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及其后继者面对性质发生了改变的军事威胁，汉代达到了废除大规模军队的顶峰，并且他们在东汉王朝(公元23—220年)依赖的一般性男性征兵制度也废止于公元30—31年。[40]战国时代的大规模步兵军队在列强争雄期间已经发展成为各个诸侯国用于征战的类似军团组织。一旦秦征服了它的所有对手并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除了在公元前206年秦亡到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这段时间内为了应付内战的需要以外，用于与国内敌对势力斗争的军备需求随之消失。但是新式的战争爆发之后，结果是相当需要大规模的军队和全面军事兵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朝的军队将注意力转向北部边陲的匈奴。正如前文所说，与他们作战，使用大规模的步兵部队多半是徒劳的。针对这些具有高度移动性的敌人的防卫战要求长期驻军的要塞，以保卫遥远的边疆，并且理论上说，骑射的军队可以以匈奴的方式还制匈奴。作为战胜匈奴的努力的一部分，汉武帝开始改造帝国的军队，在他的征战过程中招募大规模的职业化军士组成的骑兵。[41]然而，因为构成中国心脏地带的黄河流域在环境上不适合大规模豢养马匹，帝王们不得不从北方寻求马匹和骑手，这意味着与匈奴作战中最优秀的士兵其实也是匈奴人。故此东汉的皇帝们开始雇佣在反对他们的亲族北匈奴的内战中失败的南匈奴部落，他们在战败后随之投向东汉王朝并抗击北匈奴。要塞的职责既包括警卫边境，同时也包括监视帝国的蛮族同盟。从死刑判决中赦免而来的志愿者和罪犯被证明比从农民中招募而来的一到两年服役期限的义务兵更适合此任。这些部队和少量的精锐敢死队来保护帝国成为了东汉军事史的常态。这些组织提供了很多额外的好处。首先是安全，因为如同帝国时代的罗马，这类士兵避免了指挥者可能赢得他由农民义务兵组成的军队的信任并领导他们以图推翻皇帝的统治的危险。其次是经济方面。因为这些更小的武装力量运作起来更为廉价。就前一方面而言，与中国转用职业军士相并行，罗马的首位皇帝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他的目标也更多地在于其政权的政治安全而非军事上的有效性。
到了公元1世纪末期，这个系统在击溃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东汉却被证明是一种灾难。[42]与罗马帝国的军团不同，一旦北匈奴被击溃，帝国的蛮族联盟就失去了其对王廷的重要性并从此失去曾经作为他们合作价码的国家财政援助，由蛮族和罪犯组成的军队显示出对国家更少的忠诚度。结果，他们转而开始抢夺，并且由于他们被引入帝国的数量如此之多，驻军并没有能力防止他们的攻击。更严重的事态是，公元2世纪对中国边境的主要威胁转为来自西方的羌人。苦心经营的边境防御工事，特别是长城，强化了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却在抗击源自西方的威胁中毫无用处。更为复杂的防御问题在于羌人并没有像匈奴那样的支配性的政治秩序并结成大的邦联。一旦军事胜利的影响被限制在仅仅是征服特定的部族，这些情况造成了谈判协商的困难。中国用农民在边境地区建立殖民地，以图保护被征服的部落并将羌人带入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解决方案陷入困境，因为在面对羌人的持续劫掠的干旱的西部保持农业社群并在当他们不能自食其力时为之提供支持的成本太高。最后，在公元1世纪迁都位于帝国更东部的洛阳的决定致使东部人群在王廷中占据优势地位，他们对西部事务仅表现出非常有限的兴趣。最终，因为汉朝政府丧失了对西部边陲的控制，地方官长开始在防御中采取先发制人的主动策略。他们领导的军事力量开始发展成受控于豪族的私人军队，这些军队仅忠于他们的官长。结果是汉朝的军事系统崩溃，王廷丧失了军事控制权并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汉朝控制其西部边陲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军事问题，结果给他们统治王朝带来了显著的威胁，尽管还未及其帝国本身。类似的问题在罗马表现得更为可怕。在公元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北方边境的主要军事威胁开始出现，并且到了3世纪中叶发展成为空前的危机。[43]就像中国西部边界的情况，罗马并没有面对权力足以控制罗马的其他敌对者或零散敌人，也没有遇到能够由礼物招安或其失败将会导致终止其人民造成威胁的敌人。取而代之的是，罗马面临多条战线的袭击，好比一系列的部族和原始国家利用帝国的分心展开攻击。另外，波斯帝国在东方创建的全新且充满活力的新王朝——苏珊王朝，在叙利亚展开领土扩张的积极政策，要求强力而有效的军事回应。本身已经很难解决的军事形势，由于在同一时间出现的政治动荡变得更为关键。整个1—2世纪，皇帝首要任务是让权力在他们的继任者中和平传续。
但是，从2世纪后期开始，内战开始取代权力的和平转移。在3世纪，许多皇帝、造反者和觊觎王位者争夺着王位，并且当这些发生于他们受到已经持续几个世纪的最严重的军事威胁时，他们相互间的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帝国的边防。结果一连串的军事灾难导致了罗马50年的政治动荡以及边防前线的崩溃。帝国之前从未置身这种长期、严峻和广泛的军事压力，它的反应是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也出现在政治社会层面。(www.xing528.com)
危机的严重性要求称职的将军担任指挥，并且范围不仅覆盖长期提供帝国军队领袖的元老贵族，也延及组成军官团中下层的平民。[44]军事战争是人才的一大储备库，它提供能够将帝国从危机边缘挽救回来的指挥官们。在3世纪，就算皇帝们自己也常是出身卑微，并通过他们的军事才能在军旅中升至显要。这些军事危机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这些发展始于帝国内社会和文化权利持有人之间的持久分裂:一方面是元老阶层成员，另一方面是军事领袖。在这些新的领袖领导下，军事行动急剧增加。在3世纪后期，当入侵者已经多点突破了前沿防线，并攻击帝国的不设防的核心区域，城市便开始囤积重兵。一旦危机过去了，边防也随之大大增强。与此同时，构成战略储备的移动野战军，被创立以用于解决麻烦和成为进攻力量。[45]更为重要的是戴克里先皇帝(公元284—305在位)在公元286年作出的决定。这项决定创立了第二个，也就是共治皇帝去统治帝国的西半部分，然后提供他自己和他的共治者副长，并以之为最终的继任者，就像恺撒的风格。[46]这种被称为四帝共治的，在四个统治者之间分权的局面，比单一皇帝制允许对边防实行更为密切的监控;并且因为每个皇帝控制着自己的军队，任何边境的军事紧急情况都能更迅速和有效地解决。但是，这种政体不仅实现了对外敌入侵的威胁更好的防御，同样重要的是，它还产生了结束持续多年的内战的可能，因为一个潜在的篡位者此时面对着不仅是推翻一个统治者的挑战，而是还要面对他的三个同僚，否则无法稳固其权力。此外，皇帝的地位本身也因3世纪的军事者政治危机而作出调整。在奥古斯都和他的大部分继任者的治下，各皇帝和他们的臣民之间的距离，特别是在社会的最高阶层，并不令人满意，尽管皇帝们提出了一种类似与参议员之间的成员的友谊的图像，而且所有皇帝自称是军团的“士兵”。然而戴克里先创始了一种对其臣民而言非常不同的皇帝立场。此时皇帝开始了隐居生活。接触他们受到了高度严格的限制，且被精心准备的旨在唤起其不同阶层臣民的敬畏和崇敬的典礼和协议所包围。其目标是将皇帝的人格提升到超越俗众的状态，并且基于并无凡人能够取而代之的预设，借此以抵御推翻他的企图。戴克里先的政治危机解决方式反过来使得共同掌权人们得以集中能量应对帝国的外敌，最终结束了军事危机。纵然共同掌权者并未在其创立者之后长存，内战再次致使单一皇帝制度的建立，戴克里先推行而引发的军事和政制的变化为帝国带来了一个世纪的保障。
然而，帝国在公元3世纪的危机的解决耗费了巨大的成本。[47]为了增加移动野战军以抵御主要的侵略，军事花费在3世纪危机期间急剧上升，边防驻军同时也在抗击小规模的入侵。皇帝的军队扩建至两倍的规模，而这种扩建需要急剧增加赋税来支付其成本。皇帝个人地位提升至新的、至高的状态也意味着扩大王宫以承担此时伴随着皇帝的精心设计的仪节，所有这些当然也要花费金钱并要求额外的收入。为了保证税款的充分征集，民政当局也不得不扩大规模。帝国之前的行政单元被不断地细分以确保对民众更加严密的监管。更多的行政官员进一步加重了税务负担，随着政府在其支付时遇到增加的阻力，这都使它采取了对市民社会施加更大控制的措施。戴克里先不仅对帝国进行了一次庞大的人口普查以强化税收征管的效果，而且在他的治下税收制度自身的基础实现了合理化和统一。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单元被建立起来，整个帝国的农田被按照这些单元加以分类，这样尽管大小有差，每个单元在理论上说都能够产出相同作物的能力。同样，标准的人力单元也随之建立，这样每个成年男性农民被算作一个单元，而妇女的农业价值可能会有所不同。所有这些都使得政府通过它的人口普查，基于在每个区域中所包含的农田和人力单元的数值知悉究竟有多少可以预期的农业产值，并基于农业可预测和可靠的产出知晓可征税收的情况。通过增加每个单元的税额，政府很容易就能增加税收收入的总数。随着税收负担越来越重且又无法避免，农民试图通过逃离来摆脱之，这使得政府提出了种种措施将他们与其劳作的土地捆绑在一起。帝国的非农业人口中的情况也相类似，子嗣被要求在职业上和传统上追随他们的父辈，以此来确保在其父辈退休或故去后税收还能够持续缴纳。长时期担负在其区内监督税收征管的任务的行省的上层阶级成员，现在对农民不支付税款事件的税款负有个人责任。此外，早先皇帝们由于军事目的或其他花费而减少货币的贵金属含量造成了通胀，为了将之消除，戴克里先颁布一项法令，试图设置整个帝国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大体上，从公元3世纪往后，罗马的帝制政府对其所统治的社会日益渗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努力保证所需的资源支持其庞大的军事努力和民事行政机构，这一点正与秦国和其他战国列强在数个世纪之前的所为相同。
但是到头来，这些措施被证明是并不适当的。到了公元5世纪，当罗马帝国一旦重新面对来自寻求迁移到帝国领土边界的部落的军事压力，帝国的西半部分证明了无法征集用于反抗或至少控制这些入侵的军事行动所需的资源，其原因则远远超出了本章所述的范围。然而，就像汉代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西方皇帝决定雇佣来自附近的一些野蛮人移民为军队，这些野蛮人在他们本族的社会结构中，并由他们本族人加以统治。皇帝求助于他们，因为鼠疫和其他因素导致了帝国的人口下降，使新兵难找到，而空置农田丰富。因此，决定允许野蛮人移民定居在罗马领土以换取其服兵役看起来能够一举两得地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就像汉代的蛮族同盟，这些军队的忠诚度很难倚靠，并且他们的军队的作战效率通常也很成问题。最终，西方的皇帝们越来越不能控制名义上在他们统治之下的行省，甚至也包括意大利本身，直到最后当前任崩殂时新的皇帝连提名都已经很难产生了。取而代之，在西方的继承国家那里，非罗马的，移民王朝统治最终伪造与古罗马统治阶层在其领土上的关系。但是在东部，帝国统治更有弹性，甚至在公元7世纪尝试重新夺回西部的大部分领土，直到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征服夺取了它大部分的领土。相比之下，帝制中国则存续下来，因为其最强大的外部军事挑战来自那些生态模式迥异因而并不寻求入侵和占领土地，而是借此获取物质利益的对手，讽刺的是，这却给他们一个强大的支撑以确保帝国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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