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阶段，罗马通货体系比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的任何货币体系更像中国的体制。与早期中国一样，罗马和意大利在一个相似的独立环境中发展，当白银和黄金以锭子的形式进入流通时，他们在持续依赖青铜铸币吗？最起码，中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发展模式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即使考虑到成熟的罗马帝国作为世界帝国在领土和人口数量方面的情形时也是如此。然而事实上，意大利诸城邦很快就被拉进了希腊货币体系，在其中倾向于以通过消耗青铜为代价铸造白银币。战国时代从未遇到相比较而言具有优势的邻邦和发展了几百年的贵金属货币体系。楚国当地的黄金版状钱币代表中原了唯一的青铜硬币系统的替代办法。当秦(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它的半两钱通货系统(也是最终按照公元前二世纪的五铢钱标准)，人们或许会想知道，如果战国在楚的领导下完成了帝国统一或在公元前209至前208年的革命中成功地推翻秦政权会发生什么。在此情况下一种合理的假设是，中国是否会形成一种铸造黄金硬币(或类似硬币)和青铜硬币(圆形的或仿贝壳状的)？
这两种反事实设问彰显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比，在西欧如何形成发展出大量珍贵的金属货币的物质上的先决条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黄金的可用性，并对地中海和中国的黄金和白银储备的大小与不同的货币制度之间的比值进行整体性的评估。[206]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罗马帝国可以有能力把近1000吨的黄金和六倍于此的白银铸造成通货。(参见下文第9.1节)诚如巴那吉(Banaji)所说，在古代晚期，从公元4至7世纪，至少在帝国东部的残余部分，黄金的流通可能进一步增加:这个说法得到了相关文献记载的支持，这些文献表明诸城市和帝国财政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这些记载包括通过甚至在村镇一级也在税收中增加使用黄金支付，而且还发现了古代晚期大量的黄金窖藏。[207]
矿业产出量一直很大。公元1世纪，据说在西班牙的贝罗(Baebelo)矿每天“为国家”生产300磅的银(即大概是国家的份额，而不是总产量)，或者说每年35.4吨。据记载，西班牙北部的金矿每年产量2万磅，即6.5吨，而波斯尼亚金矿每天出产50磅，或每年5.9吨。后来在达契亚(Dacia)的很有可能达到类似规模。[208]汉朝没有可资比较的资料。不过，我们知道唐帝国每年享有12000—15000两白银(或500—600千克，唐代每两41克)，尽管也有记载称有25000两，或1公吨。[209]与罗马在西班牙地区生产的白银而言，这个量是非常低的。到了宋代，998年产量激增到145000两，另有一则记载说1022年有883000两，但在1049至1078年跌落道215000—220000两。当时产量最大的地区每年可产出100000两以上。[210]它们的年产量在6至9吨不等。即便在处于巅峰的1022年，总量有36吨，也仅仅与罗马一个行省的产量持平。在同一时期，黄金的年产量水平约10000—15000两，或400—600千克，其总量规模低于任何一个最富庶的罗马行省的产出量。甚至可能，汉代的贵金属产量还要更低:黄金主要是来自地下金矿的开采，就所有而言，这似乎相当的少: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已知的金矿在这一时期都已非常活跃了。[211]战国时期之前中国中部的白银情况几乎无从知晓。[212]这种金属在中部通常是罕见的，它们都集中在遥远的南方，为含银的硫化矿使用灰吹法的最早的证据来自于盛唐时期。[213]事实上，由于供应限制，中国似乎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固定的白银货币体系，直到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从日本，菲律宾，和新的世界进口了约7300吨的白银并进入中国的经济体系。[214]
将这些不同的记载放在一起考虑，估计和推测表明，中国古代可能没有能力维持一个高容量的贵金属货币系统，即便假定当局愿意这样做。与此同时，这个看法似乎难以与西汉和新莽期间黄金股和支出的规模的历史记录相调和。(见上文第4.2节)如果王莽真的在他的皇宫里收藏了150吨黄金，用“黄金匮乏”来解释中国古代贵金属货币体系的不可持续将变得更加难以成立。正如在4.2节所谈到的，这些黄金的数量等于1900万奥古斯都奥里斯，价值19亿塞斯特斯(sesterces)，多于罗马帝国一年的财政预算，这使人联想到公元527年东罗马政府的129吨黄金储备(如果把白银计算在内的话也有可能少一些)。为了保持中国古代黄金相对稀缺的预设——相对于欧亚大陆的西端而言——我们必需假定新莽政府能够集中到手中的黄金在其总量中占据更大的份额。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们一直愿意相信，尽管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而且，对于任何熟悉应用到希腊-罗马文本批评的标准的人来说有些天真)相信当代史学传统的整体可靠性——按此，中央政府的权力要实施全面彻底的措施在很短一段时期内将私人所贮藏(总量中的很大份额)的黄金“国有化”。[215]这并不是说，以帝制中国初期政府高度囤积的理念为前提的模型是不可能的:来自南宋的文献显示出相同的路向。[216]
最终，有几种方法整合文学传统与更可靠的考古记录关于汉朝和新莽黄金储备的数据:早期的记录有可能被夸大了;他们并不总是需要提到实际黄金;亦或是他们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恰当地反映出政府的隐形资产。无论我们喜欢哪个选项，毫无疑问中国古代黄金，尤其是白银比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稀缺得多。历史的比较显示出，金属的供应在各个不同货币体系特性的形成中每每扮演者关键性的角色。最早的“爱琴海”硬币由吕底亚的摩罗(Tmolos)山和托罗斯(Paktolos)河发现的金银合金制成。有赖于阿提卡、色雷斯、锡夫诺斯和萨摩斯，白银支配了希腊的货币体系。中亚和印度黄金支持了贵霜和古普塔第纳尔。凯尔特人发行黄金也是受到供应的驱使，就像从努比亚和萨内加尔/尼日尔地区输入的黄金使得早期中东伊斯兰国家通货由白银转为了黄金;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洲新开辟的矿藏造成了原有货币体系的终结;14世纪来自几内亚的黄金进口为意大利中世纪晚期金币铸造的恢复提供了便利;十五世纪蒂罗尔(Tyrolean)产量丰富的银矿的发现和随后的大规模转移自新获得的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领土的持续生产的白银最终造成了白银硬币在西欧的优势;还有巴西的黄金支撑了后来英国的黄金货币体系。[217]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贵金属的相对匮乏不利于建立通行于整个帝国范围的黄金或者白银货币体系。
供应受限制的影响可能被要求定额的以贵金属硬币为形式的高价值低重量货币工具的结构性缺乏加强了。而硬币在小亚细亚西部出现的原因存在着争议——支付雇佣军的欲望可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而古希腊币，一旦被获得，就经常被用在私人的市场交换行为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小面额银币的证据的出现，非常有力的显示出此点)，随后的仿制常常似乎是出于军事需要:几乎可以肯定希腊王国，迦太基帝国，罗马共和，可能还有伊比利亚，凯尔特人，和伊朗诸政权都是如此。公元前4世纪晚期，伴随武力需要，欧亚大陆西侧硬币使用的区域突然增加了数倍，而这之后出现了持续扩张的资金需求。
在战国时代，主要的力量在于从数以万计或者有可能是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中征兵;甚至在秦和西汉时代，普遍化的征兵撑起统一帝国的军事机构。直到东汉时期，军队才由专业人员，罪犯，外国移民和雇佣兵接管。[218]这些士兵是如何被提供的呢？我没有找到前汉时期任何货币支付的证据。[219]如果部队大多提供实物，青铜现金将被证明是足够应对小额的额外支出。[220]也许不是巧合，同一时期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规模空前的雇佣征发小农户形成的地中海势力，最初也是以(大量)青铜硬币的形式支付，且显然觉得不需要大量贵重金属货币，只要它所面临的主要对手也在采用同样的青铜钱。仅仅是当罗马政府开始更深地卷入希腊或“希腊化”的社会，这使之将白银币添入了其武器库。
从西汉时期末以后尽管越来越专业化，还是没有带来戏剧性的变化。最好的证据由甘肃和西部边境地区出土的钱币提供。在甘肃发现了大量的秦代和西汉半两钱表明了新创建的帝国在边境的野心带来的货币需求。随后由地方制造了大量的五铢钱。[221]此外，后来偶尔也提到来自中国中部的其他硬币，它们是基于税收网络从核心到边缘的转移的现金。[222]在更西边的新疆，发掘到的几乎都限于从东汉朝(输入的)五铢钱，此时此地恰逢汉朝军事占领。[223]发现于内蒙古居延的木牍表明了西汉晚期、王莽朝和东汉早期货币在军事上的重要性。[224]价值通常用现金来计算:更具体地说，军队的薪酬福利总是以这种方式量化，实际的支付可以是硬币或实物。[225]有人认为，现金支付占据主导，而王海伦(Helen Wang)注意到，汉代重建以后恢复的五铢钱在甘肃陇西的马原铸造，这可能反映了西北边疆对现金的需求。[226]不过，尽管这些文本清楚地表明，对军官和相关的地方官员至少部分地采取现金补偿，但并不清楚普通士兵是否受到硬币形式的薪酬。例如每月向普通军人发出31/3石谷物津贴——共计66升，相当于200—400钱左右，还有限量配给的盐和向家庭成员的小额粮食补贴——这些很有可能代表了士兵以及(按较低的薪酬水平)罪隶的收入总额。[227]相反，在成熟的罗马帝国，只有普通士兵的名义薪金的部分或者转换成实物分配或保留在个人账户。[228]因此，在中国，最初依靠征兵制度，强调以实物付款，而没有竞争对手经营贵金属货币系统，所以无法产生大量标准化的由高、中价值和轻重量的货币的强劲需求。[229](www.xing528.com)
不同成分、不同范围的人使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目的也很有关系。一位更晚一些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指出“汉代黄金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流通”。[230]不过，晚期的记载最终会夸大汉代统治者分发的大量黄金的记载，而缺少真正反映过去条件的知识。诚如我之前(4.1—4.2节)所论，黄金主要——尽管不完全是——与精英阶层的主要人物相联系。如果这反映了事实，它有可能有助于根据“交易秩序”来明确帝国货币体系。这个概念由佩里(Parry)、布洛赫(Bloch)提出，最近库克(Kurke)降至用于研究远古希腊的贸易和货币体系，源于观察“许多社会机构的交流和经济活动，因为这是两个各自独立但有机关联的交易状态”——一个“长期的交易秩序往往具有积极的价值，因为它被视为更大的社会和宇宙的秩序的延续和再现”，而个人获得方面的短期秩序“往往在道德上是部确定的，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长期秩序无关的个人目的”。[231]在早期希腊文献中，库克指出二元化的“相反的象征贵族御前骑兵的‘精炼金’到被排斥的kakoi‘伪币’之中，与稳定和安全的精英圈子的礼物交换相反的在公共领域的对金钱的滥用和混乱流通”[232]。
公元前178年晁错的言论，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结构，他强调的方面对高价值物品具有颠覆的潜力:“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233]相反，文本中，粮食和织物太重了，不便携带，但确实生存的必需品——其含义是，那些无法获得宝贵的低重量物品的人，转而使用这些商品，因此它们被作为通货固定下来。“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尽管这段文章的文字不多，但以青铜硬币为代表的高价值物品同样存在重量负担，也将有助于约束不良的流动性。
然而，在中国方面，教义的限制很可能在实践中更加宽松:4.2节中谈到的轶事说明，一般民众可以掌控的黄金与他们的购买力相一致。然而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间中，大多数人势必被排除在黄金经济之外。初看起来，从公元367年以后的罗马帝国，而且大体上在公元260年代已经开始，在形式上与秦汉的中国呈现出强烈的相似性:在两者中，货币系统都围绕黄金和青铜的双塔结构建立起来。但是若加以更细致的观察，则深层的分歧脱颖而出。罗马晚期的货币系统依赖(铸造的)黄金作为支点，而青铜或黄铜定期抛弃及贬值。与这种模式相应的两级经济的形成有利于特权收入者、(可靠)金币的所有者，且不利于(不可靠的)贱金属通货的使用者，这造就了对黄金的强劲的结构需求，而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平行的情况。实际上，汉代的青铜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定，如果真的存在“涌向黄金”的趋势，在中国也远不如货币环境不稳定的罗马帝国晚期来的剧烈。其结果，黄金的使用比在罗马帝国保留了更多的限制。
中国古代的状况可能更加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在那里金锭作为支付手段、贮藏的财富和价值尺度之一。而对于共和国后期的经济的整体意义难以确定，霍兰德(Hollander)强调了一种偶然形态，这由与交易中使用非铸币的黄金和白银相关的精英记载(特别是西塞罗)所呈现:金银锭被看作是有用但非比寻常的形式的钱。[234]有时，获得者可以属于更低的阶层，诸如士兵甚至奴隶。[235]然而从总体上看，黄金交易似乎是限于国家、富人和商人。关键差异在于，西方的可以用于转化成铸币的白银相对丰富，而早期中国则几近匮乏。
不过，一个稳定的青铜造币体系的存在，黄金，尤其是白银的明显匮乏，以及对贵金属货币结构性需求的低下，不足以解释为什么黄金和白银通常并不以铸造形式流通——即使在有限的数量上。[236]楚国的冲压金盘可以提供一个可行的模板，后来，新莽时期的中国政府在其西部的保护国遭遇了“希腊式”的钱币。混合了“西方”样式的货币结合了佉卢文(Karoshthi，即印度)和中国传说，事实上生产于这两种货币范围的交集处，[237]但贵金属货币只在外国统治之下发行，中国并没有适当地加以模仿。[238]后来流转至此的萨珊王朝和早期拜占庭钱币最终成为了珠宝。从汉朝的角度来看，贵金属纪念币是诸如帕提亚人(Parthians)和罗马人陌生而遥远的野蛮人的一个象征。[239]铸造数量巨大的低价值青铜币成为了诸如唐宋之类的复兴王朝的决定性特征。尽管中国从宋代以后转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经济，且在晚明时从外国输入了大量的白银，贵金属以锭子的形式，与贱金属币以及间或还有纸币相伴随而持续流通。[240]任何一种解释这个长期抗拒贵金属货币的尝试都要求考虑比此处更广泛地文化背景。
要想知道为什么某事没有发生(从而暗示它事实上应该发生)，可能带有“意图错误”的味道，通常依赖特定机制(像贵金属货币)的活动(诸如现代先进水平的货币交换)的假设不可能在缺乏这一机制的条件下实现。所以这种讨论势必是错位的。古代近东的情况清晰地表明，一个精巧的货币体系并不需要铸币。[241]在像这样的案例中，讨论为何没有铸币或铸币的缺乏可能怎样阻碍经济没有任何意义。然而，中国古代远不同于古代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货币流通方式。铸币非但不是不为所知，反而在汉朝期间实际上大量生产，总量多达上百亿之巨。这表明，无处不在的贱金属硬币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并发使用一个类似的格式贵金属货币。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我们对获得了一种新的视野，来审视公元前7世纪晚期到前6世纪西亚的埃雷克特龙镁合金(electron)、黄金、白银货币产生的决定性原因。[242]完全缺乏中国钱币的直观印象(除了中央有一个雅致的孔型)同样值得注意。爱琴海和中国出产的铸币的鲜明对比由中国的钱币与古希腊城邦分享推定的重要特征的条件下发展而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政治的群集(所创建的城邦)内争夺霸权，除了表意符号外明显使用到直观意象来突出硬币，并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中发展和运转。[243]这表明现有的爱琴海或中国币制的起源和发展的调查，忽略了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情景的相反和相似性，本质上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因果分析。[244]对“爱琴海”模式的贵金属币制在几乎全球范围内的长期且又彻底的成功的解释，需要密切联系中国所提供的在现实生活中相反的证据。
我确认了三个因素来说明中国基于青铜铸币和非铸币的黄金、白银的货币系统的产生和长期存在:黄金供应、军事需求、与文化倾向。黄金和白银的相对匮乏使得贵金属货币体系难以维系。这个解释与之前的一个事实相一致:中国中部只有(相对)富含黄金的早期诸侯国(楚)发行了可能可以被称为原始货币的金制品。此外，在帝国体系的形成阶段，在军事招募的场合明显缺乏对低体积高价值货币的需求，可能进一步降低了贵金属造币的吸引力。然而，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释，哪怕是到了巨大的黄金储备已然成为可用的明朝，为何国家仍在持续排斥白银货币。之前秦(至少在理论上)加强了帝国范围内低价值青铜货币的统一标准，以及汉代通过散布数百亿计的这种钱币来支撑这个体制，试图连接到古老的皇家传统的此后的朝代开始将这个特殊的货币体系看作是政治“合法”的关键要素，并回避了其他的可替代方案，哪怕它们是可行的。假如我们试图去解释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货币发展的分野，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评估每个这类变量及其相互关联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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