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和古罗马宦官在实践中的职能很是有益的特别是,试图找出其与妇女联盟以追求影响和权力的异同。然而,因为罗马宦官在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我们在中国历史中所认识到的略有不同,所以有必要从考虑罗马女性的一般权力的历史与结构以及宫廷太监和(由奴隶解放出来的)自由民(Freedman)的前身等开始入手。
由于某些原因,罗马妇女较之中国的情况有实质差异。正式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在希腊罗马从未遭到严重质疑。事实上,截至共和国后期,罗马已经为妇女制定了不同寻常的权利。通过解放,妇女能够独立于她们的家父或丈夫处置自己的事务。[51]即便如此,掌控政府的权力从来没有拓展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那里。一个女人如果要寻求政治上的影响,为达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幕后对男人发生影响来实现。关于女性在元首设立方面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我们的材料看起来更加敏感。从奥古斯都统治开始,妇女掌控家族事务吸引了众多历史撰述者的目光,她们甚至被怀疑在必要的时候会使用犯罪的方式操纵丈夫和儿子。这种传统的开始与奥古斯都的妻子和提比略(Tiberius)的母亲莉维娅(Livia)有关,到小阿格里平娜(Agrippina the Younger)时达到第一个高峰。两个女人设法(通过以前的丈夫)立她们的儿子作为王位继承人。作为皇帝,提比略和尼禄都被描述为遭受到母亲的阴谋算计。[52]
阿格里平娜是臭名昭著的卡利古拉(Caligula)的妹妹,也是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女儿,因此是创始元首制度的奥古斯都的直系后裔。在公元49年成为克劳狄(Claudius)皇帝的第四任妻子之前,她已经有了一个名叫卢修斯·杜米仙·阿赫诺巴尔布斯·尼禄(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 Nero)的儿子。克劳狄娶她的决定是基于王朝的考虑。诚如安东尼·巴雷特所说:“克劳狄需要一个妻子,并不是为了性或陪伴……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政治盟友帮助他保持在海湾扬言要推翻他的元首地位的部队。……他曾试图寻求与贵族联合,但是失败了。他一定知道……唯一有效的安全将来自帝国内的姻亲联盟。”[53]除此之外,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声称克劳狄的决策一直受他的妻子和自由民的左右。[54]更有甚者,因为她的后裔阿格里平娜如果嫁到另一个家族,她可能成为对克劳狄的一个危险。争论归因于自由民(freedman)和他的知己帕拉斯(Pallas)的影响。[55]家族的联系已经非常致密了:克劳狄是阿格里平娜的叔父。几乎是紧接着婚姻,她让她的儿子和克劳狄的女儿奥克塔维亚(Octavia)订婚,一年以后,也就是公元50年,她接受了“奥古斯塔(Augusta)”的名号。她是第一位在皇帝有生之年能够与之分享这个头衔的皇后。[56]而且,她获得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荣誉,即参与每日的会众致候(salutatio)。当朝臣和门客每天早晨向皇帝致敬时,他们也会同样对她如此行事。[57]她甚至设法能够在元老院的会议期间出席,“他们的会议专门在帕拉提姆宫(Palatium)召开,这样一来她能自己站在一个在他们后面新添加的门之后,窗帘的厚度足以掩盖她于人们视线之外,但不能阻止她听会”。[58]
作为一介女流,阿格里平娜不能够获得衙署,但是罗马元首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办公室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元首建立在财富、门阀、军队的忠诚和奥古斯都的名声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女人借由她的朱利安的背景获取了合法性,为什么不能发挥官方的作用呢?在任何情况下阿格里平娜都不寻求自己去统治;相反,她打算通过她的儿子尼禄发挥影响。公元50年2月,克劳狄收养了尼禄,尽管他已经有了一个更加年少的儿子布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在公元54年克劳狄改变主意,想把布列塔尼库斯推到聚光灯下之前,尼禄已经成为了继承人。阿格里平娜立即采取了行动,对她的丈夫下了毒。借助阿格里平娜的随从布鲁斯(Burrus)、警卫长和塞涅卡(Seneca Burrus)的帮助,27岁的尼禄继承了他的继父的王位。事实上,受到自由民支持的阿格里平娜、塞涅卡和布鲁斯的影子团体掌管了皇宫秘书处(他们是皇帝的家庭及屋苑的管理负责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阿格里平娜在没有任何掩饰的状态下实践了她的野心:她的儿子“允许母亲对私人与公共的一切事务发挥最大影响”。[59]不过母子之间的隔阂已经出现。她的盟友弗里德·曼帕拉斯,一个负责账目的最重要的秘书处的首长成为了首个目标:在尼禄继位后不久,他被迫辞去帝国财政监督者的职务。
最终在公元59年,尼禄下令处死他的母亲。他给的理由是阿格里平娜已经争取到了参与政府(consortium imperii),并且她曾希望禁卫军以及人民和元老院宣示效忠一个女人,这些都是耻辱性的。[60]
克劳狄将行政官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宫廷,以此与他政治上的对手的元老们相抗衡。尽管自由民发迹时已经处于奥古斯都治下,[61]他们影响力显著提高则是在卡里古拉(Caligula)时代。一些帝国的自由民已经履行了裁判官的职责,并在紧急情况下受到官方委托。公元32年,自由民之一希波努斯(Hiberius)担任了埃及行省长官长达数月;公元48年,纳西斯(Narcissus)担任了一天卫队长。[62]当克劳狄在公元41年继承卡里古拉的皇位之后,他受到的是来自禁卫军和宫廷宦官的支持,而不是正在讨论是否废除元首的元老院。[63]禁卫军和自由民依靠着君权的特殊形制维系他们的生活,这让他们一开始就成为了克劳狄皇帝的盟友。帝国的自由民大多出生寒微但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来自希腊,因此在当时被禁止担任公职。他们受到贵族的鄙夷并完全依赖克劳狄,因此他们只对克劳狄一人效忠。这意味着一种许多贵族可能仍然抗拒的顺从。克劳狄在他的家庭开设了秘书处,由奴隶和前奴隶们充任,强化了最受他信赖的自由民的权能。已经在卡里古拉治下拥有了影响力的帕拉斯和卡里斯图,以及波里比阿(Polybius)和纳西苏斯(Narcissus)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首领。[64]作为财政办公室的首长,通过财政管理,帕拉斯占据了一个关键的职位。行动通讯总监(proximus ab epistulis)纳西苏斯,负责通信并担任私人秘书。文书(libellis)部门负责呈请,先后有波里比阿和卡里斯图领导。根据研究,这里面包含了支持司法管辖权的知识。[65]这些克劳狄时代的自由民的贪婪可谓臭名昭著:他们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成为他们最突出的标志。[66]
为了获得非凡的地位,并使儿子成为克劳狄的继承人,阿格里平娜同样也仰仗自由民的帮助。帕拉斯就曾是阿格里平娜的同盟,而且后来获得了尼禄的信任。[67]然而在公元62年,尼禄下令将他处决,以便获得他的财产。[68]纳西苏斯支持另一个贵妇成为克劳狄的配偶。公元54年10月,阿格里平娜在梅萨利纳墓前设计将他处死。[69]对自由民而言,似乎“元老制政府不能向妇人那样为他们提供好处……这使得妇女和宦官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同盟来对抗天然的竞争对手”[70]。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在王朝政治的幕后战场分享成功和失败。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反复强调克劳狄几乎完全仰仗他的妻子和自由民们,因此认为他们是绝大部分政策的真正造就者。(Life of Claudius 25.6, 29.1)(www.xing528.com)
在目前情况下,必须注意到早期帝国的高位阶自由民是宫廷宦官的先驱。当被来自“骑士”(equestrian)阶级的出身自由的行政者取代的时候,他们已经为来自帝国之外的出身卑微的人们铺平了道路:到了古代晚期和拜占庭时代,宦官最终晋升到具有影响力的地位。就像芭芭拉·李维克所论,“如果拥有自由民可以像知己一样安全,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之外,那么宦官更加安全”[71]。
在罗马,阉割被认为是一只从东方传来的东西,并成了堕落的代名词。[72]尽管如此,在戴克里先和君士但丁建立的新秩序之下,公元4至5世纪的太监在罗马宫廷中成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团体,特别是在皇帝隐居生活于复杂的仪式之下的帝国东部。[73]
罗马宦官的关键特质与中国是一样的,或者说至少是很接近的。[74]接近皇帝和确保受到皇帝的宠信是宫廷宦官获得权力的唯一基础。就像卧室(帝国的寝室)中的仆役,他们与皇帝的私密领域紧密相连。他们控制觐见者朝见的途径,通过这个特权获得财富:这样一来,他们强迫觐见者缴费,并且,到了5世纪,向每个被任命到公职者进行摊派。宫廷太监在贪婪和积聚财富方面可谓臭名昭著,很像克劳狄时的自由民。然而他们的出身和生理缺陷造就了他们对罗马社会而言始终是局外人,没有一个正式的基地或盟友。统治者将之视为一种利益。虽说无法融入正式的贵族阶层,但他们不仅可以抗衡贵族和执政官,而且正如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指出的,他们可以作为整个政治系统的“润滑剂”。[75]他们可以吸收那些本来会指向皇帝的批评。恶意太监们的宫廷阴谋是很容易被察觉的弊病。尽管对太监的权力系统有严厉的批评,致使朱利安(Julian,公元361—363年在位)和马克西姆(Maximus,公元455年在位)两位皇帝都试图将之废止,但没有谁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以至原有的系统仍旧存在。帝国最有影响力的职位之一已经为太监所掌控,包括大管家(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首席侍从(cubicularii),由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廷仆役中的阉人群体数量越来越庞大。[76]在东罗马帝国建立秩序的优先序列中,有太监和曾经是奴隶之人(ex-slave)充任的大管家把持着王国的第四阶层,仅次于禁卫军长官、市政官和军士长。[77]他的任期取决于皇帝的心意,且通常可以长过禁卫军长官一般情况下三年的任期。其中的一些人变得非常著名。曾经是奴隶的优西比乌(Eusebius)是皇帝康士坦丁二世(Constantius II,公元337—361年在位)时期的掌权者,并在当时政治中起过积极作用。他被康士坦丁的继任者朱利安皇帝(公元361—363年在位)判处了死刑。[78]曾经是奴隶的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可能是亚美尼亚血统,在最早起步的阶段他就成为了太监。他赢得了狄奥多西皇帝的信任,并且成为了狄奥多西的儿子,也就是阿卡狄乌斯(Arcadius,公元395—408年在位)的侍卫长,并成为了皇后艾丽娅·尤多西娅(Aelia Eudoxia)的竞争者。一开始促成了皇帝与自己也是外国血统出身的美丽的皇后尤多西娅的婚姻的侍卫长,以及阿卡狄乌斯皇帝统治期间的禁卫军长官鲁菲努斯(Rufinus)可以视为真正的统治者。[79]最终,尤特罗庇乌斯被判处了死刑。正如克里塞欧西乌斯(Chrysaorius)所说:“如果你有个太监,杀了他;如果你没有,那就买一个来杀掉。”[80]
作为特例的侍卫长和作为一般情况的宦官队伍,都将他们的权力远远地扩张到了正式的宫廷管理这个限度之外。由此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宦官开始被任用于宫廷之外的特殊任务。接受了帝国的授权和很高的位阶之后,宦官被送去执行特殊的任务。按此,在高卢军队叛乱的早期,优西比乌被派去通过贿赂叛军领导者以平息叛乱。[81]皇帝狄奥多西派遣尤特罗庇乌斯去咨询在埃及的一个神圣的隐士关于他与篡位的欧根纽斯(Eugenius)冲突的结果。[82]
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建议说持续将太监用作宫廷侍从和他们对权力的重复行使可能与宫廷的相关仪式有关,这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末期,公元298年加莱里乌斯(Galerius)俘获了波斯皇帝的后宫,可能也致使罗马王廷宦官数量的激增。[83]与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罗马的宦官们并不由于单纯的原因而与妇女的居处联系在一起。然而,罗马的统治阶级似乎也从东方习得了某些习惯。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已经指出:当时塞维鲁皇帝(Septimius Severus)手下的卫队拥有数以百计的自由身份的罗马阉人,这样一来只有太监会伺候他的女儿。[84]朱利安皇帝用于遣散宦官的借口是他本人独身,因此没有使用太监的必要。然而,更有可能是它放弃了排场和奢华,以证明他不像他的前任康士坦丁(Constantius)受到同样的影响。[85]作为仆役,宦官试图获得接近皇后和女眷的通途。[86]因为他们与统治者共享私密的领域,所以看起来似乎在侍卫长和皇后之间存在着潜在的通谋关系。当然,这也只能终于惨烈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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