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要区分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有何不同,似乎是件无聊的事。毕竟,不论哪个人文主义教派,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有巨大的差异。相较之下,不同人文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别简直微不足道。只要我们都同意上帝已死、只有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人类体验到底是一律平等还是有某些比较优越,真有那么重要吗?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征服世界,这些原本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骤然引发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场宗教战争。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正统教派的自由主义仍然对自己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只要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随心而行,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虽然世界仍然受制于传统的阶层结构、蒙昧主义的宗教以及残酷无情的帝国,要彻底摆脱它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每过10年,都会出现新的自由和成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地球上创造天堂。1914年6月,原本日子还过得平静而幸福,自由主义者觉得历史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等到1914年圣诞节,在连绵的战火下,自由主义者已经几乎得了炮弹休克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套思想同时遭到左右夹攻。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树叶,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和特权。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谈什么居住自由?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又有什么学习自由?如果连车都买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就说,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而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于是同一阶级的成员各自独立,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于是,自由主义让不平等永无止境,使大众走向贫困,让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义先挨了左边来的这一拳,已经步履蹒跚,但进化人文主义又从右边袭来。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妨碍了自然选择,造成人类退化。他们提出警告,如果认定所有人价值相同、生育机会相同,自然选择就无法运作。身为最适者的那些人无法继续进化成超人,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没,人类终将灭绝。
于是,从1914年到1989年,三种人文主义流派掀起了一场凶残的信仰之战,自由主义节节败退,而且自由主义核心思想这时看来不仅太过天真,甚至可能非常危险。只要让每个人都有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瞧瞧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从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自由主义同盟国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1940年,德国GDP为3.87亿美元,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为6.31亿美元(英、法、荷、比等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让同盟国挨了一记决定性重击。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才免遭同样的命运。13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才终于打败德国。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相较之下,英美则是各50万人。能够打败纳粹主义,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而至少在短期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却成了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一,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到1949年,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热切地将眼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画上等号。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体。1956年,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不论你们喜不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持同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方大学里成为辱骂对象。激进左派运动致力破坏自由秩序,让北美和西欧社会的动荡不断加剧。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达到高峰。有恶名昭彰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 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队杀害数十名学生。也有所谓的朱利亚峡谷街战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学生在罗马与意大利警方发生冲突。至于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也在100多个美国城市引发暴动抗议。该年5月,学生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戴高乐总统逃到位于德国的法国军事基地,至于法国的有钱人则是在床上颤抖,做着断头台的噩梦。(www.xing528.com)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就算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距离,而与苏联亲近。
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很快,社会主义便夺下南越、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手中。两周后,全球人民看着电视,看到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胡志明市)大使馆的屋顶撤走最后一批美国人。许多人都认定,美国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就在大家还来不及说出“骨牌效应”这个词之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看起来,全球最大的民主政体也正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图38 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撤离情形14
自由民主看起来越来越像老年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属俱乐部,已经无法对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对自己国家的青年有任何贡献。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大多数盟友却都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巴西的盖泽尔将军)。
虽然西方得到诸多国王和将军的支持,但在军事上,华沙公约组织的数量优势仍然远超北约组织。光是想在常规军备达到平衡,西方国家就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成为永久处于战备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最后西方国家靠着核武器,才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自由民主。北约实行“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原则,就算苏联发动的是传统攻击,也会遭到北约发动全面核武响应。自由主义国家提出威胁:“如果攻击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躲在这个恐怖而荒谬的盾牌背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守住了最后的堡垒,西方继续享受着性、摇滚乐,以及洗衣机、电视和冰箱。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也不会有物资充盈的超市。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有了核武器,似乎未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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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切都改变了。自由民主从历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抖了抖身子,接着征服了世界。事实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古拉格劳改营。这场闪电战始于南欧,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崩溃,让位给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紧急状态,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韩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浪潮化为一波十足的海啸,冲垮了强大的苏联,让人对于眼前的历史终局怀有更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失败和挫折,自由主义在冷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千疮百孔,还是成了这场人文主义信仰战争最后的赢家。
随着苏联解体,自由民主政体不仅取代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取代了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冷战胜利形成一股新动力,将自由主义模式传向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虽然也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实验彻底失败,但成功案例的数量已足以令人叹服。比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虽然曾由军事强人统治数十年,但现在都以民主政体运作。
如果有个自由主义者在1914年6月沉沉睡去,直到2014年6月才醒来,大概还会觉得十分自在。我们再一次相信,只要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就像绕了一个大弯。回到1914年的春天,人类在自由主义这条公路上狂奔,却转错了弯,进了死路。过了80年,经历三次骇人的全球战争,我们才终于回到公路上。当然,这几十年并不是全然浪费,我们还是得到了抗生素、原子能、计算机,还有女权主义、去殖民主义,以及性解放。此外,自由主义本身在体验中受伤之后,也不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自负。它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竞争对手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特别承诺向大众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服务。但惊人的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几乎没有改变,仍然尊重个人自由,也仍然坚信选民最清楚、顾客永远是对的。在21世纪早期,这也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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