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众多学者所说的，“礼物”(gift)并不总是一种分析式的有用的术语。有必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礼物循环或赏赐方式，因为商品种类和传统中给予和接受者的角色，将标示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诚如上文所说，韦纳强调了与基督教慈善的对比，这也成为古代晚期的标准模型，和经典的善举(euergetism)形式。后者被定义为对一个公共领域给予礼物，这可能以域内的所有成员为对象。实际上，精英集体对公共的礼物赏赐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公共领域，否则不会存在群集构建空间，它作为一套独特的美德(“公共精神”)，也定义了一系列的庇护者和附庸者的关系模型。通过这个途径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区于别市场交易的财富分配模式为如何，也可藉此来区分从最初的城邦到后来的帝国的不同公共形态，还可看到在基督教化的世界中这些是如何被另一种形式所取代的。按照汉代中国的情况，公共领域并没有从政治领域中明确地区分出来，这样一来，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意味着服务于统治者的一种形式。(西塞罗用来定义的“republic”音义双关的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在那里“公共”之“公”附属于“贵族”意义上的“公”。)因此，所有以上述头衔的礼物都是为他服务的统治者把所有的自由人，并给予他们相应的法律特权，构成更广泛的“公共”空间的手段。按前文所说，其他相关的礼品主要是旨在维持这种政治空间政策的拓展，其参与者限定为自由的有产农民。
这就清晰地出现了一个区域，在其中乡村秩序通过醒目的慈善和公益行动定义和维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强大的家庭破裂“帝国”的早期模式。这种崩溃的标志是东汉初年类似的军事义务被抛弃，以及限制土地所有权规模的种种努力。后来旧的体系通过皇帝赏赐爵位被迅速地侵蚀。这个从基于皇帝恩赏等级确定帝国领域向基于地方的礼物流动循环的变化，表明了国家的军事官僚模型向一个国家的家庭联盟的转换，通过强大的本地家庭，国家秩序被传输和保存。这种向半公开领域的转向由政治国家的衰弱决定，其中扩展加入了亲属和村庄混合的实体，这种变化从秦汉帝国时代早期一直持续到到南北朝的世纪。
【注释】
[1]有关罗马的著名研究，参见Veyne 1976; Millar 1977， chs.4， 8; Saller 1982; DeSilva 2000， chs.3—4; Bowditch 2001; Flaig 2003.另可参见Zuiderhoek 2006and 2007.
[2] Hsu and Linduff 1988: 153—58， 177—79， 185—88， 206， 245—46， 249—57; Chunqiu Zuozhuanzhu， annotated by Yang Bojun (Beijing 1981): 71—72， 194， 200， 264—73， 814—15， 860—61， 1318—20; 1475—77; 1535—42; Lewis 1990: 67—68， 73—94; Lewis 2006: 82—84， 215—27; Major 1987.
[3] Lewis 1990: 60—63; Nishijima 1961.
[4] Lewis 2000.
[5] Bodde 1975: 341—48， 361—80.
[6] 《汉书·食货志上》，Hanshu 24a (Beijing 1962， p.1133).
[7] 《汉书·晁错传》Hanshu 49(pp.2284， 2286).“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
[8] McKnight 1981: ch.2.Hulsewé 1955: 209—14， 225—50.关于允许官员拥有选择自尽的特权的“恩赐”，其例证如《汉书》卷48Hanshu 48(p.2254).
[9] Lewis 2000: 53—57.
[10]汉代政府对罪犯的劳役剥削的基础性的重要研讨，参见Lewis 2007: 248—52.
[11] Swann 1950: 195—56; Hsu 1980: 79—80.
[12] 《汉书》卷4(pp.113， 117， 124， 125， 131)， 5(p.143)， 6(pp.156， 174， 178， 180， 193， 195， 196， 198， 207[2])， 7(pp.221， 225， 232)， 8(pp.239， 242， 245， 248， 254， 255， 257， 259[2]， 263， 267， 269)， 以及传记中的其他记载。
[13] Hsu 1980: 22—24， 27—34， 164—66， 172—83， 186， 204， 210—13.
[14] Lewis 2006: 173—74.
[15] 有关“纪”中基于官员、贵族和皇亲的赏赐，参见《汉书》卷4(pp.110， 126， 132)， 6(p.179)， 7(pp.218， 220， 221， 223， 224， 228， 229)， 8(pp.239， 245， 249， 254， 257， 259， 264， 272)，并贯穿于此下的各篇《纪》中。关于战国时代贵金属的赏赐品，参见Lewis 1999a: 606—7.汉代官员在退休之际收到贵金属赏赐的实例，见《汉书》卷71(p.3040).并见本书第七章。
[16] Yü 1967and 1986; Lewis 2000: 58—61.
[17] 汉代不同最高神的长期发展，最终造就了天界众神。有关于此参见Lewis 1999a; Bujard 2000; Puett 2002， ch.7(“The Sacrifices that Order the World”).
[18] Bowditch 2001: ch.2(“Tragic History and the Gift of Sacrifice”).关于赠予神的“dona”，参见前引65—68.亦可参见 DeSilva 2000: 100—2.
[19] Lewis 2006: 309—10; 《汉书》卷四九(p.2283).(www.xing528.com)
[20] Veyne 1976: 658—60.
[21] Lewis2006:218，220， 223—27.
[22] 《汉书》卷71(p.3040).亦可参见《东观汉记校疏》卷15(pp.598—99):“大量的积累加剧了损失，且是后代的负担。”并见《后汉书》(Beijing 1965) 82a (pp.2720—21).
[23] Scott 1976: ch.6(“Reciprocity and Subsistence as Justice”).
[24] 东汉晚期《风俗通义校释》(Tianjin 1980， 333—34.)中详细记载了一个地方宗教最初出现的一个城镇，但遍布所有现在的山东，当地的商人在大型公共节日中轮番赞助之。有关地方神祇更粗略一些的记载参见《东观汉记校注》卷21(p.863).
[25] 《后汉书》卷27(pp.945—46)、卷41(pp.1398—99)、卷43(p.1458)、卷91(p.3690).
[26] 参见前注n.1.以下意见集中在罗马历史的君主制时期。
[27] Veyne 1976: 103—4， 110—15; Saller 1982: ch.5.
[28] Lewis 1990: ch.2and passim.
[29] Lewis 2006: 212—13.
[30] Veyne1976:chs.2，5，11.
[31] Lewis forthcoming: ch.4.
[32] Lewis 2006: 188.
[33] Veyne 1976: 701—6.
[34] Lewis 2006: 114—18， 155—57.
[35] Millar 1977: ch.8.
[36] Flaig 2003: 53—61.
[37] Lewis 1990: ch.2.
[38] Bowditch 2001: ch.3(“The Gifts of the Golden Age: Land， Debt， and Aesthetic Surplus”).
[39] 尝试支持小有产者仅限于共和时期的罗马史并停止于君主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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