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成长规律及影响因素

结合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们对自身成长经历的描述，以及他们的相关言论，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审视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作为华人科学精英的特殊身份使得这种审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总体来看，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们对中国文化之于科学发展的作用，评价积极正面与消极负面的兼而有之。如陈省身认为，一个中国数学家不可以没有中华文化的涵养，他的数学研究深受道家“无为”观点的影响。丘成桐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相当深厚，熟读《史记》，博览诗词，有一般数学家难以企及的文采和境界。^[17]但也有负面评价，相对而言，前者更多一些。

（一）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积极评述

1.对文化中师生伦理关系作用的积极评述

师生关系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人伦关系。古代文化中不仅有板着面孔的师道尊严论，还有充满情谊的师友关系论，更有互促共进的师生交相成论。这一点被一些科学家认为与自己的成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李泽元教授说：“一个人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态度。我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与我生长的环境、背景和遇到的老师都息息相关。”李泽元表示，导师从技术和做人做事的态度上，都给了他很多启示，他们现在仍是好朋友。“这其实也是中华文化的影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18]如果说李泽元是从学生的角度描述师生关系，吴建福则是从为师之道出发来思考的。在吴建福看来，在中国的文化中，做一个尽职的老师远比西方文化所要求的高得多。他不主张美国式的师生关系，相反，儒家的师生关系更有利于扶助人才成长。他认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缘分”不应该随着论文的完成而终结。尽管“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做法已经不切合当代的现实，但这种“终身”的师生关系却是可取的。老师可以利用学术长者与先行者的资源与经验，长期辅助学生，帮助他们攀登学术高峰。吴建福自己就与大多数学生保持着终身交往，在他们需要时施以援手。在他的扶持下，他的学生中有13位取得了会士（fellow）的荣誉，登上了学术高峰。^[19]

2.对文化中理想人格的积极评述

中国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向来极为注重。勤奋刻苦、温良平和、达观克己等人格特质是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倡导的理想人格特质，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们所继承，并对他们的工作风格、人生态度产生了很大影响。“理直气和，义正辞婉”这八字箴言一直被赖明诏院士奉为人生的座右铭。范剑青认为，正是因为自己身上“流着中华的血”，促使他刻苦努力、拼搏不止，才使他获得国际统计学大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移民身份带来的危机感）。何大一的父亲为儿子取的名字实际源自老庄哲学，即“其大无外谓之大一”。他教导大一也是无为而治。当何大一开始从事针对艾滋病的药物学研究时，他的内向性格逐渐改变，他变得很开朗，而且惊人的豁达。当他的同事因为工作发脾气时，何大一会很有礼貌地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的格言，对他的同事提出忠告。他崇尚老庄哲学。老子的哲学提到最多的就是“以柔克刚”。回顾自己在美国的成长经历时说：“一个人来到了他的新世界，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开辟新的道路，在这里，人们应该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高水平的生活，并用美德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一个人应该保持一点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心理状态，只要他工作勤奋，并能埋头苦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处于劣势的人也一样会有他们的出头之日。”^[20]吴建福曾提出了一个“德”贯中西的思想。他认为，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我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也提供了优秀的精神滋养。例如，来自儒家的“修身”理想，在目前国内考评体系不佳的状况下，有利于科研人员进行自身调节。吴建福说，儒家思想要求人不能仅依赖于外在世界的评价标准，更要注重个人内心的价值尺度，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21]

3.对思维方式的积极评述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尽管可能确有阻碍近代科学产生与发展的一面，但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出发，或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来审视，却未必全无是处。例如多次提及的整体性思维，对于以分析思维为主的近代科学发展可能具有消极作用，但在科学发展日臻注重系统、复杂性思维的今天就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何志明告诉记者，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到了一定高度，便会更多地受到哲学、艺术和本人文化背景的影响。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每当自己的研究取得突破时，给他带来灵感的往往不是方程式，而是身心中积淀的文化元素。“举个例子说，我研究的纳米只有1米的十亿分之一那么长，从事纳米研究没有整体思维是不行的。中国文化向来不是单看一个点，而是整体论，这种文化积淀对我的研究很有助益。”^[22]

4.对良好教育传统的积极评述(www.xing528.com)

中国有着优良的教育传统，崇文重教的风气千古流传。在中国人看来，读书受教有时甚至比吃饭穿衣还重要。正是这一传统，对一些虽出身贫寒但终成大器的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助益良多。中华文化对于教育不仅仅是重视，而且还拥有高超的教育艺术。从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成长历程看，很多人都既拥有较自由的成长环境，同时又对自己的父辈十分尊重。不过这种尊重更多地是依靠父辈的率先垂范，而不是声色俱厉得到的，即所谓“身教重于言教”。例如何大一的父亲本身即孜孜不倦于追求知识，其言传身教的效果极佳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反观现实中的一些家庭教育，父母对孩子提出的要求，很多他们自己都没有做到，又如何能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其次，所谓的管教与自由发展之间恐怕也不是对立关系。宽严有度、相互结合可能才是最好状态。倘若能够以身示范加以“管教”，辅以提供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对孩子的成长应该是较好的支持。在这方面，李远哲的父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消极评述

1.容易依从权威

丘成桐通过观察中国数学的发展史发现，中国学者过于遵循前辈开创的道路。以中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刘徽为例，他花费毕生精力研读古算书《九章算术》，以这种方式取得了突出的数学成就，但这毕竟不同于创造尖端科学的原创研究。^[23]此外，这种思想还与师生伦理关系有关。前已述及，中国文化中的师生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如果不能全面把握，只取其一端，特别是僵化的师道尊严，则容易产生依从权威，放弃独立思考的结果。在丘成桐看来，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系统与美国正相反。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一位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布罗迪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法令年轻学子印象深刻。他找来一本高深的数学著作，要求学生在书中找寻错误，并提出改正方法。通过此举告诫学生不要盲从权威，对书本采取存疑的态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24]而中国做学问的方式仍是典型的师徒制，师傅越老越好。他认为这种观点非常错误，反而主张资深学者多与年轻人切磋学问，互相激励。^[25]

2.较为封闭保守

中国文化相对封闭保守，对于开放、合作等现代科学社区倡导的互动方式往往不易做出主动适应。刘太平在与数学研究所的两位同行对话过程中谈到，在欧美，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做好的研究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受到个人、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中国台湾则太强调以成败论英雄，无法互相欣赏，就会妨碍整个学术生态。做研究不应该关起门来。“我有一些感慨，在美国大家讨论数学时，态度直接单纯。他只想理解你讲的东西，没有别的缘故。在中国台湾有兴趣谈某人解决了一个问题，得了什么奖项，但对于这个问题却谈得比较少。……我们办公室的门常是关闭的，不想有人打扰。”另一位教授回应：“我想开门可能跟文化背景有关，我们东方认为重要的或是严肃的东西一定要关着门做。”^[26]丘成桐在评论中西基础教育的特点时认为，中国学生往往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自我的标准，这也是家长和社会的期望。而美国学生好奇、好发问，愿意走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最终实现创新。这有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从小学到大学刻意教育培养的结果。^[27]

（三）提倡中西文化结合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们多兼有中、西教育和工作经历，对两种文化的切身体验使得他们往往能对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不少科学家认为应注意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2010年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张翔认为，中国文化讲究对学问的追求，中国人还有着勤劳、钻研和刻苦的精神。尽管西方对系统性的研究要早一些，但中华文化本身更具有系统性和全局眼光。“融合两种文化之所长，会有很好的效果。”^[28]何志明通过自身对中西教育的亲身体验，指出东方教育可以训练出很好的工程师，但不易培养出顶尖的高级工程人才。“我实验室里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学生各占1/3，中国学生知识最丰富，美国学生最有想象力。”“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但更需要顶尖人才。中国的教育应当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吸取其他国家的长处。”^[29]这与人文学者们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如叶秀山认为，古希腊文化以科学理论的态度探讨“自然”和“人”，但由于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内在矛盾，使得人文逐渐从科学中分离出来。中国则相反，人文的传统大于科学。因而两者面临的任务不同，但又有一定的互补性。“西方人要把在‘科学’束缚下的‘人文精神’释放出来，中国人则要把在‘人文精神’笼罩下的‘科学’发扬出来。”^[30]或许未来的论题将不再是单一的文化对科学发展的作用问题，而是如何整合不同文化以有利于科学发展，这可能是一个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