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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华人精英科学家成长-规律研究

时间:2023-08-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关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科技人才成长的关系,一直处在讨论的漩涡中。概而言之,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科技人才成长具有促进作用;一种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科技人才成长主要起阻碍作用;还有一种认为中国文化的作用是双重的,是一把双刃剑。也有的作者直接从这一视角出发,说明中国文化有助于科学发展。

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华人精英科学家成长-规律研究

有关中国文化科学发展、科技人才成长的关系,一直处在讨论的漩涡中。概而言之,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科技人才成长具有促进作用;一种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科技人才成长主要起阻碍作用;还有一种认为中国文化的作用是双重的,是一把双刃剑。接下来我们首先梳理这三种观点,然后结合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成长经历和他们的观点,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答。

(一)关于中国文化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已有观点

1.促进作用说

持促进作用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曾经,并且未来仍会对科学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无视这一点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持这一观点的不仅有人文学者,还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检视不同学者的论证方式,其论证思路也略有不同。

有学者从科技史的角度进行论证,即通过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考察来探究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关系,用历史事实来说话。当年李约瑟采取的就是这一思路。他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以鸿篇巨制的扎实成果反驳了“中国无科学”的论调,肯定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指出中国文化并非造成中国科学后来落后的原因。“我越深入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在像其他一切种族的文化河流一样汇入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前的详细历史,便越确信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乃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有关系的,而绝不是用中国人的精神缺陷,或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就能说明的。在许多方面中国人的这一传统较之基督徒的世界观与近代科学要合拍得多”。[4]在他看来,中国科技的落后乃是由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制度原因造成的。

当代学者中也有继续采用这一思路者。如知名自然科学史专家王渝生也是通过扎实的历史回溯来论证中国文化对于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传统文化阻碍科技发展的观点,他反驳说,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说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这种成就又如何能取得呢?进而用详细的史实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对西方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乃至今天国内外的科学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中国传统科技基因,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促进当代科技发展和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

第二种论证方式大体上基于经验判断,主要是著名科学家出于长期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结合对现实的观察提出的对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关系的看法。典型的如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他在1993年香港大学所做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中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关于传统,他指出: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能培养出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征,同时也是对发展近代科学极有利的一个因素。[6]反过来,他不看好西方文化,特别是当代美国文化,认为其“不幸太不看重纪律,影响了青年教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第一种论证方式,还是第二种论证方式,最终常常落在精神文化要素,如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上面。也有的作者直接从这一视角出发,说明中国文化有助于科学发展。例如认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近代科学中过于强调还原论思维的弊端,符合学科交叉综合的发展趋势;“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助于矫正现代科技发展造成的生态失衡与破坏;崇学重教的传统有助于科技人才的培养等。有学者结合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认为道家文化对于未来科技方向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7]此外,还有学者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反驳“儒家文化阻碍科学发展”的说法,认为历史上儒家文化兴盛时期(汉、宋)往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最发达的时期。日本韩国尊儒传统一直未断,科技也并未落后,这些都不支持儒家文化阻碍科学发展的说法。[8]

不过,尽管有一些学人和科学家对中国文化之于科技发展的作用持一种“力挺”的态度,但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中国文化对科学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甚至呼吁要“正视”这一点,以免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

2.阻碍作用说

认为中国文化阻碍科学发展的观念由来已久,一些现代史上知名的学者文人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如林语堂就认为国人的心性特点不适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他的观点归纳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人所追求的学问与欧美学人追求的学问不同。欧美学人追求的学问是专门化的,且往往出于求真的目的;国人追求的学问则是笼统的,且往往目的在实用。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讲道:“尊敬智识阶层已成为中国文明之出类拔萃的特性。但这尊重学问的意义又与西方通常的解释略有不同。因为像许多中国学者终身孜孜不倦以专注于其笼统的所谓学问,欧美学者像几位大学教授乃聚精会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专门科目,其治学精神有时几等于病态的矜夸与职业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远较为深刻。中国人之尊敬学者,基于另一不同之概念,因为他们尊敬学者的那种学问能增进其切合实用之智慧,增进其了解世故之常识,增进其临生死大节严重关头之判断力,这一种学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学理上是从真实的价值得来的。”(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则是方法的不同。“中国人的思考方法是综合的、具体的而且惯用俗语的。……中国人解释宇宙之神秘,大部依赖其直觉。”[9]希腊人埃及人拥有一个分析的心灵。而且,“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之类。科学之逐渐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疏于分析。同时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10]

另一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则区别了中国与西洋之理的不同。他说中国人的“理”是指情理,如父慈子孝公平信实等;西洋的“理”多是数理论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理。情理存于主观,物理属于客观。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11]虽未明言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之关系,但其说法与指称中国的伦理型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观点暗合。

林、梁二人的观点在当代对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关系的探讨中亦有回响。注重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不利于深入的学理探讨,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不利于分析实证,伦理型文化关注长幼尊卑,压抑创新批判,时至今日也依然是批评中国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重要着眼点,也使得当代学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更为全面的分析。如有学者从基本观念、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何缺少产生科学的文化基因进行了逐一分析。[12]首先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难以把自然界对象化为认识对象,难以培养对自然知识的态度和兴趣;其次注重向内探求,关注人伦,将完善自我作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导致很少有人关注自然科学;再次,思维上以整体性、直观性和模糊性见长,文化中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讨;复次,行为习惯方面重读书、轻动手,重思考、轻实证,重继承、轻创新。从这样的分析中,可看到前人的影子,也可见到新的挖掘与综合。

3.双重作用说

比较有趣的是,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有时并不像我们在前面的梳理中所说的那样泾渭分明。有时甚至对于同一要素,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例如,重视礼教(指规则教育)、师道尊严,有人就认为妨碍了孩子的自由发展、批判创造;而有的人则认为对于建立家长和教师的权威,从而使得教育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13]大概正因如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有关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对科学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或者说中国文化中的有些因素对科学发展有积极作用,有些则有消极作用。

例如有学者(林坚、马建波,2006)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精神相背离的一面。”传统文化中有机自然观的世界观、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丰富的“自然国学”等,都有利于科学克服自身弊端,为未来新的科学知识系统的建立提供源泉、灵感;而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的学术倾向,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的粗糙性和封闭性,中庸取向的价值观和保守倾向,重群体、礼教,轻个体的特点等,都对科学发展有消极影响。[14]“西方文化中缺少一种统一性、整体性的文化基质,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而且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科学的新发展是相契合的。“传统文化在帮助人类认识民族传统的同时,也为人类发展新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充足的动力”。[15]

(二)对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和科学家成长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通过对已有观点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前对于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问题认识之概况。从合理性看,我们认为双重作用说较为辩证,从事实出发也更为客观。一味否定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的确无法解释一些已成定论的历史事实;而丝毫不承认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恐怕也要面对中国为何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落伍的现实。进行这样的讨论固然是为了澄清事实,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结论对于我们未来文化路径的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倘若中国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全为消极,那么出于当代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之重要性的考虑,我们应当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清理;如果全为积极,则又会得出相反的路径选择。无论哪一个,都不符合文化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逻辑。

除了更为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关系,我们认为还应增加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及历史与未来结合的思路,也就是不局限于对某一阶段状况的考察,仅仅通过对这个阶段情况的分析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类似于有学者提到的用“变焦镜头”从不同尺度、不同层面看历史,而不是对准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某些事件,以一种焦距观察得出结论。[16]以这种眼光来看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自始至终都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因素;也有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积极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产生了消极作用的因素;还有一些要素却是一直具有消极作用的。自始至终都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如崇文重教;以消极作用为主的因素,如过于尊崇权威;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积极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产生了消极作用的因素,如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以分析思维为主要基底的近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有负面作用,但是随着科学的交叉化综合化发展阶段的来临,却可能对科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又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科学不发达的时期,可能由于倡导遵循自然,而不是能动地改造自然,阻碍科技的发展;但在科技发展后对自然造成破坏的时候,却能够对环境保护,生态改善有所助益。这大概也是一些西方科学家特别看好中国传统对于未来之意义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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