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汉代中国贱金属货币的优势导致了比富含贵金属的罗马帝国更低水平的(基于金属的)经济货币化？[285]根据《汉书》的记载，汉代政府自公元前112年至西汉王朝末期发行了超过280亿枚五铢钱，平均每年2亿3千万枚。后来唐代年产3亿2千7百万青铜硬币和北宋建国后的第一个世纪内这年产8亿至13亿的数据，很好地强化了汉代数据的可靠性。[286]目前还不清楚发行五铢钱以前的钱币在西汉时期以及之后的使用是个什么规模:虽然似乎不大可能西汉早期甚至秦代发行的半两钱已经在流通中彻底消失，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它们占了占资金储备总额的很大一部分。[287]只有对所有已知的汉代货币作出详尽的分析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五铢钱的储备会有自然损耗和其他形式的消耗。虽然这一进程的规模难以量化，五铢钱币的损失和继续使用早期货币会向相反的方向推动货币存量总额，产生一些未知程度的相互抵消。一些思考帮助我们划定合理的界限。现代材料显示20世纪早期英国低价值贱金属硬币(便士)每年损耗率为0.7%—1%，相反估计早期贵金属银币每年的损耗率为非常戏剧性的0.125%—7.7%。[288]在以每年0.7%的损失率和粗略推算的每年的铸造率，280亿五铢钱的1/3应该已经在公元1世纪开始时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说，有100亿汉半两钱早于公元前110年代被铸造出来——随后的年平均产量的一半——其中的2/3到西汉王朝结束时也已经不存在了，假如每年的流失率有如此之高，共需要“混合”储备220亿枚硬币。相比较而言，如果假设为更低的每年0.3%的损耗率——可能并不真实——将五铢钱以前的钱币将储备两倍之多，最终于1世纪初总计有230亿五铢钱和120亿更早的钱币，总计350亿钱币的储备。这说明，很难想象总西汉时期末的货币存量会低于200亿或多过300亿青铜硬币。如果前五铢钱的硬币成功地废止使用，我们估计会接近这个范围的下限。如前所述，考古记录更倾向于支持较低的总数。当然，用于货币目的的黄金和白银的总数并不可知。诚如上文所述，文献提到900000斤——或约225吨黄金，如果所有这些确实都真的是黄金的话——从西汉到王莽时期囤积了600000斤或约150吨黄金价值是不确定的，无论如何不能用来估计此一时期黄金储备的总量。[289]汉朝相对缺少黄金储备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货币化的黄金储备较罗马帝国要少。如果我们推测汉代黄金货币的数量是罗马黄金铸币的一半，结果220—440吨的总量可能是价值从90到370亿不等的现金单位。[290]值得注意的是，对黄金钱币更高的估计可能意味着黄金而非青铜主导着汉代的货币体系，而这似乎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及后期中国历史上的证据。鉴于银在西汉时期的非常低调，这种金属不会对货币供应作出重要贡献。这些粗略的推论表明，到西汉末年所有的黄金、白银和青铜钱币的价值总和应在300至700亿钱之间。考虑到上限的青铜硬币的数量和黄金货币的数量猜测基于假设了有可能通胀的结果，实际为400或500亿的总量似乎更为可信。[291]转换成相当的粮食，300至700亿的货币储备可以对应到60至280亿升谷物，而保守的估计400到500亿的现金单位会转换为80到200亿升谷物。[292]
利用在特定的规则下的硬币输出的估计数，并允许耗损，理查德·邓肯—琼斯(Richard Duncan-Jones)试图推断出在公元160年代罗马帝国流通的贵重金属总量。他的推测计算表明存在大约900吨黄金和5800吨白银的铸造货币存量。加上贱金属货币，所有钱币的价值总量大约会达到200亿塞斯特斯。[293]换算成谷物，大概可以对应到450至900亿升。[294]然而，尽管邓肯—琼斯相信罗马的流动性水平普遍很低，比较证据表明，他自己估计暗示的货币存量的大小实际上从历史标准来看是非常高的:可能大致接近帝国每年的GDP总值，反之，在18世纪晚期经济更加发达的荷兰共和国，据估算其钱币供应要少于其每年的GNP。[295]邓肯—琼斯的货币学基础推断也值得批评。[296]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必须考虑到罗马帝国的钱储备明显少于推算。与此同时，综合考虑罗马时期每年黄金和白银铸造的合理产量并不支持更加温和的整体储备的说法:原则上，每年十几吨黄金和几十吨白银的产量就足以支撑邓肯—琼斯所设想的大规模贵金属储备。[297]而且，只要囤积固定的可用资产的很大份额，相对GDP而言很大的钱币储备不一定转化为高水平的流动性，这种情况可能在罗马帝国已经发生了。保守地估计，总的钱币储备价值100至200亿塞斯特斯，可以换算成220至900亿升谷物。由于证据不足，我估计汉朝和罗马的货币储备受到四五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但是，尽管这些需考虑的变化的边界并不确定，就连汉代中国货币储备最大范围的估算约等于60至280亿升谷物，也几乎与罗马帝国更高220至900亿升没有重叠之处。更保守的猜测，汉代中国为80至200亿升，罗马帝国为300至400亿升，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更少。[298]恕我直言，我的结论是，由于在欧亚大陆西部的黄金和银硬币的主导地位，且据文献记载两个区域谷物与金属的相对价值不同，罗马帝国取得了比中国更高的货币化水平。
这一结论基于金属储备和他们用谷物表示的实际价值的比较。不过，非金属货币媒介同样需要考虑。在汉帝国，织物，尤其是丝绸成为了钱币和金属锭的补充。最早为人们所知的规范化单位是前帝国时代的秦国晚期以来的布，即一块长8尺宽2尺5寸(188x 58.5cm)，价值11枚半两钱。它们用于罚金的时候表达为如下一组数字——诸如110、220、1100或2200钱——意味着这些款项已经用布而非钱币征收。[299]到了汉代，2尺2寸宽，5丈长(51.7× 1175cm)成为了标准尺寸。在整个汉代丝绸始终是盛行的赏赐品，而作货币使用的织物通常存在于王朝不稳定的时期，诸如王莽统治下的最后时段，或者后来的晋朝、大分裂时期以及晚唐。[300]此外，在居延汉简中提到了以“禄用帛”和“禄布”形式的支付。[301]
无法明确货币化的织物对整个货币供应体系有多少贡献。不过，认识到布钱对于消弭汉代和罗马帝国货币储备上的差距至关重要，这一定与所有种类的金属钱币组成一样丰富。[302]这些材料显然没有传递出这种情况在稳定时期，如西汉时期的大部分存在的印象。按此，非金属的货币媒介势必有助于中国的货币供应，很有可能它们会抵消欧亚大陆东西方金属储备的不平衡。[303]
另外，罗马的钱币供应同样由非金属支付手段推动。近期以来学者已经关注到信用货币在罗马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精英圈子中的大规模交易和长距离贸易中。[304]汉帝国的类似安排的性质仍不清楚。到了唐宋时代，青铜硬币短缺造成通货紧缩的价格下跌，这不得不引入货币汇兑和收款清单来抵消。这些改革在金属储备之外扩大了货币供应。然而，唐代之前的任何时期的历史记录中，都不存在可资比较的安排的记载。[305]钱币汇兑被称为“飞钱”或后来最早见于公元800年左右的“便换”。[306]纸质钱币最早出现只能追溯到公元10世纪。[307]据此，关于汉商人和银行家信用货币的使用，没有好的理由支持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会比罗马同行具有更为庞大的规模。非金属货币媒介的使用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总体结论:货币化水平——在总值和人均两方面——在罗马帝国在鼎盛时期大大超过汉帝国的等效时期。
诚如上文所论，货币供应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流动性的情况。关于货币流通程度的一个更好的想法可以通过上述对估计预算要求的比较获得。汉代中国的情况中，研究约公元前10年来自东海郡的官方文献可获得对财政系统的运作独特的洞见。其中的一份文献记载说，26.6万户中有140万名居民一年中向政府提供了2亿6700万现金的收入和粮食50.7万石(1000万升)。[308]鉴于东海郡大约占当时帝国的人口1/40，且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合理的“平均”的郡，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既不是位于首都地区或高度发达的中原也不是处于特别边塞的位置，因此可以说其在总体经济发展方面完全具有代表性，从收入报告进行简单地推断可知，每年的总收入大约100到110亿的现金和4亿公升的粮食，价值10或20亿钱。我将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讨论，支持帝国这个数量级预算的若干指标。[309]除非东海郡的条件非常反常，否则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应是现金而非其他。[310]每年100亿的现金支付要求所有货币的30%—50%参与流通。我们不知道黄金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代替现钱:然而，除了在相对较小的顶级贵族阶层之外(见上文第4.2节)，文献中没有关于用黄金支付税款的记载。如果既定所有税款的1/3通过贵金属的形式征收，全部青铜硬币中的20%，或接近30%不得不每年倒手，以满足国家的需求。看来，国家及其臣民之间资产的流动是汉代货币的一个关键功能。
有关北宋时期金融系统的两个相互竞争的模型有助于摆正估算的位置。在11世纪，根据宮沢知之的“财政流通”模型，他认为，帝国的青铜货币首先是作为国家的储蓄和国际收支的媒介，每年约有铸造货币存量的1/4用于纳税，1/10用于商业贸易，而剩余的绝大部分有政府贮藏。相反，更聪明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设想每年税费相当于货币存量总额的1/6，商业交换的范围更大(接近1/2)，而国家贮藏更少(大约1/ 7)。[311]而后者可能更好地为宋朝本身的材料所支持，置于早期帝国货币体系中的汉朝的数据，更接近宮沢的重建。据记载，公元前1世纪后半段政府贮藏了83亿现金，大致符合占不超过包括贵金属的整体货币存量1/6或1/5，或所有货币的30%—40%，这意味着宫沢和高二人极端立场的折衷。[312]还有，据说汉武帝有能力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分发200吨的黄金或与之等额的钱币，而传说中的王莽囤积黄金的规模似乎再次契合了宮沢的观点(见上文第4.2节)。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审议。这里重要的是，这些重建表明汉朝国家每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代表了其钱币储藏总额的很大一部分，这个观点本身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
最近关于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财政预算收入的估算值大约为10亿塞斯特斯。[313]毫无疑问，并非所有这些收入都是以现金的方式征集的。[314]但是，就算我们采用每年10亿塞斯特斯在硬币的收入流的简单假设，这一数额不会超过铸造货币存量的10%。允许估算实物和/或造币量超过100亿塞斯特斯——它的实际份额仍然可能是较小的。用谷物来衡量，公元前1世纪汉朝和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每年的税收大体上非常接近:前者为20至60亿升，后者为20至45亿升(这个数值随后迅速增加，为之我们需要加上市政税收，而这在汉代并不存在对应。)鉴于类似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同样大小的人口规模，这种契合是完全合理的。同时，除非我上面的金属总库存的估计很不靠谱，否则罗马帝国较之汉朝政府明显更加货币化，且可以有更多的硬币用于商业交流或囤积。鉴于因罗马时期的大众市场大幅涌现的地中海贸易和生产和精英阶层财富的增长这两个与汉代并不相同的方面，商业和精英贮藏都很可能为罗马帝国吸收了更多的货币储备。[315]这就提出了关于汉和罗马经济的性质的重要问题，但这这远远超出了本论的研究范围，且要求更系统的考察。[316]
【注释】
[1] 从材料上说，在中国古代传统中货币政策事务比罗马更为突出:相关的文献和讨论，参见 Swann 1950and Hu 1988: chs.1—12(China)， 并可参比Nicolet 1971、1984以及最近面试的 Wolters 1999: 350—71(Rome).
[2] 例如Maresch 1996; von Reden 2007.
[3] Thierry 2003b: 25.
[4] 参见例如Thierry 2001b: 118—19.不过，Li 2006认为西周中期之前的玛瑙贝没有成为一个价值标准。Peng and Zhu 1995: 9—12讨论了玛瑙贝使用的地理分布:从殷商到春秋早期使用高峰在黄河流域，战国时期在中原，最后结束于在秦汉。
[5] 参见 Li 2006: 7， 11， 17—18.
[6] Thierry 1997: 46—48， 此中涉及了这个时代墓葬中发现的超过27000个标本。
[7] Yang 2004: 305—12.
[8] Wang1951;Thierry1997: 49—65， 89—102; Peng 2000: 33—117.
[9]参见Thierry 1997: 194—97， 202—37编目部分。战国流通的货币大部分是小铁锹硬币:前引89.
[10] Peng 2000: 183—207.
[11] Thierry 1997: 83—88.以玉盘为模型:Wang 2004: 11;并参考Thierry 1997: 84.(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展示的数量众多的璧少有大过大型青铜硬币者。)魏国、韩国和赵国的早期硬币保留了像玉盘那样的圆孔，而燕国、齐国和秦国则选择了方孔。
[12] Thierry 1997: 165—75.公元前336年，周在币制问题上对秦表示了赞许，这标志着秦在币制方面的第一次变革，不过这是一个现代人的推测:Peng 1994: 76， n.2; Thierry 1997: 173.官员商鞅的改革，参见Li 1977.Thierry 1997: 173—75，其中辨别了七种不同类型的秦半两钱。最早的半两钱(约在前370—前340年代？)既大又重(一般接近10克)并有更加古朴的圆孔。最多见的规格(7—10克)可能是从商鞅时代开始使用的。考古材料显示从战国末期开始更轻的钱币开始占据了主导。
[13] 见下文第4.1节Thierry 1997: 143强调了该系统的不同特点。
[14] Wei and Fang 1997讨论了当地的微缩版仿玛瑙贝，名字叫作“蚁鼻钱”。被发现的这种钱币数量巨大，是楚国的主要货币，但是直到战国时期后段才开始普及，而且真正的玛瑙贝的使用仍然主导了这时期。Peng 2000: 150同样把蚁鼻钱的时代定在公元前330—223年。也可参见Thierry 1997: 143—46.
[15] 《汉书》卷24下: 2a—b in Swann 1950: 225—28; 参考Peng 1994: 91—92.
[16] 《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3.71， von Glahn 1996: 33.并参见前注中所引的段落，以及Hu 1988: 133—38.
[17] 1988: 133—38.Peng 2000: 155—61.Thierry 1997: 172说明半两钱的传播与秦帝国的扩张相伴随。但是， 即便是在秦，陪臣和统治家族成员发行货币也是被允许的:Thierry 2003a: 24.
[18] Peng 1994: 87;而Lewis 1999: 374—75， n.53涉及了谷物工资。
[19] Hulsewé 1985a 翻译和评论了睡虎地出土文献。另可参见Hulsewé 1985b: 227—29; Thierry 1993: 3—4， 1997: 168—70.
[20] Hulsewé 1985a: 52.
[21] Contra Thierry 1983; 2001b: 126—33.
[22] Thierry 1997: 170and 2001b: 129—30.
[23] Thierry1997:171.
[24] 关于在陕西发现的645枚半两钱，参见Tierry 1997: 172，其中的5%是常规的，14%过重，还有81%则过轻。
[25] Bodde 1986; Fu 1996.
[26] Swann 1950: 228， n.386.
[27] 参见Peng 2000: 175—79.
[28] 见He 1996.
[29] Thierry 2003a: 21.
[30] 《汉书》卷24下: 3a， 硬币的重量标准设定为三铢(约1.95克);参见:Peng 1994: 102.
[31] 有如《汉书》卷24下: 3a 所述。
[32] Thierry 2003a: 21， 27强调了这个问题。
[33] Swann 1950: 378; Peng 1994: 102.See Thierry 2003a: 28for continuity.
[34]参见Thierry 2003a: 28—29.
[35] Peng 1994: 102.
[36] 《汉书》卷24下: 3b.Thierry 2003a: 29设计了在被认定为公元前167年的墓葬中找到的 100枚重2.7—3.3g 之间的硬币，它们可以体现出新的币制标准。
[37] 据Thierry 2003a: 163—71，注33中的半两钱年代在公元前179—118年，平均2.6克或将近 4铢。
[38] 《汉书》卷24下: 3b—5b， 见Swann 1950: 233—39.
[39] 这在《汉书》中是一种常见且无疑很大程度上神奇的论调。
[40]Gale 1931: 29; Peng 1994: 176.在这段文字中，这个观点被用来反对国家对铸币的垄断(这样允许铸币官员欺诈以操纵硬币质量？);但是很明显文中为私人铸钱提出了更多理由，而且作者奇怪地认为人民在以往允许多种货币流通的时代是“幸福”的。
[41] 见《汉书》卷24下: 5b，这回到了《管子》的传统(见前引)。
[42] 《盐铁论·错币》，Gale 1931: 28—29; Peng 1994: 176.
[43] 《汉书·贾谊传》，见Peng 1994: 177.
[44] 《汉书》卷24下: 5b—6.a.
[45] Emmerich 2002.
[46] Thierry 2003a: 29.
[47] Swann 1950: 379.
[48]相关文献参见Barfield 1989: 54—59; Di Cosmo 2002: 206—52; Chang 2007: 67—134; 武帝统治期的概况参见Lelièvre 2001。
[49] 参见Peng 1994: 103， n.3.
[50] Peng 1994: 105—6， 152; Thierry 2003a: 31—32.
[51] Thierry 2003a: 31引述了1990年在陕西长兴镇发现的1个圆形龙币、3个方形马币和1个椭圆形的龟币。它们的重量为118.5克、21克和15克，大致上其面值成比例，其中银的含量只有约6%，还有40%的铅和38%的锡。更有甚者，另有300多个圆形的龙币发现于其他的地点。它们的设计方案可能借自巴克特里亚(Greco-Bactrian)(前引32).
[52] 《汉书》卷24下: 13a; Peng 1994: 153.
[53] 具体的时间不确定，参见:Swann 1950: 384; Peng 1994: 153， n.5.
[54] 司马迁被皇帝实施了宫刑，这影响到了他对武帝行为与后果的判断这一点已为人所共知。 关于司马迁的一般情况，参见Durrant 1995and Hardy 1999.
[55] 《汉书》卷24下: 14a.
[56] 参考Peng 1994: 106; Thierry 2003a: 34—35.
[57] 《汉书》卷24下: 14a.
[58] Wagner 2001; Peng 1994: 153—54.
[59] Peng 1994: 117; Thierry 2003b: 56.115:: Thierry 2003a:公元前年硬币边缘的锉工参见36—37.
[60] 《汉书》卷24下: 19b.
[61] 这种效率纵然很高，与年产3亿2700万硬币相一致，但与北宋青铜钱币的生产规模比较则相形见绌:参见下文第9.1节汉代还有其他地方发行青铜硬币，包括西南中国一处与富含铜矿相近的地点:Jiang 1999.关于长安城造币厂精确位置的讨论，参见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4.2—3， 2001: 287—88.
[62] 参见下文的第8节，特别是fig.4.
[63] 《盐铁论·错币》，据van Glahn 1996: 36.
[64] 关于王莽事迹的一般性介绍，参见Thomsen 1988.
[65] 相关细节的讨论，参见Dubs 1955: 507—18; Thomsen 1988: 88—90， 117—24; Peng 1994: 110—14， 157—59; Ehrend 2000; Thierry 2003a: 41—47.
[66] 镶嵌了黄金并没有减低其被高估的程度:即便整个硬币都由黄金铸成，它也还是具有了较之其本身重量2—4倍的面值。(有关黄金的市值，参考下面的第4.2节。)
[67] 《汉书》卷99上: 30a.
[68] 参见Peng 1994: 158.
[69] 参见Thomsen 1988: 119.
[70] 《汉书》卷99B: 7b.
[71] 《汉书》卷99B: 9a.
[72] 《汉书》卷99B: 14b.
[73] 《汉书》卷99B: 9a.
[74] Dubs 1955: 491.
[75] Thierry 2003a: 44.关于王莽时期的东亚中部是否存在(圆形，而没有铲形的)钱币，亦可参考Wang 2004: 28.
[76] 《汉书》卷99B: 15a.
[77] 中国传统的史学家一般坚持对王莽朝历史描述的准确性(参见Thomsen 1988: 9—14的研究)，尽管他们是在后汉王朝被组织起来的。Thierry 2003a: 42则对此提出了质疑。
[78] 《汉书》卷24B: 21b.这个诏书特别难以与大量铲币的继续存在相协调。
[79] 《汉书》卷24B: 25b.
[80] Peng 1994: 159.
[81]参见Thomsen 1988: 90， 105—8.
[82]这种币形一般来说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中叶:Thierry 2003a: 44.53枚此种硬币的标本 (前引194—98) 平均重量2.63克，低于西汉的标准，但是相当接近东汉五铢约2.8—2.9克的标准，参见下列表1。
[83] Thierry 2003a: 49—54.
[84] Peng 1994: 160.
[85] Peng 1994: 161.具体情况参见de Crespigny 1984: 76—172.
[86] 《后汉书》卷87，见Peng 1994: 179; 参考161， n.9.
[87] Peng 1994: 161，其中引征了一则自公元184年以后千钱少五十的记载。
[88] VonGlahn1996:52，70.
[89]Thierry 2003a: 62—64.在汉朝灭亡的阶段，据说中央政府将五铢钱回炉另铸成更小但是面额不明的硬币。然而，其流通的范围大概只在洛阳地区:Peng 1994: 162—64.小钱最终在公元208年废止。
[90] Thierry 2003a: 65.
[91] Thierry 2003a: 69.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它们的标本。
[92] Peng 1994: 173.
[93] Thierry 2003: 65—66.关于货币重量下降:Peng 1994: 171—73.
[94] Thierry 2003a: 71—73.
[95] Thierry 2003a: 92—93(媒介)， 94(代币).
[96] 关于以上问题的概括，参见Wang et al.， eds.2005.
[97] 《史记》卷30: 1442.
[98] 《盐铁论》，转引自von Glahn 1996: 27.
[99] 《管子·地数》，3.84.
[100] Peng 1994: 69.
[101] 《管子·国蓄》，3: 66.
[102] Von Glahn 1996: 31.
[103] 《管子乘马》，1.18.
[104] Von Glahn 1996: 32.
[105] Von Glahn 1996: 33; 参见《管子·山国轨》、《山至数》3.81—82。另可参见von Glahn 1996: 267， n.44.关于《管子》货币理论的研究，可参见Hu 1988: 131—38.
[106] 《汉书》卷24B: 1a; Swann 1950: 220—21.很难精确确定斤(或其组成单位铢)的重量:现代学者推定0.64—0.66克1铢，244—256克1斤。基于楚、秦、汉的重量和金块的计量学分析，参比Wang 2005:287—91.在下文中，我按照约 250克约等于 1斤来使用。
[107] 《汉书》卷24B: 1a.
[108] Thierry 2001b: 131.
[109] 周代金币的情况已经能够从楚国出土的金币形制中窥知:参见下文。
[110] Peng 1994: 69.
[111] Yao and Wang 2003: 22.然而，在河南省的一个村落中发现的18枚前帝国时代的银质铲币的具体年代无从断定，因为它们被混杂在一些战国到前汉早期的器物之中:Peng 2000: 169—70.
[112] Peng 1994: 70， 并见下文。
[113] Swann 1950: 220， n.362.
[114] Peng 1994: 70.见下文4.2节。
[115] 《国语·晋语二》， in Peng 1994: 71， n.16.
[116] 参考Peng 1994: 70—71， nn.15， 17—18.
[117] Peng 1994: 71—72， n.21.
[118] Peng 1994: 87.
[119] Peng 1994.并参见Peng 2000: 171—72，其中有关于赋税中并行使用钱币、谷物和衣帛支付的情况。管子中的两段记载只建议国家支付官员现金，而不是实物作为薪资。(前引171).关于建议在农民之间使用钱币的例证，见前引173—75.
[120] 《列子·说符》，载于Peng 1994: 70， n.14.
[121] 参见Andersson 1935.
[122]Thierry 1997: 146—52; 2003b: 49—50.关于金版，见Ivotchkina 1993; Lu and Wu 1997; Peng 2000: 209—12.关于楚国的一般情况，参见Blakeley 1985—87; Lawton 1991; Cook and Major 1999.关于铜版，参见Thierry 1997: 152—57.
[123] 参考Peng 1994: 72—73， nn.23—25， and Peng 2000: 211—12.并见Bunker 1993: 47关于在与楚地相近的西南部的滇国寻找黄金的讨论。
[124] Peng 2000: 209.Ran 1997得出结论说，黄金和白银在汉代时期比较罕见，且大多集中在楚。 关于早期发现黄金的情况，参见Bunker 1993: 29—35.
[125] Peng 1994: 73—74; Thierry 1997: 148; 2003b: 50关于公元前15世纪开始的问题。
[126] Peng1994:73—74.
[127] Peng 1994: 73—74， n.27.这个重量范围以15.26克1两为中心，见下文注134。Peng 2000: 169提到了一个170个样本的遗存，但没有给出重量。并见Thierry 1997: 147.
[128] Thierry 1997: 149—51及其 map 10.
[129] Peng 1994: 73， n.26.
[130] G？bl 1978: 111; Peng 1994: 75.
[131] Peng2000:210.
[132] Bunker 1993: 45—46.
[133] 《汉书》卷24下: 3a.
[134] Li 1997: 52.Wang 2005: 274关于在秦首都咸阳出土的三种不同的西汉黄金片，重量在 249—265克之间。Hou 1996讨论到，镒和两已经在楚被用作黄金的称量单位。并见Wang 2005: 287—88， 294.如果秦采纳了楚国的黄金标准，将进一步确认在这一时期的楚国是黄金货币的主要使用者。(见上文4.1节)
[135] 《汉书》卷24下: 3a.
[136] Peng 2000: 208.
[137] 有关于不同形制的讨论，参见Li 1997: 52—53and Wang 2005: 267.
[138] Li 1997(26sites) and Wang 2005: 270—71(3more recent sites).在二者中，344个被鉴定为 “马蹄”，90个属于“鹿蹄”，但并不是所有的报告提供了详细的分类。即便如此，很显然饼形在记录中最为主要。 (Li 1997: 53).
[139] Zhu 1992: 168; Peng 2000: 169; Wang 2005: 270.
[140] Wang 2005: 290—91， table 6.(我已经排除了no.43，因为事实上它有标记。)
[141] Wang 2005: 282—83， table 3.最重的一块重达462克。
[142] Zhu 1992: 168—71.并参见Peng 1994: 144， n.68.
[143]Zhu 1992: 162—63(Tomb II).出土于墓葬I 的40个金饼平均18克。
[144] Wang 2005: 273， 归纳自Zhang 1985.
[145] 《汉书》卷24下: 16120b.
[146] 在北宋时代，金/ 银的比率维持在6.25比1，与1千年以前的5比1的比例相近似，但在第二个千年中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在公元1100年前后达到(大约)8比1;1134年为13比1，1200年为12—13比1;而后到了14世纪上半段跌至大约10比1，接下来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前半期更降至4至6(接近于5)比1;15世纪晚期逐渐攀升到7比1，到了17世纪晚期更是达到13—14比1。参见von Glahn 1996: 61.中国的汇率一贯不同于古代欧亚大陆西部的汇率:就金/ 银来说，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为8—12比1;约公元前80年为9.6—11.7比1;公元前50年是8.6比1;公元前40年代为11.5比1;奥古斯都治下为11.75比1。大体上的印象是东部比西部而言，黄金的价格较低且/ 或银贵，以下情况可为之证明:倭马亚(Umayyad) 和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早期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为8.5比1，13世纪早期的伊拉克是6比 1，埃及阿拔斯王朝为6比1(Ashtor 1976: 84， 257， 292)，与此同时中古印度和马来亚为 5—6比1(Peng 1994: 208， 282)。黄金在中世纪早期近东地区的价值较低的原因在于，其从努比亚特别是塞内加尔/ 尼日尔地区批量导入，而价格贬低就是这些黄金流入的结果: Ashtor 1976: 80—81.13世纪晚期伊拉克的金/ 银汇率升至12比1，在早期的马穆鲁克埃及 (Mamluk Egypt)达到13.4比1。(前引257， 292)这说明关键变量在于黄金的相对可用性。
[147] (Mamluk Egypt)达到13.4比1。(前引257， 292)这说明关键变量在于黄金的相对可用性。 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1斤黄金价值10000钱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意义的汇率(例如:Swann 1950: 253， n.453; Dubs 1955: 510; Peng 1994: passim， 同时参见前书143页，此处他否认了存在相对固定的交换汇率)。
[148] 这一点由Li 1997: 55正确地指出。金和青铜的相对价值，参见下文第8节。
[149] 如Peng 1994: 143and Li 1997: 55.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参见Wang 2004: 52， table 8.以交换为目的，4两黄金价值2500钱的情况记载于居延出土的竹简上，这反映出1斤黄金价值 10000钱在王莽时代是一个近乎确定的数值:Gansu sheng， etc.， 1990: 337(EPT 57:1; the reign year in EPT 57:8).两个文本进一步说明，另有两笔2500钱和5000钱各对应4两(但没有转换为现金，但没有相应的黄金估值)。在此文本中，后两者(Xie， Li， and Shu 1987: 379(231: 115A， B)暗示出10000钱每斤黄金的转换率，且同样可以追溯到王莽时代(231: 106)。公元前44年有一处提及2两价值“多于1000钱”(Xie， Li， and Shu 1987: 366(227: 13)，但其本身并不能为本论提供太多助益。
[150] 我无法认同Swann 的推论，他认为公元14年的币制改革将5铢青铜与1个货币单位等同起来。(也就是恢复之前汉代的标准。)修复，看来[原文如此]，汉现金的实实在在的重量在 244g 或7.84盎司黄金，在交换中有10000法定铜币硬币的价值(Swann 1950: 351， n.726):这一说法缺乏文献上的支撑。取而代之的是，前面的文本隐约暗示政府命令“金、银、 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这段话似乎支持这样的观点:在公元9年施加在交换上的汇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任意性，而且可能在事实上并不吻合市场利率的习惯法。实际上根据《汉书》卷99上: 10a，皇家官员声称在公元3年根据“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 (Dubs 1955: 162)。 不过，诸多其他与此风俗有关的记载仅提到20000斤黄金(Dubs 1955: 162， n.9.9)。 这意味着班固很可能已经被王莽之后金价的变动所影响。
[151] 《九章算术》6.15、7.5，引自，Vogel 1968: 63and 72.下面的数值涉及五铢钱之前的重量标准:每枚钱重12铢，金/ 铜比值为200比1;8铢钱，134比1，也就是说基本上与5铢钱的131比1相当。
[152] 《九章算术》8.7转引自Vogel 1968: 84(gold prices); 8.8， 8.11(cattle) and 7.6， 8.8， 8.17(sheep).
[153] Wang 2004: 63， table 17.Hsu 1980: 76，其中假设的模型中，汉代中国中原家庭要花3000钱购买一头公牛。
[154] Xie， Li， and Zhu 1987: 604(504: 13， 81b.c.e.: 3.5liang = 4714cash)， 605(505: 20， 81b.c.e.: 58liang = 79714cash)， 609(506: 11， 12b.c.e.: 8liang = 10776cash)， 611(506: 27， 12b.c.e.: 1liang = 1327cash， 虽然该方程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一个猜测).总的意思是说，1369.23钱每两(Li 1997: 56， 而不是所说的1347钱。但是这两个都是不精确的估算)， 也就是21908每斤。所有这些文献都没有特别提到“黄金”，但只有物质才有可能对应如此之多的现金数额:参见Li 1997: 56.(www.xing528.com)
[155] 见上文3.3节。
[156] 未标记的鹿蹄金和马蹄金重量变化太大，甚至到了不允许它们存在价值“框架”:参考前文表 1。
[157] Li 1997: 56.
[158] Peng 1994: 134， n.1.
[159] 然而，一个最大限度的解读需要面对皇室实际上如何获得大量的用于分发的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任何税项是以黄金支付的，除了规模较小的“酒面包”(wine toast)税，并有可能还包含一些类型的罚金。已有的研究参见Li 1997: 58.
[160] 《汉书》卷99上: 9b，宣称王莽拒绝了20000斤黄金(价值2百万钱)，取而代之，他收受了4千万钱。相反1994: 136指出“黄色金属这个词在这里明显是说辞，实际支付的是铜钱”，因为二者的交易并不等价。
[161] 《汉书》卷7: 9b.
[162] Peng 1994: 135—38; Wang 2005: 294—95.汉武帝认为黄金“给予各王侯的赏赐品”。Li 1997: 59解释了在汉代文献中，金的数额通常以模糊的方式给出，并伴随着对整数成数的强烈偏好(例如10、100、1000等等)。
[163] 例如Li 1997: 54.
[164] Bunker 1993: 45， 47.
[165] 参见Peng 1994: 134， nn.2—6.与罚金相关的居延文献见上文n.149.
[166] Peng 1994: 135—36.根据《史记》，这些支出与武帝朝公元前123年和119年的两次战争有关:Qi 1999b: 81.
[167] 《汉书》卷6: 35b.
[168] Peng 1994: 136.
[169] 《汉书》卷99C: 25a—b， 并见Dubs 1942.
[170] Dubs 1942: 36， n.2.我要补充一点，由于高比重的黄金，1万斤或2.5吨金属，要铸成固体棒状，有必要将其放入一个中等大小的箱子(大约80cm x 40cm x 40cm 的体积)。从这个侧面来看传统的说法并非难以置信。
[171] Dubs 1942: 38， n.6.
[172]Harl 1996: 176: 政府储备由公元450—457年的32吨上升至公元518年的103吨和公元 527年的129吨。其价值用centenaria 或100罗马磅为单位来计算。然而并不确定是否所有这些储备都以黄金的形式存在:在公元468年，该国家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的费用，消费了 1/3的储备，约226吨银。(前引).
[173] Nishijima 1986: 593—94.
[174] 《后汉书·董卓传》，见Peng 1994: 134， n.5.它也远超出在1127年时，女真人占领宋代首都开封时获得的120万两或45吨黄金:见von Glahn 2004: 169and n.20.
[175] Nishijima 1986: 593.
[176] 《史记》卷30.11; Dubs 1942: 37.
[177] 如果这个传统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没有离实际情况太远，公元7年的黄金收紧方案一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见上文)。
[178] 见Nishijima 1986: 592—93.根据According to Peng 1994: 134， n.2， 《后汉书·仪礼志》列举了可以支付这种税款的有500到1000人。
[179] 参考Peng 1994: 134， n.2.
[180] 《汉书》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转引自Peng 1994: 137.
[181] Swann 1950: 384.当然，这个估计极不确实。
[182] Nishijima 1986: 598.
[183] Nishijima 1986: 599.
[184] 《三国志》卷5，转引自Peng 1994: 135， n.7.
[185]《后汉书》卷111，转引自: 135， n.7.
[186] 《九章算术》8.7，转引自Vogel 1968: 84.每两黄金大概10000钱(但也可参见上文给出的数据)1，12和595相应的估值与其他问题中类似物品的价格大体一致:牛的价格大致在1200至1818钱之间(《九章算术》8.8， 8.11)，羊的价格在150到500钱之间(同前引7.6， 8.8， 8.17)。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问题之间的商品价格相差很大，但总是在可能合理的特定范围内波动。所述的价格比率，例如不同种类的畜类之间，也显得较为逼真。
[187] 关于类似动物现钱价格的相似问题，参考《九章算术》8.8。
[188] 同前引7.5and 6.3，转引自Vogel 1968: 72， 63.
[189] Peng 1994: 137—38.
[190] 参见Peng 1994: 135， n.9.
[191] Peng 1994: 144， nn.69—70.
[192] 汉光帝皇后的弟弟郭况(公元25—27年)，据说“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而且，汉光帝对他“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王嘉《拾遗记》卷6; 《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转引自Peng 1994: 141， n.53.)
[193] Peng 1994: 138—41.
[194] Peng 1994: 142—43， n.59.
[195] Peng 1994: 143.On late Han money—trees， see Erickson 1994.
[196] Peng 1994: 145.
[197] Peng 1994: 145—46.
[198] Peng 1994: 203(另外见下文n.238)， 206.隋唐时期开始生产规范形制的银锭:Bunker 1994: 73.
[199] Peng 1994: 276—78.
[200] 接下来的讨论主要基于Harl 1996: 21—206， 尽管其中强烈的“金属性”(metallistic)观点(见下文第8节)有许多不足，但也算是为现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概述。
[201] Kim 2001.
[202] 关于这个概念，参见Scheidel 2008b: 它指的是公元前7世纪晚期最早的吕底亚和希腊以后在爱琴海东部发行的所有类型的货币。
[203] Harl 1996: 47.
[204] Howgego 1990: 13—14.
[205] Duncan-Jones 1994: 168—70.并见下文9.1节。
[206] 关于此点和以下分节所讨论的问题的基本内容，首次出现在Scheidel 2008b 的“causation” 部分。
[207] Banaji 2001: 39—88， 60—65， 76—84.
[208]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33.67and 33.97， with Harl 1996: 81—82and the references 408—9.概况参见Domergue 1990.这些数据意味着总数超过了1925年中国全国总量10吨之多:Golas 1999: 15.
[209] Peng1994:278.
[210] Peng 1994: 430.到了1925年，每年的产出量跌至1吨:Golas 1999: 15.
[211] Golas 1999: 109—23，119—20， 以及map 8(113—18).
[212] Bunker 1994: 74.唐宋时期之前银制的奢侈品非常罕见:前引76—77.
[213] Golas 1999: 123—36，132—33.在汉朝几乎没有任何已知的银矿经营:前引126—32.
[214] Von Glahn 1996: 133—41.尽管细节上的错误巨大，但一般意义上的大小顺序应该是正确的。以前估计的数值要更高一些。顺便提及，von Glahn 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白银铸币储量规模的计算与之处于同一量级。(见上文)
[215] 据Qi 1999b: 81估算，汉代文献材料提到接近200万斤用途各异的黄金，但没有任何关于整体黄金储备的规模的记载。
[216] 参见Gao 1999: 64和von Glahn 2004: 171.
[217] 我从Scheidel forthcoming b 处借用了这个结论，波利人(Boians)在公元前60年左右，也就是他们从波希米亚到斯洛伐克以后，从黄金转向白银大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Göbl 1978: 118)有关中世纪早期中东的情况，参见Ashtor 1976: 80—81，欧洲的情况见Williams， ed.1997: 78， 80， 162， 165， 176.
[218] Lewis 2000.要注意在唐朝早期(那时恢复了汉代形制的青铜通货系统)依靠兵役与农业相结合的府兵制，这也使得对高价值的货币的需求非常有限。(Graff 2002: 189—90).
[219] 现金补偿似乎并没有出现在内容涉及相关军队谷物和衣服供给的简帛材料中。我要感谢我的同事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220] 成堆的青铜硬币出现在燕国首都的一群匆匆埋葬的士兵的私人物品中 (Peng 2000: 173).如前文所言，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睡虎地秦简中，“黄金或钱币”被当作士兵的特别奖赏(前引170)。
[221] Wang 2004: XII， 27， 此中记载了已发现的地方铸币模范。
[222] Wang 2004: 27， 49—50.税币(fuqian)用于(军队)的薪金(fengyongqian).两种文献(Xie et al.1987: 597[498: 8] and 636[520: 6])——其中一种时代为公元前80年——提到了“河内税钱”，意味着从中原的河内郡长距离地流转至当地。Xie et al.1987: 230(139: 28)提到了14300税币的流转。然而，王的观点依据居延汉简，其中的这种流转属于特例，且地方供应是正常的。(2004: XIV) 这很难与她的观察相契合:在王莽时代以后没有足够的货币可用的情况下，地方的钱币生产看起来已经集中化了。(27and 49)我们需要了解，货币如何在 “正常”的情况下实现供给，借此明了从中央向各地流转的意义。
[223] 但是，随着公元2世纪汉朝军力退缩，出现了模仿性的货币，这表明该地区有非军事方面对现金的需求:参考Wang 2004: XIII， 39—41有关龟兹(Kucha)的货币发行。
[224]Wang 2004: 47—54用英语提供了最近的研究，在当地发现了约31000片木牍。
[225]一份文献表明，必须用现金(券)支付，账单用钱币形式罗列钱数和货物价值:Wang 2004: 48， 其中同样列出了大量不同货品的现金价格。(59—64， table 17)有关军队薪酬，见前引 48和Loewe 1967: I 93—98.
[226] Wang 2004: 49—51and 27.
[227] 有关官员:Loewe 1967: I 96; Wang 2004: 49， table 4.Rations: Loewe 1967: I 93—94， II 69— 71.举例来说，一个军官至少有900钱的收入。(Loewe 1967: 96)如果士兵在配给的口粮之外还有大量的现金收入，他们也不会有下级军官那么好的受益。看来似乎更为合理的是将之看作常规现金支付，是士兵在军事层次结构中的地位提升的一个标志。
[228] 关于初期的局势的一个简明的最新摘要，参见Herz 2007: 308—13;并见Rathbone 2007.从公元3世纪以后，随着帝国白银货币的衰颓，通过实物取得补偿的重要性越发增加。
[229] 硬币的图案和工资支付的性质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研究，参见Lucassen， ed.2007.
[230] Peng 1994: 135， n.9.
[231] Kurke 1999: 14—15.这方面需要更详细的研究:中国历史习惯性地在“人”中找出虚伪者， 相反黄金往往被描绘成在更原始的环境流通。
[232] Kurke 2002: 93.See 1999: 41—64， 101—29.
[233] 《汉书》卷24上:11a。
[234] Hollander 2007: 31—39.
[235] Cicero， For Caelius 51; Plutarch， Cato the Elder 10.4，转引自Hollander 2007: 31—32.
[236] 在Scheidel 2008b 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在中古的日本，那里公元7世纪开始仿制中国的圆形钱币，主要的黄铜货币偶尔也会由同样形式铸造的白银(有时是黄金)或黄金货币来补充。
[237] Thierry 2003b: 73， 76; Wang 2004: XIII， 37—38.
[238] 晚些时候仿制的罕见的制作精良的白银质五铢钱以东汉五铢钱为模本，它们可能紧随唐代的白银“币”(Inaugural coin)而来。(Peng 1994: 146).这些非正式的白银五铢钱从南京的六朝古墓中出土，有可能是当代的仿制品。(前引).
[239] 《汉书》卷96A， 转引自Hulsewé 1979: 106， 115， 117:上有罽宾(Gandhara/ Kashmir)的骑士和脸孔的黄金和白银钱币，乌弋山离(Arachosia)的有脸孔和骑士的硬币;印有国王脸孔的安息(Parthia)银币。根据《后汉书》卷88d，大秦(罗马帝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 (trans.Leslie and Gardiner 1996: 50).相关研究参见:Leslie and Gardiner 1996: 224—25.
[240] Von Glahn 1996.
[241] 尤其需要参考Le Rider 2001，以及即将面世的Peter Vargyas 的研究成果。
[242] 最近的研究，参见von Reden 1995; Kurke 1999; Schaps 2004.
[243] E.g.，Hsu1965.
[244] 比较的方法很少见:到目前为止Schaps 2006和Scheidel 2008b 是仅有的研究。
[245] Strobel 2002: 91—93列出了采取金属主义观点研究罗马币制的论著。关于中国，则参见 Thierry 1993， 2001a， 2001b.
[246] 关于以一种特别的二分法的观点，参见Thierry 2001a: “En Occident， la monnaie ...se fonde sur le fait que sa valeur déchange est fonction de sa valeur intrinsèque....La monnaie chinoise repose sur des bases différentes ...à linverse de lOccident， en Chine， cest la valuer déchange du signe monétaire qui détermine sa valeur intrinsèque.”
[247] 见上文第2节。诚如Thierry 1993: 3所论，不需要考虑半两钱与早期信用传统决裂的作用。 例如，基于商品本身的稀缺性而存在的贝币会有一个内在价值，而我们无从知晓工具形钱币的价值如何与它的面值相关联。而且，已发现的大量可能是用来铸造青铜币的青铜块 (Dai and Zhou 1998)意味着金属含量可能被用这种材料所制成的货币的原始材料的价值所决定。
[248] Wang 2004: 12.并见Thierry 1993: 4.
[249] 这种情况的出现，参见第2节; Thierry 1997: 173—75.
[250] Thierry 1997有28件相关标本:247—50(banliang Types II—III) 平均重量为7.99克，非常接近于其名义上的月7.8克的重量。
[251] 秦硬币严重短斤少两从战国晚期，即公元前3世纪开始: Thierry 1997: 175.
[252] Wang 2004: 13， 参考Hulsewé 1985b， 他实际上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253] 就连Thierry 1993: 4都必须承认，秦的货币政策受到广大人口的实际做法的限制。
[254]与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秦超重的半两钱标本的比较: 见上文n.12.Thierry 2003a: 36记载了发现于公元前113年满城汉墓的大约2000枚早期五铢钱，重量在2.9至5.2克之间。见 fig.4.
[255] 见table 1， Thierry 2003a 给出了公元前113年至公元8年的样本，Shanghai 和Thierry 样品在重量分布和平均重量方面的差异，似乎是因为上海收藏的标本时代更早(且这样一来也更重)。
[256] 见table 1， Thierry 2003a 给出了公元前113年至公元8年的样本，Shanghai 和Thierry 样品在重量分布和平均重量方面的差异，似乎是因为上海收藏的标本时代更早(且这样一来也更重)。
[257] 见上文第3.2.至4.2节。
[258] 见上文第3.5节，并参考Thierry 1993: 7—8.
[259] Thierry 2003a: 115
[260] 有关之后的北宋时期的温和的铸币税，参见von Glahn 2004: 168.
[261] Bowman， Cowell， and Cribb 2005: 11.不过，唐代自公元8世纪以后货币的实际含铜量有趋向低于官方标准的势头: 前引12.
[262] 黄金，参见上文n.154，21000五铢钱，合68250克黄金，其中有61425克黄铜，其面值为金属价值的两倍，等于250克黄金。
[263] Peng 1994: 489—90， 760， 762.在大约1400年的英国，黄金价值2400倍的黄铜: Blanshard 2005: 1456.
[264] 就此而论，也值得注意西晋和大分裂时期(公元280—589年)记载的黄金价格——当时青铜硬币的生产规模很低下——很高，1斤的价格为100000或150000钱。(Peng 1994: 202—3， nn.4—5with references).然而，由于“典型”的青铜币重量在这一时期的不确定性，很难推断出真正的黄金/ 青铜汇率。(pace Peng 1994: 203)如果“钱”指的是汉五铢钱(它在很大范围内持续流通)，其汇率可能高达1300—1950;由于存在更多的低重量青铜币，汇率或许要相应地更低一些。
[265] Von Glahn 1996: 49.
[266] 根据每年生产2亿3千万枚含铜量92%的五铢钱，估计耗费700顿铜;而850吨这个更高的估值是基于上文提到的唐代生产过程中的损耗。
[267] Peng 1994: 278， 430.
[268] 关于在北宋时期的铜产量激增，参见Golas 1999: 87—88.
[269] Blanchard 2005: 1211.一则记载表明，1352年马里的黄金/ 黄铜比值为240比1: 前引1514.但是，与古代中国不同的是，马里具有富含黄金的环境。来自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地域、 其他时期的材料表明，白银/ 青铜比率为50—120比1(von Reden 2007: 74， n.53， with references)，这说明黄金/ 青铜比率大致在500—1500比1。
[270] 同样可参见von Glahn 2004: 168.Thierry 2001a 错误地始终突出意识形态给逻辑和基本经济学带来的成本。按此，假如早期中国真的 “profondément attachée à une monnaie idéalement fi duciare” (133)， 为什么相同面额的3克和10克的硬币的分配 “nest pas admissable par la population， et limposer est， dans loptique confucéenne， un cas exemplaire de rupture du contrat entre létat et le peuple” (134)？ 而且如果这种(相对温和的)不平衡不符合推定地“儒家”倾向，我们如何将五铢钱传统界定为 “pratique ...donc confucéenne (monnaie fiduciare) avec une apparence légiste (lingot de métal à poids marqué)” (135)？ 将王莽预算推动改革纯粹视为针对前者的意识形态的回应同样非常天真—“ Le régime idéologiquement confucéen et antilégiste de Wang Mang ...ne se satisfait pas de cette contradiction” (135).自后，如果信用货币真的是一个长期的理想，为什么会出现“linscription pondérale ‘5zhu posera un grave problème à toutes les dynasties postérieures aux Han qui ne seront que rarement capables démettre une monnaie dont les poids correspondent véritablement à linscription” (136)？ 这主观化的概念框架不足以解释一个现实的货币升值过程。
[271]Gao 1999: 38， 64; von Glahn 2004: 168， 171.5世纪的罗马帝国，低级别贱金属货币，像努米，很容易被伪造，且通常集中地出现在公元5世纪。(Harl 1996: 179).这说明无论其内在价值多低，这些硬币总被认为可以用比当局使用的更为廉价的材料来铸造，并且同样有足以用来囤积财富的价值。
[272] Miyazawa 1998: 349， 353; von Glahn 2004: 173， 177.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纸币成功的关键是可兑换性: 前引173.
[273] 参见上文第3.2—3.5节; Thierry 1993: 7—8; von Glahn 2004: 173.
[274]Contra Thierry 1993: 10，其中援引道:“la spécificité chinoise en matière monétaire: la monnaie reste un instrument déchange dont la valeur repose sur la confiance et la mise en place dun contrat tacite entre les différents acteurs économiques.” 这在其他的通货系统中同样存在，最著名者莫过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当然，最终所有钱的使用取决于其信心。
[275] Duncan-Jones 1994: 227.
[276] Duncan-Jones 1994: 25—29的研究数据和Rathbone 即将面世的著作无法告诉我们埃及以外的情况(埃及的情况见下文)。现代学者关于公元80年代至230年代军团士兵基本工资增加的估计大约是500%(参见Wolters 1999: 224; Herz 2007: 313; Rathbone 2007有关于整体上程度不确定系的讨论):鉴于增加200%会匹配当时的帝国银货币的贬值程度，如此规模的提高意味实质上价格的大量增长，无论是否与货币贬值相联动。
[277] 贬值情况见Harl 1996: 142，价格情况见Rathbone 1997.
[278] Harl 1996: 130.
[279] 参见Howgego 1995: 131—33; Rathbone 1997; Strobel 2002: 139—44.学界对这些措施知之甚少，并有持续的研讨;参与讨论的相关学者比这里列出的要多得多。
[280] Howgego 1995: 115—40仍是对底层复杂性的有价值的讨论。
[281] Paulus， Digest 18.1.1是一个关键文本。对这些材料的讨论，参见Wolters 1999: 356—62; Strobel 2002: 115—18.
[282] Wolters 1999: 379—81， Strobel 2002: 96—111.对政府政策的批判意识，也反映了当时历史学家对卡瑞卡拉皇帝发布了假币的不满。(Cassius Dio 78.14.3—4)
[283] 参见Wolters 1999: 381—94.这也许同样更加明确地解释了后来在一个竞争市场中运作的欧洲货币系统“金属主义”的特性。
[284] 古代钱币的数据表明，罗马和汉朝经济能够适应逐步贬值:公元前110年代早期和公元2世纪五铢钱25%—30%的重量损失;公元1世纪前期至公元230年代奥里斯含金量18%的减损;同一时期第纳尔贬值56%(见上文)。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公元前3世纪晚期罗马青铜币快速贬值——公元前218年至前213年减少了85%(见上文第6.1节)——是否与相应的价格通胀相伴随。(Rathbone 1993: 124—25).
[285] 硬币仅仅是货币的一种形式(见上文第1节)，“货币化”不能化约为硬币形制或流通上的变化。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一个特定的术语会被贴上什么“metal-based”或“metalliform”货币化的标签，也就是说，金币和金条的程度在给定的经济体系也充当过货币。一如以往，在本节中我将主要集中在硬币的使用，也简略谈谈其他货币媒体的作用。详细评估硬币使用相对于其他货币工具使用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这项研究的范围。
[286] 《汉书》卷24下: 19b; von Glahn 1996: 49—50.
[287] 这仅说明在公元1世纪的情况。据Peng 2000: 207—8，汉帝国疆域以外的一处囤积，包含有自战国时期以来的货币。关于在满洲里南部的地区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14个刀币、5个圆形硬币，7个半两钱、3枚五铢钱和1枚王莽时期的大钱，见Harada 1931: 10—11.并可参见Huang 1984， Tang 2001， 以及http:/ / scholar.ilib.cn/ S-C.CK0.html (accessed March 28， 2008)，不过此中没有区分开汉代和汉代以前的硬币。
[288] Duncan-Jones 2004: 204， n.40及其参考文献。
[289] 见前文第4.2节。
[290] 有关罗马的总量可见下文。金价的范围可能从每斤10000钱(王莽朝的官方汇率)到大约21000钱:见上文第4.2节。
[291] 五铢钱之前的钱币在所有的流通硬币中不可能占据很大份额，而中国的黄金储备最高不过400至500吨:有关后者参见下文。200至250枚青铜硬币和200至300吨黄金，每斤价值20000钱，是故总计大致为360至490亿钱。有关非金属的代币的使用，参见下文。
[292] 人们对汉代的谷价知之甚少。通常认为在东汉时期首都的粮价为每斛(19.9升)谷物100钱(Bielenstein 1980: 126)。作为比较，来自现代早期中国的数据显示出，边境地区的谷价只有中部地区的2/3:参见Wang 1991: 46.按此，汉代谷价的范围大体上会在每斛50至100钱。一个折衷的数字似乎能最合理地估计平均水平，也就是西汉时期粮食平均价格估计大约为每斛30—80或70—80钱(Hsu 1980: 79; Yang 1961: 154， n.47)，且事实上谷价在每斛67至110钱的记录，经常见于居延汉简(Wang 2004: 59)。并见Peng 1994: 164—69。
[293] Duncan-Jones 1994: 168—70.
[294]Rathbone 即将面世的著作是关于罗马世界谷价的最新研究，他认为在公元1—2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谷物的价格为每斗(modius/ 8.62升)2—2.25塞斯特斯。意大利，特别是在罗马城的价格更高: 参见Duncan-Jones 1982: 346， 365; Rathbone 1996: 217—22and forthcoming.我倾向于接受每斗2—4塞斯特斯，其上限可能夸大粮食的平均价格，从而低估了罗马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其货币化的程度)使我更难得出罗马世界比汉代中国更加货币化的结论。总的来说，每斗2—3塞斯特斯可能是罗马世界更为合理的平均值。
[295] 关于“流动性普遍很低”，见Duncan-Jones 1994: 32(“liquidity was generally low”)。关于罗马的GDP，参见Friesen 和Scheidel 即将面世的论著。与荷兰的比较，见Jongman 2003: 187， 其中转引了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88—91.并见Lo Cascio 2008: 162—63.
[296] 我要感谢William Metcalf 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提供的资料。并见Lo Cascio 1997.现代学者关于罗马黄金储备的估算值要低得多:见Depeyrot 1991: 212(公元310年为59吨黄金，公元 370年200吨，公元490年95吨)。
[297] 见上文第7.2节。这些文本声称符合由于罗马的白银熔铸而在北极冰芯中沉淀的铅的实物证据，最近的研究成果参见de Callata 2005。不过，金币和银币的外流会有助于抵消来自矿业的收益，参见Turner 1989，有关罗马与印度的贸易货币范围的调查，见Wolters 1999: 389— 93。
[298] 关于前者，见前文。后者的估算依赖一个相对较小的货币储备值，价值100亿塞斯特斯，而罗马帝国范围内更为实际的平均谷价为每斗2—3塞斯特斯。(见前注294)
[299] 参见Hulsewé 1985b: 227—29; Thierry 1997: 170; Wang 2004: 14.
[300]参见Wang 2004: 14及其参考文献，更多细节可参见Peng 1994(需特别关注209页有关汉代的部分)。
[301] Wang 2004: 51—50， table 6， and 51， table 7关于公元11年的“大黄布”。
[302] 之前估算汉代金属国币储备价值60至280亿升谷物，现在可能要将之翻倍，由此可以形成与对罗马估算的220至900亿升的储备相重叠。
[303] 尽管谷物在汉代中国同样被用作一种支付手段(关于官方薪资支付，参见Bielenstein 1980: 125—31;有关边疆材料中的实践情况，参见Wang 2004: 51)，东海郡档案中所载的资料表明这类交易只占政府开支的一小部分。(见下文)我们还不足以知道私营部门的做法。
[304] 参见Mrozek 1985、Harris 2006; 2008.
[305] 我们不能排除汉代商人们会运作私人的信用系统，这在贵族(并且通常是商业的反对者)撰写的文献中不会留下印记，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已经足以弥补金属货币的相对稀缺。
[306] Peng 1994: 329—31， 330， n.3.有关比较视角，参考De Ligt 2003;关于唐代经济的复杂化增长，参见Adshead 2004: 68—100。Carlson 2006比较了罗马帝国和汉朝货币放债的不同传统。关于汉代最基本的信贷机构的研究，参见Peng 1994: 183—85.居延文献记载了延期付款和债务，但没有涉及更复杂的安排:Wang 2004: 53—54.
[307] Peng 1994: 367—69.参见Elvin 1973: 146—63.
[308] Loewe 2004: 60(YM6D1).有关公元1—2年，《汉书》卷19A: 28b 记载了358000户，1百56万人。我已经找到了所有相关数据。
[309] Scheidel forthcoming b.
[310] 见上文。在《汉书》卷7:7b 和卷7:10a 中用实物支付人头税被描绘成作为紧急救济而存在的措施:参见Hsu 1980: 240—41.这也意味着，现金支付被视为规范性举措。并见Loewe 1985: 256， n.39.不能排除有可能东海郡文献中某些“钱”的记载实际上以黄金、白银或布帛的形式出现，但账房出纳总是将“钱”作为所有这些金钱资产的通用的结算单位。但是， 比较公元1世纪地主收获7000斤黄金、6千万钱和30000束丝绸的记载(《汉书》卷68，转引自Nishijima 1986: 593)，这在不同的货币介质中作出了区别。
[311] Miyazawa 1998、Gao 1999以及von Glahn 2004的讨论。
[312] Nishijima 1986: 594.
[313] 参比Duncan-Jones 1994: 33—46， 45(公元150年832至983百万塞斯特斯) 和Wolters 1999: 202—34， 223(暗示同一时期的总量为11亿塞斯特斯).
[314] Duncan-Jones 1990: 187—98.
[315] 贸易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的扩大，参见最近的Morley 2007: 90—102.在汉帝国，缺乏重要的海上贸易和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助益巨大的大量南北向的运河网络，地域间贸易的整体数量可能远远没有达到罗马的水平。相反，公元2世纪的罗马，2000万塞斯特斯的贵族财富不会都集中在超级富豪的手中，因为这是当时最大的财产的十五至二十倍之多:参见Duncan- Jones 1982: 17—32， 343—44.有关罗马帝国的精英130亿塞斯特斯的财富总额的最低估计，以及占帝国的所有资产很大一部分的实际更高的总数可能性，见Jongman 2006: 248，并可参考Friesen 和Scheidel forthcoming。不过，正如我在第1章中指出的作为帝国财富持有者的罗马和作为帝国官方掌控者的中国(Wood 2003: 26—37)之间的对比有些夸张，但其中也不乏某些真实的要素。
[316] Morris forthcoming 构建了长期社会发展的一项历史的索引，对关乎广域发展的能源获取、组织能力、信息获取和战争制造能力等数据进行了整合。他发现在这些方面，欧亚大陆西侧在罗马时期较之欧亚大陆东侧的汉朝有明显的优势。 我要感谢颜海英为我采购与中国钱币有关的出版物，Michelle Wang 翻译并概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徐心眉和谢美裕 Mei-yu Hsieh 在中国文献和研究方面的进一步协助，David Schaps 的建议，齐东方赠送我他的著作， 以及Peng Ke 发给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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