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见于很多不同的文献中。例如，他们出现在《圣经》中。在《马太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因为有阉人是从母胎生下来就这样的，有阉人是被阉的，也有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己阉的。”[2]而许多教派和邪教也有太监，诸如古希腊和罗马的西布莉邪教(the cult of Cybele)，[3]18世纪俄罗斯基督教的斯克普奇(skopzi)教派，[4]以及印度教中的海吉拉斯(Hijra)教派。[5]阉人最主要的功能是充当仆役。作为仆役，在家庭内他们做了非常具体的事务:作为女子的监护人、床伴或提供特别的色情服务。但是，只有中央集权帝国的王廷方能提供一个让这些人获得巨大政治影响力和无穷财富的环境。宦官系统帮助保持统治者的神秘感及其与臣民之间的距离。对此具有很好的文献支撑的古代例证是公元4至5世纪的东罗马帝国[6]和从秦始皇到1912年为止的中华帝国的王廷。但是什么让这些阉割的男人在政治体系中如此成功，甚至在此体制中还发展出了为贵族服务的复杂的职业生涯？为什么这些男性世界的官僚和贵族的同行能够变成完美的朝臣？并且，是什么使得他们如此特殊，以至于在古代王廷中建立起牢固的权威？
所有宦官所共同的一点是缺少生殖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不可逆转式的阉割法所致。在此让我们先对型制各异的阉割法做一细致观察。其中，我们会遇到部分阉割，即只有睾丸被摘除。整体性的阉割可以作为另一种选择:需要去除阴茎(阴茎头)和睾丸。施行的方法从用刀割除到用两个石头砸除，不一而足。[7]整体阉割的死亡率较高，似乎已经在中国成为常态。年龄对于阉割而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大部分的宦官似乎都在青春期以前产生，因为在童年时代进行阉割的危险性较小，证据显示青春期后的死亡率较高。然而，也有几种原因致使大量的太监在成年以后产生。在古代中国，阉割是传统的刑罚之一，例如对待战俘或叛徒。[8]甚至是高位阶的官员也可能面对这种命运。[9]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情况也很相似，宫刑被当作针对战俘、政治对手、性犯罪者、不听话的奴隶等的刑罚。[10]它还能是用作酷刑的一种手段。[11]
如果是在青春期之后去除睾丸，尽管不能生育，宦者是仍然能够实现自勃起，因为他仍在持续通过肾上腺获得睾酮。[12]大量的材料表明宦者是备受重视的性伴侣;而且，与他们有关系者涉及男女两性。在罗马，奴隶被阉割，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被用来满足主人的性欲;因此已经被阉割的年轻人被看作对家庭有用的附加物。[13]同性恋者不得不扮演被鄙视的被动角色，并因此被称为“pathici”，意思是“像女人的男子”。[14]在中国也一样，宦者是皇帝最顺从的性伴侣。同性恋是一个王子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王子和太监一起长大和受教育。[15]但在东西方世界中，宦官色情服务都不限于同性恋行为。[16]富有的女性更喜欢和被阉割的奴隶性交是有道理的:没有怀孕的风险。[17]到了公元4至5世纪，妇女与宦官的交往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公众争论的话题。[18]中国皇帝宫殿里的妇女似乎也依靠太监来满足他们的性欲。[19]
十九世纪的记录说明中国阉割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在那里整个过程非常严格是常态，而“阉割者”(eunuchmaker)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手术的准备过程中，把病人的腹部和大腿用棍子或绷带紧紧绑定，使阴茎和阴囊暴露出来，然后让病人坐在一张被中国人称为炕的半卧位可加热的家具上，把这些部位用辣椒水反复刷洗三次。阉割者会一再询问他是否真的想让手术进行下去。如果病人加以确认，他会被助手牢牢抓住，剃刀般锋利的镰刀形的刀，把他的阴茎和阴囊切断。尿道被插上并锁闭，伤口被用冷水浸泡过的纸所覆盖，还要用绷带缠紧。在允许病人躺下之前的两三个小时，助手需要一直搀着他走动。病人在三天内都被禁止进食流质。过了这个阶段，尿道堵塞被移除，如果尿液涌出，手术可被认为成功了。如果出现无尿的情况，则可以预见那个人很快就会痛苦地死去。去势之后，宦者的生殖器放在容器中腌制，而后送回给他们自己保管。宦者会给它们以头衔，到了宦者死后，它们会与主人尸体合葬。[20]伤口通常能在百日内复原，此后新的太监将获得被引荐进入皇室之前的指导。第一年的末尾，这些太监们将被转移到皇宫接受他的新职业。[21]
除了一些其他部族的贵族青年在被俘并被作为人质的情况下被阉割，其他的大部分宦者都来自于社会底层。供应来源与奴隶大致一样。罗马帝国中的宦者的市场很兴隆，因为去势的价格很高，事实上要远远高于一般奴隶。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从公元1世纪后期罗马开始禁止阉割。图密善皇帝发布了一项禁止违背当事人意志施行阉割的法律。(www.xing528.com)
违者处以严惩。[22]诗人马蒂尔(Martial)称颂了这种限制家父权力的法律。[23]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不少法律都或多或少地重申了这一禁令。因此，大多数宦者显然是来自帝国以外:那里没有针对他们的所有者的惩罚。[24]这些人大多是奴隶或以前是奴隶。[25]中国的宦者来源似乎也很复杂。最初，宦者通常都来自帝国以外。[26]但是到了东汉王朝末期，似乎存在数量不菲的自宫之人。自愿被阉割是基于经济供求的原则。需求强大到足以鼓励男性接受阉割的风险，希望在职业生涯中作一个太监。一个有教养的人通过多年的学习通过国家考试才能达到官员的位置。一些缺少进入儒家学校和考试系统的机会的低阶层的个人选择了其他的途径来获得影响力、财富和社会地位，其中之一就是将自己或子嗣阉割。在后一种情况下，父亲通常是负责作出这项决定的人。作为一个宫廷太监的人被预期能够供养他的家族。[27]
在上述两种文化中，阉割都是获得在皇室就业的一种手段。东罗马朝廷的宦官被大量用于国内的行政职能机构，组织在一个单独的层次结构内，并遵循其独特的职业轨迹。同时西方的宗教动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前基督教时代里，古代圣母崇拜西布莉教派的追随者有时就自愿地自宫;早期基督教中，也有实行阉割以确保贞操的情况。“教父”奥利金(Origen)是最著名的例证。[28]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模式在基督教教会中没有未来;去势随后受到谴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帝国，主权者的宫殿，迅速成为太监最有前途的地方。
除了作为一种惩罚方式，阉割也是欧洲以及中国古代复仇及征服的象征。希罗多德(Herodotus)举了一个佩里安德(Periander)——科林斯的暴君，与科林斯之间恩怨的例子:他在征服的城市之一柯尔库拉抓住了贵族家庭的300个儿子，他们被送往荣狄并被阉割。[29]通过切断男子气概的象征使得战俘们完全地屈从。在中国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我们知道的一个就是在西部边境楼兰的年轻王子的悲惨故事。在汉武帝统治期间，他被掳为人质，并受阉割。随着楼兰国王在公元前92年死去，全国人民要求返回王子继承王位。但是，汉朝的统治者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如果王子的同胞已经发现他是个太监，将会无比尴尬的。[30]尽管出身高贵，王子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他可耻的畸形，他也无法进入外国社会。汉武帝完全征服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使用阉割除了政治缘由以外，也见于中国早期的刑事法律:财产犯罪判处的死刑可以减为宫刑。[31]相比之下，宫刑在罗马从未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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