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消费形态与旧世界贸易格局的转变

随着主权支配扩大化的格局和由贡赋提取而形成的财富集中化，在罗马和汉朝发展形成了新的事物、服饰、娱乐、建筑、葬礼、公共节日和宗教仪式结构和风尚。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两个帝国的皇帝们为帝国的贵族和地方精英群体设定了步调。他们提倡城市风格的消费，力图强调其从业人员的能力，以便基于遥控式的命令获得大量的财富和各种稀有产品。城市提供了贵族展现、彰显其权力的舞台。在那里，精英阶层的收入足以维持大量的随从、成群的门客和仆役的开支。各种农产品的大宗贸易的扩大为这些群体存在提供了保障。

不过贵族的优越性还不仅仅表现在其聚集大量人口的能力上。城市同样提供了一个平台，供精英们通过对稀有而昂贵的商品的拥有来竞争和彰显自己的身份。贵族之间更加紧密的社交和频繁的互动带来了优雅文化的出现。诚如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所强调的，这是一种奢侈品消费和鉴赏力的文化，在那里，“对当地生产的商品，以及在整个欧亚大陆延伸到非洲的大范围获得的具有特别的品质和品味的商品的……保有和珍惜，维持和彰显了他们的差异性”。他接着解释说，因此这与现代资本家的消费相区别，他们看重的是来自于遥远地域的特殊的产品和质量。与之相反，现代的复杂性要求像李维斯和运动鞋这样的简单一致，古代简单的日常生活要求大人物通过珍贵的货物、良好训练的仆人、女人和珍禽异兽来标识差异，以此彰显他们的品质。现代的“地位”商品对人们自身而言是自我指涉的，而市场则为他们创造需求;古代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具有魅力的商品嵌入了超越他们理解力之外的意识形态中。在某种意义上，古代贵族和乡村的领导人是收藏家，而不是消费者。但是，他们的所谓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收藏家，因为人、物、食品、服装和做派的聚合改变了收藏者的生活方式。^[65]

不过，这种改变消费者生活内涵的能力同样也产生了焦虑。在东西两个帝国中，关于奢侈品适当占有的道德讨论发展了出来。毕竟，改变可能意味着提高个人素质或道德腐败。就像本章开篇处所引的迪奥·克里索斯托穆斯(Dio Chrysostomus)所畅言，重要的是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如果他或者其他的希腊化罗马的道德论家为儒家文士所熟知，他们会获得极大的认同。可以看到汉代的道德论家对于狂热追捧奢侈品有相似的抱怨，巨大的财富浪费在晚餐和装饰女眷上，并由此致使帝国财富流失:“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66]

然而，如此的反对的主张不足以有效地阻止新的奢侈消费形态的出现。他们警戒精英社会的边界。他们坚持认为，可以买到精英地位的象征的金钱，不能确保被正确地使用。在两个社会中，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上流社会外来的暴发户，像富有的商人、贵族化的自由人，被污名化并被讽刺为他们所谓的粗俗和缺乏洞察力。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萨蒂利卡》(Satyricon)就是这一流派的一个著名例子，而且这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诸流派之一。诚如作品通过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特里马乔(Trimalchio)教导人们的，再多的财富，也难以防止新人成为上流社会的笑柄。为了避免羞辱，一个人不得不使自己沉浸在精英文化之中。真正的贵族知道如何避免仅仅是过分富有而导致的低俗，他们怎么也不会表现出尖刻、小气和粗俗:“在古代，合理限制设置为风格的宫殿和房屋，战车和制服。”^[67]

换句话说，仅仅通过购买远远不足以保证成功保有贵族文化的象征。精英意识形态使得它们很难能够被掌握。控制权被特殊群体所掌控，由贵族文化的文学和哲学的特殊表达所组成。^[68]当然，像这种流行的偏见并没有阻止富有的外来人和社会地位的觊觎者声称他们可以通过效仿统治阶层的做派来消弭他们之间的差异。但这些观念确实也彰明后者的文化霸权并巩固他们在消费世界上定下基调的能力。帝国消费的风格在王廷和统治阶层的领导下发展。在亚欧大陆两端，他们都在赞助一种精美的，但在不同文化区域类型有别的细腻、精致的农业和工匠产品。优质丝绸、漆器、美酒、玻璃、雕塑这些物品易于被接受。罗马的考古材料表明，帝国的物质文明比之前和之后的时代都广泛和多样。^[69]

但贵族的消费风格不仅增加了对国内生产的商品的需求，还促成了一个长途贸易的热潮。^[70]商人经过多年的旅途，从辽远的地域带回与权力或宗教有关的稀有且精致的商品，上层消费阶级在权力和仪式中展示他们的这些财富。在此时期，地中海、阿拉伯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异常繁盛。商人们从东方带回来丰富的货物，包括香料、象牙、宝石、香料、药材和精美的服饰。在这些商品中，中国的丝绸被从印度，经由沙漠巴尔米拉市(desert-city of Palmyra)的商队带到罗马世界。现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国家博物馆还有数量惊人的这类丝绸正在展出。^[71]与此同时，中国的需求催生了其与东南亚甚至印度的贸易联系，以获取外来的奢侈品。大约在公元1世纪，欧亚世界贸易的轮廓开始出现，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和中东为一端，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作为中继站，中国为另一端。这一系统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逐渐发展和扩大。活动的规模和参加人数总是有限的。^[72]同时，这种货物贸易彰显出巨大的价值。^[73]最终，它诱使葡萄牙人，随后是欧洲西北地区的客商，通过环游非洲打破该系统去获取利润。现代早期造就了一种新的局面以取代旧的世界贸易格局，而这个旧格局为罗马帝国精英和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奠定了基础。

《后汉书》为这些难解的发展提供了真实的背景记述:“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遣使自日南(在越南中部海岸的一郡)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74]然而，帝国的编年史家并不太相信这个信息。当然，献礼物者似乎不太可能是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而且即便确实是“安敦”，也应只是派使者前往了汉廷。因此，一个合理的假设是，一组从罗马帝国出发搜索稀有产品的商人设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跨过欧亚贸易路线到达中国的权力中心并进行了消费。但是类似这样的事件少之又少。新兴的长途贸易模式没有将欧亚文明的核心联系在一起。这种贸易是分阶段组织的。两个世界帝国彼此仍然隐藏在寓言和神话的晦暗世界中。^[75]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代表了两个独立的文化传统。但是看起来它们在奢侈品贸易方面拥有诸多共性，甚至一致性。这是两个可相媲美的世界。

【注释】

[1] Dio Chrysostom 79.5(transl.by H.L.Crosby) 79.6.

[2] Finley 1985，chs.2and 6.

[3]Elvin 1973， 特别是第17章的内容。亚当·斯密关于中国内陆市场和经济接近静止状态的研究，参见Smith 1976: 111—12， 680—81.

[4] Wong 1997， pt.1.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斯密动力”概念理解为一个理想型。Part 2接着探讨政治经济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制度因素，在塑造近代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这是波梅兰兹 (Pomeranz)2000在其进一步展开中未能重视的基本概念的一个方面。

[5]一些简要说明，参见:Deng 1999: 13—16， 193—99;罗马的情况，参见:Bang 2004and 2006.

[6] Yü 1986.

[7] Fairbank， ed.1968; Wills 1984; Sahlins 1989; Hevia 1995.

[8] Dreyer2007.

[9] Yü 1967， chs.3and 5.

[10] Digest 39.4.11(Paul， Sententiae， book 5); Cassius Dio 72.11.3(这个皇帝拒不承认蛮族有贸易的权利，他害怕这会让蛮族建立起供应体系)。受研读中国历史启发而对罗马边疆问题采取的新理解，参见Whittaker 1994.

[11] Josephus， Jewish War 7.132—33(trans.modified from Thackeray).

[12] 据奥维德(Ovid)Metamorphoses 5.101中的考察，在黄金时代，土地产出丰饶，但并不用于贡赋(immunis)。帝国的实施和整合宣布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参见Horace， Carmen Saeculare.

[13] Plato， Republic 2.372d—74d.

[14] Eisenstadt 1963: 26—28.

[15] 有关罗马的情况，参见Morley 1996; Edwards and Woolf， eds.2003.洛阳的状况，参见 Bielenstein 1986: 262—64，长安的情况，参见Nishijima 1986: 574—76.

[16] 经典的分析来自Veyne 1976.关于估计罗马帝国的预算的估算，参见Duncan-Jones 1994: 45—46.

[17] 《盐铁论·本议》，(Gale 1931: 4)。

[18] 《盐铁论·本议》，Gale 1931: 4—5(ch.1f.).

[19] 卡托(Cato)被认为已经宣布，马其顿应该有自由，“因为他们不能被保护”(Historia Augusta， Life of Hadrian 5.3)。有关事实的简述，参见Scullard 1980: 282—83。更加详尽的讨论参见 Gruen 1984，尽管作者并不熟知经济原理。

[20] Gibbon 1993: 23—24.

[21] CassiusDio72.11—12;Ammianus Marcellinus 31.4.4; Shaw 1999.

[22] Lattimore 1940.

[23] Yü 1967: 61.

[24] 元首制的大部分时期，罗马帝国军队大约保持在25到28军团。这比公元前60的共和国和平时期人数要多得多。但是少于文献中记载的公元44年的35个军团，或在接下来数年的内战期间顶峰时期的50到60个军团。每个军团理论上由5千到6千人组成。在皇帝之下的军团士兵的数量因此可以估计介于12.5万到16.8万。这样一来还必须从臣民中添加相当数量的人口来辅助部队。这个群体通常被认为与军团的规模大小相仿。因此，军队的总人数在25万到33万人之间。这个数字大体上符合革命斗争顶峰时期在意大利招募的新兵人数，如果把各个行省和殖民地招募的新兵都算在内，那么总人数还要大于这个数字。征兵因此相比于共和国的极端水平要更均匀地分布在帝国各处。Hopkins 1978， ch.1， Scheidel 2007a: 325fi g.1， 有关共和国时期的征兵状况，也可参见Keppie 1996.

[25] 对此观点的一般性表述，参见Wong 1997: 90， 131—35.汇集来自巨大版图中各地资源的能力，使得帝国政府给各个具体的社群所带来的负担轻量化。

[26] Garnsey and Saller 1987， ch.2; Garnsey and Humfress 2001， ch.2; Saller 1982， chs.3and 5.

[27]参见Bielenstein 1986: 508—9.的分析。

[28] The Oxyrhynchus Papyri 58， lines 4—10(translated by the editor).The Oxyrhynchus Papyri 58， lines 4—10(translated by the editor).

[29] Huang 1974提供一个对这些过程引人入胜的洞察。Elvin 1973: 90—91认为低税收是中华帝国晚期的独特现象，而汉代作为一个社会负担重得多。然而，这种印象更可能是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稀少得多的文献记录的一个反映，我们更加依赖于那些官方的行政记录的语句。 我们没有理由信用汉代政府比明清有更发达的管理来获得更大的征敛能力。

[30] 罗马的税收:Garnsey and Saller 1987: 20—21and passim; MacMullen 1980: 41—44; and Hopkins 1980.汉代税收:参见Loewe， Nishijima， and Ebrey in Twitchett and Loewe， eds.1986: 487， 595—600， 619—22; and Hsu 1980: 72—77.整体税收水平低并不排除有些团体感到负担更重。在汉代，中国土地税收率非常低，但用更高的人头税来补偿。这意味着农民比地主负担更重。

[31] Swann 1950: 146—50(Hanshu 24a: 7b—8b: lowering of oppressive Qin taxes by the Han)， 179—83(Hanshu 24a:14b—15b: critique of heavy Qin tax regime and call for abandonment of taxes).

[32] Augustus， Res Gestae 17—18.

[33] Swann 1950: 135—36(Hanshu 24a: 6a: neglect of the rulers own fields leads to taxation)， 157—62(Hanshu 24a: 10a—11a)， 170—72(Hanshu 24a: 13b: remission and lowering of taxes as an expression of virtuous rule).关于罗马的情况，参见the edict by Severus Alexander remitting his crown gold (Oliver 1989: no.275) 和哈德良庆祝他巨大的免税而发行新币， Mattingly and Sydenham 1926: 416( Hadrian no.590);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309; Historia Augusta， Life of Hadrian 7.4.6.Cassius Dio 74.5—6对比贝尔蒂纳克斯(Pertinax)的经济和康莫德斯(Commodus)破坏性的消费习惯，这迫使他要对贵族财富动手。

[34] 利用自己的地位来逃避一些当地义务的贵族特权的例子:Augustus， Cyrene Edict 3(Oliver 1989: 8—12， lines 55—62) and Aelius Aristides， Oration 50.利用自己的地位来逃避一些当地义务的贵族特权的例子:Augustus， Cyrene Edict 3(Oliver 1989: 8—12， lines 55—62) and Aelius Aristides， Oration 50.(www.xing528.com)

[35] Nishijima 1986: 596—97的分析中有关于汉代人口信息的部分(由于临时的干扰，人口数可能是异常低落，但这并不能解释大多数的差异。事实上，其他少数得到很好证实的这段期间的数字似乎显示政府在努力恢复其税基)。Hsu 1980: 210—11提供了《后汉书》中相关段落的译文，它描述了公元39年皇帝企图进行人口普查而产生的强烈反对和激烈冲突。

[36] 古代罗马和中国之间的比较，参见Elvin 1973: 32—34。参见Nishijima 1986: 557—59和 Ebrey 1986: 617—27，二者有关汉代中国大庄园的成长。参见De Ste Croi × 1981， pts.III 和 IV，它们有关希腊罗马对农村依赖和开发的形式。还有Sarris 2006a 和Wickham 2005，二者是近来讨论贵族产业和古代晚期罗马政治的论著。

[37] 近来复兴这一观点的尝试，参见:Drexhage， Kohnen， and Ruffing 2002: 24—25。

[38] Swann 1950: 116.

[39] 农户生产逻辑的经典模型，包含在Chayanov 1986和Thorner 1965.罗马的情况参见:Garnsey 1988， chs.4—5; 中国的情况参见:Deng 1999.

[40] Erdkamp 2005: 98—104.Hsu 1980: 80列举了中华帝国早期类似的市场缺陷。因此，市场是个靠不住的盟友，只能作为补充。

[41]Hsu 1980: 79显示出帝国税的实施对农民增加生产的需要。一般性的情况，参见:Bang 2007.

[42]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参见Finley 1976and Foxhall 1990.

[43] 关于汉代徭役，参见Hsu 1980: 163—64; Hulsewé 1986: 536—37.罗马的情况参见:Johnston 1936: no.6(corvée labor on canals in Egypt); Digest 50.4.1(罗列了各种以“负担”形式强加的徭役，诸如交通运输服务和道路维护。)

[44] Tacitus， Annals 4.72(Frisians paying tribute in ox hides); Domergue 1990; Delbrueck 1932; Peacock and Maxfield 1997—2001.

[45] Badian 1972是经典的分析作品。参见Love 1991， ch.5中作出的杰出理论探讨。

[46] Nishijima 1986: 602—7.Hanshu 24b 11a—12a (Swann 1950: 271—72， 275—78).

[47] Hopkins1980.

[48] 关于汉代税制形式的讨论，参见 Hulsewé 1986: 536—37; Nishijima 1986: 598—601.Garnsey and Saller 1987， ch.5有关罗马政府所采用的剩余产品消费的混合模式，同样也可参见接下来的ch.7， sec.9.

[49] 关于形式的争论，有一种强有力的推论，参见Hopkins 1995/96。

[50] Cerati 1975.

[51] Galen 14.9“关于药材”(On the Medicinal Herbs)， Camodeca 1999: nos.45， 46， 51， 52， 79(关于部丢利(Puteoli)的亚历山大港小麦用于商业投机活动的情况).

[52] Nishijima 1986: 600—1.

[53] The Oxyrhynchus Papyri 48.3384—3429.

[54] 《汉书》卷24: 9b (Swann 1950: 264—65)记载了中国的一些例证。

[55]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14.2(authors translation).

[56] Skinner 1964—1965.

[57] Wong1997，ch.6.

[58] Gale 1931and Swann 1950提供了对这些争论原文的翻译。

[59] 《盐铁论·本议》(transl.Gale 1931: 6)， chap.1i.

[60] 《盐铁论·本议》(transl.Gale 1931: 7)， chap.1j.比较ch.5b (Gale 1931: 31)关于君主远离其臣民财富的讨论。

[61] 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bk.21， ch.21.

[62] Wong 1997: 138—39和 Pomeranz 2000: 242—53.

[63] Rostovtzeff 1957; Carandini 1988; von Freyberg 1989.

[64] Woolf 2001.

[65] Bayly 2002: 51—52.

[66] 《盐铁论·力耕》，Gale 1931: 15—16(ch.2d).通说可参见Ebrey 1986: 609—12.中的分析。

[67] 《盐铁论·通有》，Gale 1931: 22: (ch.3e).

[68]控制商品获得的途径以便保持社会地位稳固，较之禁忌和法律规制(尽管偶尔也会有这类尝试)，这更是一个风尚/ 做派控制的问题;参见Appadurai， ed.1986: 25.这样的消费可能会提供一个现代中产阶级消费发展的基础，但没有理由认为两种现象之间有任何当然联系，例如 Pomeranz 2000， ch.3。新兴的奢侈品市场对于现代早期而言并没有特殊性。这个过程的张力已经见于汉代中国和罗马社会中。

[69] Dalby 2001提供了一个关于罗马世界精致豪华的庆典的易用的文学式描述，不过其中的分析令人不敢恭维。Ebrey 1986提供了汉代中国精英主导的消费模式的概览。

[70] Young 2001; Yü 1967.

[71] Schmidt-Colinet 2000.

[72] Raschke 1978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矫正方法，以此反对大多数松散的推测和在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的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73] 一份纸草文献记载了一种货物的价值数倍于一个罗马元老的财富:参见Rathbone 2001.

[74] 《后汉书》卷88，最近的译本为Hill 2003，还可参考Leslie and Gardiner 1996: 155。

[75] 中国曾经用来指称东罗马帝国的大秦这个术语，更加被理解为一种道家乌托邦式的状态，与真正的罗马世界绝少联系。( 参见Raschke 1978: nn.849—50) 与之相类似，托勒密 (Ptolemy)的远东地理也充满了猜测和幻象，参见Humbach and Ziegler 1998， 书中反对基于文本仔细鉴定真实地点的尝试。同样亦可参见本章介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