者不肯认同此等旧说，我想最好也还是能够注明前人有过的正反两方面看法，以供阅览者参考。

北宋刻本，除佛经之外，存世极鲜，大多都在日本，留存于国内的北宋所刊四部书籍尤其罕见，因而对像上述《中说》和《通鉴》这样的书籍理应慎重对待。这是因为准确判别其究竟是属于北宋还是南宋，并不十分容易；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书籍，究竟是北宋刻本还是南宋刻本，在我看来，现在还真不好说。窃以为即使《图录》编纂者对自己的认识足够自信，那也应该多给读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间。这样做，终归是有益无害的。

傅增湘旧藏文中子《中说》（据《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部《图录》对待赵家的产品，并非南北不分，稀里糊涂地随便贴上个“宋”字标签就得。譬如，其第1503号藏品周叔弢旧藏《文选》和第1299号藏品傅增湘旧藏《范文正公文集》，就都被清清楚楚地著录为北宋刻本。既然如此，按照正常的逻辑，《图录》中那些徒称“宋刻”的书籍就只能是指南宋刻本。不然的话，书前的《凡例》里又不做说明，那让我们这些读者对这一个“宋”字还能怎么猜想呢？

刻工姓名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每个版面的字数注记，是宋元版刻的一项重要版式特征，其或有或无，直接关系到版刻的属性，即一部书是属于官刻、家刻抑或坊刻。这一点，大家读过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就会有清楚的了解。过去一些内容比较全面的中国古籍版刻图录，不拘中外，都会清楚注明这一内容。例如日本的《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神田鬯盦博士寄赠图书善本书影》，中国书店吴希贤先生编著的《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等等，都是这样。特别是如上所述，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地揭示了刻工姓名所昭示的历史内涵，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竟然能对刻工姓名和版面字数的有无略无标注（由于原书版心破损和照相制版未能清楚摄取相关位置等原因，有时在《图录》的图像上无法清楚判断某部书籍是否镌记刻工姓名等内容；有的书籍还不是在每一个版面上都有刻工姓名和版面字数，只是镌记于个别一些版面。所以我列举的那些好的古籍图录，才会在书影的画面之外再做出文字的说明），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这部《图录》的使用价值，实在是一项重大疏失。

傅增湘旧藏《范文正公文集》（据《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

宋元古本上镌记的刻工姓名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是工匠淘气而留下的“到此一游”式的标注，而是一种责任制的体现，是官府雇用工匠作器时“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传统规矩。《礼记》记载，依据这个姓名去追查，就可以做到一旦“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礼记·月令》）。反过来，若是没有这样的标记，就像眼前这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一大伙人，七手八脚地来干活儿，可具体哪一部书是由谁来选择书影、谁来撰写说明的文字，竟完全没有标注，从头到尾都是一笔糊涂账，读者也就无从追究应该由谁来对每一种书所著录的内容负责。

回顾一下在黄永年先生之前的研究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年赵万里编著《中国版刻图录》就没有逐一著录刻工姓名的有无，只是在需要利用工匠的名字来推断书籍的版刻年代时才会提及这些注记。所以，《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缺而不载这项内容，也可以说是在沿用其自家的一种习惯做法，而丝毫没有留意版本学研究的重大进展并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做法。

在图像说明方面，一部真心想让读者看并且也确实合用的图录，理应对每一帧图像做出相应的文字说明。假若所印图像属于同一种类，性质完全相同，当然可以在前面做一总的解说。可若是选取两幅以上的图像，而这些图像又可能具有（或并不具有）不同的性质，包括后来不同时代的补版、抄配和后人钤盖的注记等，并且编纂者在《凡例》里还特意说了是想要“酌情反映书中抄配补版”情形，这样也就必须对读者做出清楚的交代。可像现在这样，在《图录》的每一帧书影下面竟都不著一字，编纂者到底想让读者怎么琢磨着看呢？

若是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待版刻史研究，宋元刻本中这些不同年代的补版，正是体现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理当予以清楚的体现。可如上所述，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图录》当中对此竟然没有一个字的说明。那么究竟哪一个版面是原版，哪一个版面是补版，难道确实是想让读者做猜猜看的游戏不成！

在大的编纂体例上出现这么严重的差错，若是从学术角度追究其原因，就只能回到我在分析顾廷龙先生所编《善本书影》时谈到的缺乏现代学术眼光和通贯学识这两点上来。《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在著录和说明宋元版刻时文字如此吝啬，如此模糊不清，可在介绍藏家印章时却是津津乐道，一尽其详，殊不知这些藏家印章同版刻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关联，对古籍版本实质内容的研究几乎毫无价值。《图录》的编纂者舍彼取此，究其实质，不过传统藏书家的古董路数而已（不是不该著录这些内容，但两相权衡，孰轻孰重，用什么标准来把握，就是一个学术眼光高低的问题）。当年顾廷龙先生编选《善本书影》，未能充分注重版刻的代表性而特别关注古籍的稀有性，实质上也同样是一种古董家路数。像我提到的这几点问题，若是具备了相应的现代学术眼光和比较通贯的学识，本来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看起来要想编出一部好书影，并不是库里有好书就能行。

最后，再举述一个形象的事项，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的这些想法——在这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中，还有一个几乎同《善本书影》中的“浚仪赵不谫”一模一样的谬误，即编纂者误把刻书人的籍贯当作了书籍上梓的地点。不过来日方长，这样具体的事例，还是等我闲暇时再慢慢一个一个地讲。

2020年5月14日晚记

【附记】本文在敝人微信公众号上公布后，蒙友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孟刚先生告知，上海图书馆编制的《善本书影》，并非顾廷龙先生直接编纂，而是在顾廷龙先生的“提议、指导下”编辑而成，具体的文字说明，“为潘景郑、沈津所写，书名为（顾廷龙）先生拟定，书签亦为先生所书”。说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不过由此具体纂录过程可以推知，其选书宗旨、纂录体例必由顾廷龙先生确定，说明文字仅区区5页，全书也不过30多页，所有的内容也必经顾廷龙先生审定而付印，所以体现的仍是顾廷龙先生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