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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货币的形制发展: 透过比较视角看古代世界帝国

时间:2023-08-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意大利货币体系嵌入在一个更大的且更为古老的,基于银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尽管大量的青铜硬币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出现了,由于罗马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货币生产似乎没有跟上需求的增长:银制的第纳里往往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一,以弥补造币的匮乏。罗马的扩张促成了地中海逐步统一的货币体系。例如,从公元前189至前176年,罗马从塞琉西帝国接收了约370吨银币

罗马帝国货币的形制发展: 透过比较视角看古代世界帝国

古代意大利和古代中国的货币体系有一个共同的,但其他社会历史缺乏的特质:当硬币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用青铜铸造的。[200]与中国不同,在意大利,罗马人、伊特鲁里亚人( Etruscans)和萨姆奈特人(Samnites)发行相对较大且重的青铜钱币,功能相当于原先使用的小金属棒(诸如在罗马的粗铜币和和伊顿鲁里亚(Etruria)的“雷默科(ramo secco)”铜棒)。最早的罗马硬币按照利率市场化水平设置重量标准(1枚约323克),1恩西亚(1/12单位,或27克)为发行的最小面值。其他的意大利城邦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伊特鲁里亚和安布利亚(安布利亚)约200克,阿里米努姆(Ariminum)和哈特日亚(Hatria)约350—400克。就像东周秦朝和汉代早期的中国那样,货币贬值通过降低重量标准来实现,这一过程主要由军事压力引起的财政窘迫所驱动:在第一次布匿(Punic)战争期间(公元前264—前241年),在保持货币名义上的面值的情况下,其真实价值降低了1/6,至10罗寸(Unicae)。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18—前202年)货币贬值大大加速:在公元前218至前213年期间,标准重量从268克跌至133克,再到83克、69克以至于40.5克,减少到了原来(推定的)金属价值标准的1/8。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安色尔(Uncial)标准成为了规范(1单位约等于27克,或原始重量的1/12)。这些更小的硬币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半段发行的数量非常巨大。

然而,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意大利货币体系嵌入在一个更大的且更为古老的,基于银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作为这方面加强军事接触的结果,罗马政权逐渐地采用了一种金属体系,将传统的青铜与“希腊风格”的白银相匹配:从公元前4世纪以后,坎帕尼亚(Campanian)金银硬币(约公元前310和前240年之间,总共从7.3降到了到6.6克,白银的重量从6.8克降至6.4克)用到了砷及其分馏物。随后白银币科沃隹戈伊特(quadrigatus) /第纳里(denarius)的贬值开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从6.4克降至6克白银,或含银量从97%降至91%。),而约在公元前216—前214年,国家铸造多种青铜币(诸如10阿斯decussis),以减轻战争引发银的稀缺性。在公元前213至前212年,银币以贬值的银钱(denarius)的形式存续,铸成重1/72磅(约4.5克)纯度96%的形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标准继续下滑,达到每枚约1/72磅降至约1/76至1/80磅。到了公元前187年,银钱(denarius)重新设定为每枚1/84磅(3.85克),但是,有赖于罗马人的成功和加强对矿产的摄取,这个银钱标准在接下来的250年保持了稳定。

尽管大量的青铜硬币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出现了,由于罗马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货币生产似乎没有跟上需求的增长:银制的第纳里(denarii)往往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一,以弥补造币的匮乏。这并不有助于意大利的同盟们铸造不同标准的阿斯(asses)(18至20罗马磅),而且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段,罗马青铜铸造大幅削减了。其结果是,在日益磨损的情况下,老旧的阿斯仍然持续流通,这些硬币大多损失了其原始重量的1/3。钱币兑换给这些缺失重量的阿斯打了折扣,相应地,银/铜的交换汇率也产生了相应波动。到了公元前141年,第纳里可兑换16阿斯。为了替换硬币,政府制造了更小的散碎面额(一半、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紧急状态期间,黄金已被暂时铸造成金币(与之并行发生的,是在雅典最后一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在雅典入侵期间的叙拉古短暂出现的黄金货币发行)。公元前2世纪,于前200—前197年和前171—前167年战争俘获的马其顿金币有很大一批(或许是在密封袋重)进入了流通。大量的购买用于在铸成有官方标记认证的数磅重的额黄金和白银锭。

有赖于政权获取了大量白银,银质的第纳里的重量方能保持稳定,而即使在危机时期,其纯度也只有轻微的波动:从最开始公元前1世纪的97.5%到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1—前89年)时的95%,又从前1世纪80年代中期至晚期回复到96%;前49年内战开始之际降至95—96%,而公元前44/42年,第二次三头政治时期,屋大维(Octavian)的时期在西部发行的硬币纯度低于95%,并延续至前36年;此后跃升至97%,而安东尼(Antony)公元前41—前39年在东部将之提升到了98.5%,然而最终降至92%。因此,安东尼晚期发行的数量巨大的货币继续流通了很多代,它们符合“格雷欣法则”,也就是劣质钱币排斥优质钱币。

金币的再次出现是在苏拉(Sulla)的独裁统治之下,为的是向军队提供赏赐。而公元前49年,金/银的汇率已创下了公元前210年代以来的新低,到了8比1;但由于白银流入的增加,这些硬币被融化以利用接近10—12比1的市场汇率,公元前50年,凯撒对高卢的征服使得市场金价降至每磅750第纳尔,也就是8.6比1的汇率。公元前46年设定的名义上的金银币标准为1奥里斯(aureus)= 25第纳尔,或1磅黄金= 1000第纳尔,金/银汇率为11.5比1.在奥古斯都之下,奥里斯几乎以40磅纯黄金的形式发行,反之第纳尔继续为1/84磅,其中的含银量为97.5%—98%。被压抑的零散硬币需求是由黄铜的塞斯特尔提乌斯(sestertius)连同铜质阿斯、半阿斯和四分之一阿斯实现的。

罗马的扩张促成了地中海逐步统一的货币体系。在西部,当地造币逐渐从市场上消失:公元前210年,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希腊和迦太基的黄金和白银;约公元前200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的黄金;公元前146年所有的迦太基硬币;公元前1世纪的伊比利亚硬币;公元前50年代高卢的贵金属币和后来公元前10年代的混合质地硬币;公元1世纪英国的凯尔特币。在东部,越来越多的希腊王国颁发的金、银硬币被罗马政权吸收并转移到意大利以改铸。例如,从公元前189至前176年,罗马从塞琉西(Seleucid)帝国接收了约370吨银币作为战争赔款,足以铸造1000万第纳尔(并破坏塞琉古银货币)。在爱琴海,亚太利cistophori银币继续在罗马统治之下铸造,而且各个将军们有时会产生四德拉克马银币(tetradrachms)。苏拉(Sulla)和第二次三头执政期间前所未有的破坏,造成了许多地方(城市)银货币的消亡和中止或既存货币的贬值。奥古斯都恢复小亚细亚cistophorus和叙利亚四德拉克马的时候,罗马的第纳尔已经进军希腊东部的主要金融领域了。

在东部,大量的黄金消耗促使向青铜货币的转变,此时开始与罗马的第纳尔挂钩。在传统的货币化社群,青铜硬币的持续生产,保证了对市场交易而言至关重要的小面额单位的可用性。与之形成判然两分的是,在西部,到了公元30年代,大部分社区都已停止生产当地青铜货币。看起来是罗马铸币的集中生产(最初在里昂,后来在罗马本土),能够提供给(可以说大大减少货币化)帝国西半部分至少足够数量的小面额的硬币。

作为货币统一的结果,中央政府跨越遥远的领土,加速摄取控制和操纵货币重量和纯度标准的权能。其举措,或者直接通过帝国发行货币,或间接通过地方正式或事实上的货币系统上与中央货币体系挂钩。这样一来,一旦中央决定贬值,地方货币发行者不得不遵循之,以维系流通。自从公元1世纪以后,帝国银币经历了一个逐渐加速贬值并且以被高估的价格并发的过程。黄金和贱金属的面额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到了公元64年,尼禄将奥里斯的重量(从1/40磅)减少到1/45磅,还将第纳尔(从1/84磅)降至1/96磅,此时后者的纯度从98%跌落至了93%。白银标准的贬值在断断续续进行,通常是由于军事需求的驱使:弗拉维安(Flavians)早期降至80%—90%;公元82年恢复到98.5%,但在接下来的数年内由跌至93%;图雷真(Trajan,公元98—177年)又降到89—90%;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148年)时为83%—84%;到了公元161年则少于80%。在公元2世纪的进程中,贱金属硬币同样经历了显著的贬值;半份和大钱(quadrans)的形制没有再出现;总体产量也减少了;塞斯特尔提乌斯开始用(更便宜)的青铜而非黄铜来铸造,且在其中还掺了铅。

省级的通货也相应地贬值了。与之同时,有记载的生产青铜硬币的城市,由奥古斯都时代的约150个发展为公元200年的约375个。它们通常在一个大工场里铸造,产量非常巨大:在市民的贱金属货币中大约有900种不同戳记者,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埃及这个通常是独立的流通区域中,当地的白银四德拉克马也在逐渐地贬值,从克劳迪斯时代的3克白银或23%的含银量,降至公元58年时2.2克白银或16%—17%的含银量。当时有很大巨量的既存货币被重新熔铸。当地的德拉儿马(drachms,名义上的银币)此时以铜币发行。帝国的白银通货的贬值再次出现是从公元160年代持续至公元230年代,伴随着含银量从约80%降至约50%,或者说从2.7克白银降到1.5克(而毛重则保持着大体上的稳定)。这个发展过程再次由于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和越来越多内部不稳定的增加所致。一次银钱信托的尝试失败了:一种“双倍”的第纳尔(antoninianus,安东尼银币),1.5倍重于第纳尔且两倍于其票面价值,于公元215年被引入。但是仅仅旋即变造成了囤积具有更高内在价值的单一第纳尔,是故几年后就不得不被废除了。公元213年,奥里斯被重新设定为1/50磅(从原来的1/45磅下降而来)。公元238年军事活动的需要使得安东尼银币再次出现,此时甚至更为贬值,其结果(从本质上来说被高估的)第纳尔马上从流通中消失了。接下来一个时期是外族入侵和暂时的内部分裂,货币贬值达到了一个相当剧烈的程度。在公元238年至269年间,两倍于第纳尔的安东尼银币的毛重减少了一半,而起纯度从50%降至1.7%,或者说从2.4克白银跌至0.1克。在此阶段,帝国事实上切换到基于黄金和青铜的金属货币系统,特别是随着用户开始从新的名义上的银币中剥取的银皮并作为银条出售。铸造的数量一直在提升,以此提高产出量来应对通胀的加速。奥里斯的重量同样在下跌,然而跌幅远不如白银:从1/50到1/52—54(公元235—238年),再到1/65(公元238—244年),再到1/90(公元250年)。公元250至260年代,可推断发行的纯度减少了数倍(通常应是93%—95%,但实际上到了80%)。

由于白银通货实际上变成了铜币,名义上的青铜散钱势必进一步贬值。首先是重量降低(在公元230至240年代),而后则开始掺铅(大约20%—25%)。做工越来越差的成品开始大量生产,从公元250年代以后,开始囤积大面额以对冲白银通胀。这符合切换到青铜标准的实际,并且预示着银币的价值最终由其金属价值所决定。到公元270年代,鉴于青铜硬币变得过于昂贵而难以制造(比较大量具有更高面值的青铜“银币”而言),其生产停止了将近一个世纪。(www.xing528.com)

行省的社会币制被困在最低价,因为需要符合皇家铸币厂设定的趋势而遭受贬值。严重贬值的白银最终在公元250年代停止发行。到了250年代末期和260年代,由于面临与剧烈贬值的帝国“白银”币和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青铜币的生产随之崩溃。在公元260年代,大部分的地方铸币都被放弃了。公元274年的埃及,大大贬值了的四德拉克马挤垮了所有地方的青铜硬币。

随着帝国的重新统一,奥勒留引入了一种辐射状的奥勒留努斯(aurelianianus),毛重3.9克,纯度4.5%—5%(即约0.2克白银),价目为5第纳尔或20斯特迪(sestertii),这两者都缩减到仅合乎计算单位。官方设定为1/50磅而实际上被压至1/70—1/72的奥里斯,值100—120奥勒利安尼(aurelianiani)。该系统在未来二十年仍然存在。就像以前一样,这是一种用来与大多数是青铜铸造的金属硬币交易的黄金锭。

公元293年的一次改革,旨在恢复一种起作用的白银通货。奥里斯的重量从1/70磅上升到至1/60磅,而且伴随着一种新的纯银币(argenteus),重1/96磅(尼禄统治时期的比率),价值为25(作为计算标准的)第纳尔。一种洗银(silver-wash)合金币价值为5第纳尔,还有一种青铜币值1第纳尔。这个改革采取了大规模的找回和重铸,但是旋即失败了——而且这也是可预见的——因为名义上标着严重被高估的价目的合金币迅速失去了其真实的交换价值。两个retariffings(奥里斯从600到1200再到2400第纳尔,纯银币从25到50再到100第纳尔)并没有赶上合金币(或nummus)崩溃的步伐:这又一次证明了信用币制行不通,根据金属含量的市场估值仍然存在。为了回应囤积或重铸纯银硬币,帝国在公元305年后不久就停止了纯银币(argenteus)的铸造,而合金币则在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持续流通至公元360年代。君士坦丁通过将黄金固相点调到1/72磅和纯度99.5%来调整黄金“锭”(anchor)。经过几次贬值的循环以及在这一进程中持续减少比重,白银还是持续被投入到越来越大量的合金币中去了。从公元303到348年,合金币中白银的含量从1/32磅跌落至1/196磅,或者说从含有10.75克白银降到含银1.65克,纯度从4%降至0.4%。相应就产生了价格通胀的进程:在公元323到445年之间,索利杜斯(solidus)的价值从6000第纳尔上涨到4千2百万,或者说从240合金币涨到了实际上7000—7200。

公元367年,合金币的生产最终停止了,不过其实仅仅是被另一种纯银币所取代。它在公元4世纪末期经受了相当严重的贬值,接下来,事实上被多种面额的青铜币所取代。这些青铜币中福利斯(centenionalis, 2.45克)是最重要的一种。公元5世纪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自公元3世纪后半段出现的黄金—青铜通货体系。尽管当时黄金持续流向外国势力,但黄金作为唯一可靠的价值标准占支配地位的情况正在扩张。黄金制成的索里达(solidus)硬币,用皮革袋装上100磅(centenarium)来进行大额交易。尽管存在外流,但据记载,东部帝国的国库积聚了大量的黄金:公元457年有32吨,公元518年有103吨,公元527年有129吨。

到了公元5世纪中叶,银(币)已基本退出流通。公元468年一次巨大1亿纯银硬币的特设发行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应急措施。两等货币幸存下来:黄金的索里达和去米西斯(tremissis)在上等,低价值的青铜努米(nummi)、米尼米(minimi)为下等。因为掺了铅,后者一直在贬值。重量的减少不足以维持25磅(8千克)青铜币价值1索里达的比例,且需要反复的定制比价表。到了公元498年,1索里达可交换16800米尼米,到了公元445年下降到7000—7200米尼米。约公元440年的一份埃及文献描述了一群纳税人如何用重达1705公斤,价值211.4索里达(重0.95千克,比青铜币少1800倍),总数超过1522080枚青铜币完成其赋税义务的。由于恶劣的生产标准,努米已经被伪造,且在公元5世纪经常被囤积。这表明,尽管其内在价值很低,这些硬币仍被认为有足够价值,可以用更加便宜的材料去伪造它们,而且也同样有足够的价值来作为囤积财富的手段。这与古代中国伪造低价值的青铜硬币有很好的一致性。尽管青铜硬币只有比较小的利润空间和很低价值的,但足以维持一个广泛的货币经济的实践。(见下文第9节)

公元498年,小的青铜币被重铸成了多样的青铜福莱(folles),以8.5克重的努米作为基本标准。交换汇率被定在1索里达= 420福莱(folles)= 16800努米,真实的黄金/青铜比率为800比1(4.45克黄金= 3570克青铜)。公元512年,福莱的重量和票面价值都翻倍了。由于新的危机,公元538/539年进一步升到22克(每索里达180福莱),但无法长久维系:到了7世纪晚期,福莱的重量跌至了3.5克,而起价值为1/950索里达(大体上保持在既存的黄金/青铜汇率上)。七世纪灾难性的战争催生了大量的各种贬值了的福莱和混乱的汇率,这再次破坏了帝国货币体系的贱金属部分。

进入公元3世纪,意大利的货币实践在扩大边缘的国际体系中发展,这个体系源自公元前6世纪爱琴海的银币体系。希腊银钱沿着希腊海外殖民的主线扩散,包括在西方的西西里的殖民地(公元前6世纪中叶),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普罗旺斯海岸。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开始,爱琴海北部的非希腊人开始效仿希腊的模式。公元5世纪末期,迦太基采纳银币是加强与西方的希腊人接触的直接后果。在公元前的最后三个世纪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导致整个之前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复制了希腊铸币的做法。在西北印度这个此前一直发展自己的方银币传统的地方,也在一波又一波的异族王朝(希腊印度Greco-Indian、圣卡西Sakas、帕赫拉瓦Pahlavas、曲先Kusan)中效仿希腊铸币,将希腊风格的钱币使用扩大到整个印度次大陆乃至深入到中亚北部。

最初,在上古的和早期的古典希腊世界,低价值的硬币总是银制的,就连看似不切实际的微乎其微的重量且显然数量巨大的最小币种都是如此。[201]

青铜的散钱很晚才出现,从公元前5世纪晚期往后,作为低价值的交换媒介的需求在货币体系中提升,这些青铜散钱的出现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在罗马时代之前,广泛使用的青铜最初被限制在埃及托勒密(Ptolemaic)王朝的货币体系中。这使意大利货币体系在欧亚大陆西部具有了真正独特的地位。在迦太基被卷入无处不在的“爱琴海”货币体系[202]的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罗马也效仿发展出了其坎佩尼阶系列的金银硬币(斯塔特/ staters)。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冲击和从随后伊比利亚矿藏和希腊王国流入的白银将最初基于青铜的体系转化为银铜体系,然后又很快变成了以银为基础。公元前2世纪,一种推测认为罗马的青铜币至少占据了流通货币的一半,但只有其总价值的10%—15%。[203]全部货币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进程:重要的步骤包括在公元前1世纪吸纳和重铸东方的银钱,且同时停止西部地区的地方造币;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大量诸如黄金硬币开创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统一的黄金标准;公元3世纪中期摧毁了东部行省的地方货币系统;接着在约公元300年之后再次开始重铸且在帝国范围内重新发行新样式货币的进程。

非常概括地说,罗马货币体系演变有六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截至约公元前300年),青铜货币以27至323克的重量流通。第二阶段(约公元前300—前50年),白银和青铜以硬币的形式流通,白银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价值量。此外,白银,特别是黄金以锭的形式流通和贮藏。公元前200至前167年之间,罗马在战争中获取了38000磅(或者12.3吨)黄金,其中的一部分是马其顿(腓力一世)的金币。公元前157年,帝国财政持有17410磅(或5.6吨)黄金,占在其现金储备总量的4/5以上(与其铸造和重铸的白银硬币构成了平衡状态)。许多记载表明,公元前1世纪的转账达到数以千磅计的黄金之多。[204]如果这些描述切实的话,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末年,黄金锭子势必在货币媒介中占据不可确知但相当可观的份额。按此,假如青铜真的占罗马货币总价值的10%—15%不到,它所分有的包括黄金(和白银)在内的种货币媒介总量的份额肯定微乎其微,可能只有不到1/10。第三阶段(约公元前50年至公元200年),为数众多的黄金硬币进入了市场。邓肯-琼斯(Duncan-Jones)估算,在公元160年代,120000000奥利斯(即880吨黄金硬币)和1700000000白银硬币(即5770吨白银币)进入了流通,可能其中的3/4为罗马帝国所发行。据推测青铜硬币不超过总量的5%—10%,有大约50—60亿枚低价值的硬币。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实际数量而言,者这很可能会有所夸大),黄金占据了硬币总价值的六成以上,与之相对应的是30%—35%的白银,其他的则是贱金属硬币。[205]第四阶段(约公元200至公元270年),白银币面值逐步贬值事实上降低为了贱金属货币体系,而黄金硬币大体上保持了其价值。其结果是白银硬币减少,市场的需要大力驱生了青铜硬币。第五阶段(约公元270—370年)出现了几次企图恢复全值硬币的失败尝试。黄金成了能够保持稳定的唯一价值标准。第六阶段(约公元370至700年),限于地中海东部,重塑白银的尝试最终被放弃了,但金铜系统仍然存在。贱金属层货币的周期性贬值驱使定期通货膨胀,强调黄金作为储存财富的优势是唯一可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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