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秦汉帝国都建筑在前期国家提供的模板之上，并使之扩张为更大范围的永久栖居区:在西方，从中东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和欧洲大陆;在东方，从渭河流域、黄河河谷至中原，以及后来的南方。东方的基础形态源自殷商—西周政治(公元前1600—前771年)，它们的精英文化以及西周驻军城市，涵盖了整个中原。在地中海地区，这一角色由遍布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自公元前8世纪始)和土生土长的希腊化的地方精英所扮演。回溯至1994年，克里斯蒂安·吉泽斯基( Christian Gizewski)提出了一个实用的秦汉和罗马政治九阶段并行发展模型。若在某些细节上作出调整，这个模型可用于阐明在大部分国家构造层面的程度惊人的并行演化。[5]第一阶段(下至公元前500年)见证了更广泛的永久栖居区西部边陲的政治创制，定位于对军事能力的注重，罗马和秦都是如此。主要的差别在于秦已经处于一个地域广大的政治体系，即西周分封制之中，而罗马则远离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的“强权”，还处于自治状态且仅仅嵌入区域城市群(拉丁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中。第二阶段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处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和位于关中的秦这两大帝国都成长为自治的中型政权，并且卷入了与实力相当的竞争者的冲突。两个政权继续保留他们的独立性，因为他们有天然屏障隔绝与东部更发达地区的冲突。它们最大程度地利用“边疆国优势”，这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与更具吞并能力的强大政权遭遇的情况下积聚军事力量。第三阶段发生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期间永久栖居区中一个范围巨大的霸主产生了:即涵括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和延展至四川的秦国。这个增长又一次没有触发与他们各自的领导权力的大冲突，不过罗马人驱动的对意大利的希腊人的侵略和秦对魏国的施压也使得冲突迫近了。罗马和秦都从低成本的自我保护中受益，这得益于强大的自然屏障，如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及秦地和四川的大山脉。成功的扩张强化了罗马贵族的集体领导和秦的君主制(二者不同于下文将谈到的政体类型)。第四阶段为公元前3至前1世纪的罗马和公元前3世纪结构更紧致的秦。两个帝国都借助一系列高风险的战争，将整个核心区域带入了霸权主义。两者都在直接统治前形成了霸权主义，而较之罗马寡头制有限的行政能力，秦的官僚制更好地促进了吞并和统一的进程。就二者而言，大规模的征伐更诱发了剧烈的调整:在东方，从“战争机器”之秦向汉初更加不明显的中央集权政体过渡;在西方，军事的君主制取代已有的寡头政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由于后一转变影响更为深刻，随之而来的矛盾冲突长久存在于罗马，不过二者的结果还是相似的:建立了具有强大贵族参与的君主制，至少起初是这样的。第五个阶段，包括公元1至2世纪的罗马和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汉，可被描述为扩张放缓和内部同质化加剧的时期。在二者中，我们都可见到地方精英权力的增强，他们纵然与政权合作，却也在限制政权的行动范围。这一进程在第六阶段，即公元3世纪，被军阀政治和短期割据所打断。与三国的军阀割据相比较而言，罗马帝国所包含的职业军人已经使危机更为一触即发。尝试复辟的第七阶段历时很长，并且，与处于内部分裂的晋朝相比，罗马起码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不过两者都止于蛮族的征服——中国北方从4世纪早期开始，而西罗马帝国则从5世纪初开始。接下来的第八阶段出现了业已提到的罗马东部裂为残存国家(rump states)，而中国南方与靠近北方边境的“蛮夷”继任者对峙的局面。两地均出现了征服者与地方精英的迅速融合，而且声称独立于政权自治的超越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佛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元6世纪两地进行了重新统一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较地中海地区为成功。然而，到之后的第九阶段，在东方强大的唐王朝和摇摇欲坠的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政权之间，两地的统一成果开始急剧分化。在西欧，由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以及之后伊斯兰和法兰克人继任者的政治分歧，统一的局面最终又陷入分裂，这一过程既长期又激烈。这些发展标志着“初次大分流”的开始，它导致了中国的宋、元、明、清各朝出现，直至今日的新中国。而在欧洲，则表现为逐步强化的多元中心主义国家形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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