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庆祝活动用到范围广大的珍奇，这使得以本地化的小社群为特征的世界获得与帝国间的联系成为了可能。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产品从不可能离开它们的原产地并被消费的世界，这里所能种植和收获的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地质、气候和生态。乡里农业占据统治地位，其增长潜力相当受限制。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可知，这些地方规模很小，且是接近自给自足的社区;并且，诚如希腊哲人坦率的解释那样，如果人们想要获得比向他们提供有限的选择更多的机会，其社群必须追求战争和帝国主义的策略。[13]只有通过成功的政府才可能带来更多的领土。这些都是获得更多样的控制和大量的资源的必然要求。在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的恰当解释中，帝国主义旨在创造“自由浮动的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14]通过加强进贡收入，帝国为了资源而强势打破半封闭的地方经济的局限，将它们带到更广阔的流通领域。像罗马或汉代中国这样疆土巨大的帝国，他们有能力从各个地方社群中抽出部分产品，以抵消众多小型社区生产盈余的限制并将积累的财富集中到数量有限的特权者手中和特定地方来消费。结果是把例如罗马、君士坦丁堡、长安和洛阳等首都城市变为前工业化时代的巨型都市。随着人口上升到六位数，城市化从原有的状态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并随之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消费机会的样态。[15]在罗马，几乎是整个世界都结合在了一起。她就好像《启示录》中的“大淫妇”(the great whore)，和她的“宇宙中心”的颂词一样，是一个从各处接纳最好和最坏东西的地方。像罗马和汉朝这样的帝国因此在经济学术语中被描述为贡赋生产体系(tribute-producing enterprises)。
帝国事业的主要花费来自军队。大帝国在挥霍无度的开支方面从来不乏名声。罗马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面包和竞技”、庙宇、巨大的公共浴池、富丽堂皇的配合物、无所不在的浮华景象都是帝国预算的主要支出项目。[16]中国历史有自己关于炫耀性消费的故事。它体现在最近发现的秦始皇的惊人规模陵墓与成千上万的兵马俑，北京气势壮观宏伟的“紫禁城”，精妙的颐和园，以及在鸦片战争期间被西方远征军焚烧和抢劫而灭失的奇迹。然而无论出现多令人侧目的珍贵财富，都比不上历史上战争这种更昂贵的活动。没有什么像军事行动那样能够榨干帝国收入，进而威胁到所需的储备。在汉帝王中属于征服者的汉武帝，同时也是一种试图最为广泛地提高税收水平的举措背后的策划者。他雄心勃勃地在亚洲内陆前沿延伸的扩张政策，给当时帝国的财政状况造成的负担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17]这种花费昂贵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被帝国各个阶层的精英很好地接受。公元前1世纪的相关批评性的回应中的一小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对话记录了武帝继任者统治期间，有关他的新的增加收入措施的优点和缺点的辩论。儒家文人在这里提出让君主控制军事上野心的劝告。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更倾向于“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18]按照这种观点，帝国的军队是一个花费过于巨大的工具，在其所有方面都受制于虚荣。
这建议的要点在于，无论怎样致力于军事荣耀，没有一个成功的帝国能够长期无视这种举措带来的负担。帝国军队要慎用军事，它是一种稀缺资源，不能容许过度浪费。这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即使像罗马政府这样军国主义的典范，一般情况下也慎重地使用其巨大的军事力量。没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普遍原则导致现代评论者在很多场合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尤其是当他们精心建构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主义的防御理论的时候。当取得了公元前168年在皮德纳(Pydna)的胜利之后，罗马已经决定性地击溃了马其顿帝国。罗马人不愿意吞并被征服者的领土。相反，既有的政治实体被拆散，取而代之的是四个自治的共和国。然而，留下了每年将原有皇室税赋收入的半数向罗马胜利者进贡的义务，这一点是确实的。不过，罗马无意进驻马其顿领土。这些新创立的政权要负责保护进贡的安全。此外，矿藏(作为罗马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其中的一些被短暂地关闭了)和可能归属于旧皇室的产业被没收。这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也非防御性的帝国主义，而是为了降低帝国维系的成本并在最少的精力和花费下吸纳部族。[19]
通过最少的努力获得的贡赋这一点成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马其顿这个例子上多说几句很有必要。这表明成功背后的秘诀之一，是实现规模经济。马其顿军队几乎全部被拆散，引发了一场与罗马军队类似规模的增加。吉本(Gibbon)已经注意到，帝国政府维持士兵数量相对较少的状态，以此确保控制更大的地中海世界。[20]有时候，虽然经常伴随有来自帝国精英阶层的讥讽，皇帝们甚至更倾向于收买拉拢处于帝国边境的敌对的野蛮人部落，他们大都是对掠夺的渴望，而非不计成本地发动战争。这些部族也有被作为廉价雇佣军加以利用的可能。在古代晚期，罗马皇帝越来越依靠日耳曼联邦军队来替他们参与战争和抵御入侵者。这意味着政府没有将宝贵的行省的臣民从提供农业税收转移到军队责任上来。[21]中国历朝历代培育了管理帝国边境组织结构松散的“蛮族”部落的艺术，并已趋于完善。儒家通常倾向于采取比罗马贵族怀念的那个他们引以为豪的共和国时代更加优厚的政策。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的经典论著中揭示出，定居型农业核心地区和边境草原游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主题。[22]给予丰富的粮食和丝绸作为礼物，以换取蛮族部落酋长的进贡和对中国至高地位的名义上的承认，这种和平要比发动战争来的更为划算。战争既看不到尽头，对一个移动的又难以控制的敌人掠夺和获得财产前景也不明朗。同样地，这些部族可以被雇来有效地对抗其他威胁到帝国边境的蛮族。
可以肯定，就像西罗马皇帝在公元5世纪发现的，这些政策的潜在缺陷远远不是微不足道的。买来的和平经常不稳定。酋长式贡赋的力量往往不够稳固，不能维系一种持久的安排。还有一种危险，源自帝国政府的财富没有满足需求，而是刺激了更多的野蛮人领袖和他们的战士侍从的欲望。如果初始与帝国的联盟已经加强了部落民族的社会和军事组织，这可能对帝国构成严重威胁。帝国权力和野蛮人部落中存在一种不安的平衡。尽管如此，从帝国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经济回报往往超过风险。毕竟，这些通常都是可以被处理的。相比之下在边境对野蛮人发动战争的成本与购买这些礼物和军事服务的费用相比相形见绌。能让我们用来进行精确计算的材料很少。但也可能形成一种粗略的印象。例如中国的情况，似乎显示出，在公元107—118年间惩罚性地对抗一组蛮族游牧部落的工程花费了帝国比绥靖政策多五六倍的成本。[23]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皇帝选择在移民安置上花掉巨大费用就可以理解了。
保留一定数量的士兵的冲动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方面，像罗马和汉代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帝国拥有一个优势:他们能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中获取资源。即使是低级别的动员，还是能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军队规模。罗马皇帝发动对日耳曼人和波斯人全面战争的前线所遇到的困难经常被当作皇帝的缺点之一来谈论。然而，他可能是不得不暂时扩大军队规模。二十五至三十个军团规模的帝国的军队要多于共和国政府在公元前60年代保留的用于守卫他们面积更小的领土的武装力量，但这少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期间征服和革命斗争中达到的峰值数字。此外，帝国日益从各处招募新兵，而共和国后期庞大的军队的负担首当其冲地落在意大利人身上。因此，动员水平大大低于过去了。[24]然而，皇帝已经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军事力量，比在欧亚大陆西部的任何地方都大得多。他可以放弃极端的征兵制度，如此一来，意大利人口可以维持在共和国晚期和平时代的水准，而又不丧失定期地指挥更多士兵的能力。换言之，他已经开始依靠规模化经济所带来的好处。(www.xing528.com)
这种节省人力资源，在军队组织中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可以为解释诸如罗马帝国和历代中华帝国的皇帝总是维持长期的贡赋制度提供重要支撑。当然，历史绝不能仅被化约为经济现象。例如，从成立之初起，惯性和懦弱也是维系帝国持久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他们持续的成功也有很多反面的声音。伴随着疆土的扩张，他们看起来似乎超过了可承受的极限。低速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手段使得严格控制所有地域不具备可能性。人们必须对帝国所属的地方随时可能分裂有所预期。然而，这些帝国维系时间之长令人惊讶，可能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相对低的成本下维护霸权。中国在其悠长的历史中控制军队的经验，似乎证实了这种解释的合理性。[25]
通过最小程度的工作量来获得贡赋，也使得行政开支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帝国政府将高级纳税单位这个层次划分得很稀疏，罗马是如此，汉代中国更是如此。在安东尼时代，罗马帝国连同其大约6000万人口被分隔成四十个省，每个省有一名总督，一名财政官(有时候有两位)，一些助手，以及一些帝国的奴隶，再加上很少的文书。“没有官僚的政府”，这是甘瑟(Peter Garnsey)和萨拉尔(Richard Saller)给这种政制贴上的标签，这个说法毫不夸张。在公元4—5世纪，行省的政府已经扩张了。[26]这使管理者的数量接近中国，其管理渗透到县一级。到了公元140年，政府组成中包含了1179个县级单位，每个单位由一位执政官和一到两位司令官和少量官僚领导。通常，这微乎其微的行政设置将一直负责监督法律、秩序、税收，并维护人口普查，将人口保持在4—5万之间作为政府职责的一部分。[27]这种精简的官僚机构管理中国和罗马都不得不依靠一些与之积极协作的团体，它对农村社会中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影响:主要是当地地主贵族和农民最富有的阶层。但没有什么是免费的。这是一封公元288年来自作为罗马行省的埃及的信件:“文书本身已经证明了，为数众多希望侵吞不动产的人为自己设计了很多头衔，诸如行政官、秘书，或者监督官，这说明他们对财产本身并无特权，但是可以占有其盈余。”[28]铺张浪费是朝贡制度中一种流行，甚至制度化的特征。帝国政府只能寄希望于限制从其资源中获益的人的数量。但是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它依赖于地方的支持者为其征税。[29]
帝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当地的乡绅和贵族保留并取得了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的控制，以换取主持税收征管过程。帝国的税收率很难提高。大多数时候，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税收保持在稳定和相对较低的水平。[30]汉代的建立及在后汉恢复之后，随即都有减税的政策。[31]奥古斯都在他的任期内，吹嘘他有补贴财政部的资金，而没有隐含进一步加重人口的税收负担的意思。[32]试图增加或引入新税的皇帝，经常遇到强硬的反对。新税对统治者或畜牧业者而言部分地属于不好的产品:这是希腊化罗马的宗旨，而且汉代精英们通常能够同意。[33]无论如何，发出有关税收的需求是一件事，收到付款是另一件。在罗马帝国，欠税被允许持续几十年，税基不断遭受侵蚀的当地居民试图使官员免除他们的土地的纳税记录，通过皇家特权的授予或偷偷地逃税。[34]从我们讨论的时代到公元2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普查记录中户口数目的锐减，一种解释认为从中会看到他们重建后遇到的困难，并可作为继续持有前期的税基的晴雨表。[35]
农业人口中的富裕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协作最终得益于他们与皇权的合作。这使得农民在地主阶层的控制之下扩大了种植面积。这个过程包含了不同的形式。在一些情况下，家族和构成关系类型的土地控制主导;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土地市场更重要。大体上，土地买卖在罗马世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通过帝国法律促成了其产权的明确化。从另一方面来说，赞助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绝非是不重要的，就像土地财产市场化在汉代中国也发挥了作用。无论土地使用权的清晰度究竟如何，结果都是渐进而稳定增长的大庄园和贵族财富的增加。这些罗马和汉朝共有的发展中的特质，以及在二者的后期阶段呈现的至关重要的变化，表现为贵族掌握的财富达到了一定规模，使之能够从农业经济中排斥帝国的影响力存在。[36]落在大地主保护和控制之下，并因此不再和帝国税吏打交道的农民，在两个帝国的历史上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是在帝国政府和地方贵族竞争加强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控制之前，互利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进程在罗马帝国更加清晰可见，因为希腊化罗马的精英选择用大理石和烧砖而非易腐蚀材料进行建筑。在公元前1—公元2世纪，贵族财富的积累总是伴随着一连串建设活动和铺张浪费，这永远改变了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景观。在整个罗马帝国，贵族通过装点自己的城市建筑和艺术作品来高调地宣布他们的财富和力量。从那时起，这种行为的丰富遗存引起了旅行者和游客人群的关注，他们持续涌向博物馆和挖掘地点以欣赏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的成就。贡赋帝国的征税增加消费和本地以及帝国范围内的资源流动。到此刻为止，贡赋—制造产业已被描绘成一种纯粹的开发工具。举例来说，芬利描述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崇高的“法治国”(Rechtstaat)概念支撑一个帝国和平，这使得有进取心的主体能够基于市场的自由精神获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明显的错位。[37]在罗马和中国，帝国经济的骨干并不由资本化的企业家提供，而是由数量巨大的农民组成。罗马的道德论者和儒家文士永不疲倦表明这样的信息:“统治人民的根本途径是让他们的土地上定居。”[38]但是农民经济普遍不会使得帝国经济成为一场零和游戏(a zerosum game)。众所周知，历史上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的产品从来没有直接成为市场的利润。相反，农民一般以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求为第一要务展开生产活动。当这些需求都被满足时，农民即停下他们的工作，而不是由于进一步的生产无法在市场中产生利润而停工。因此，农户经常都有闲散劳动力的储备。[39]在有利的情况下，市场可能诱发农民因追求利润而调动这些资源。但市场也给农民带来的风险。市场增加了对不可预知的价格波动的依赖。主要为市场生产是一个危险的策略:它只能是补充性的。[40]相形之下，通过帝国政府和贵族地主来强迫农民不具有可选择性。历史上，结合帝国的贡赋和贵族的租税已经能够要求农民生产很可观份额的产品。他们强迫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生产过剩的产品。[41]
帝国和地方精英相互联盟可能因此被假设为加强农民在生产者关系中的地位，使之能够调动社会的未开发劳动力储备。[42]当农民被征募来在非农忙时期充当维护或建筑运河、岩脉、灌溉工作、道路和其他类似事情的徭役劳动力的时候，这将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发生。徭役劳动是汉代政府对其臣民强加的主要义务之一。在罗马帝国它并没有那么醒目，至少存在于以来灌溉农业的埃及行省仲尼，但还远达不到令人瞩目的状况。[43]换句话说，贡赋帝国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帮助更多的资源进入流通和集中消费，它可能还通过增加对生产者更加努力工作的强迫来对人均产量产生适度的补充作用。这些还不能完全被证明。但在地中海沿岸，被罗马征服后奴役的激增可能暗示这样一个过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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