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统计了华人高被引学者自博士后经历开始的职业流动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先从某机构流动到其他机构，若干年后再流动回来，我们按照流动两次来计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华人高被引科学家都有过职业流动经历，曾在3个及以上不同机构工作过的比例最大（61.6%），有61人；曾有过一次职业流动经历，也就是说曾在2个不同单位工作过的有29人（29.3%）；迄今为止，一直服务于同一机构的仅有9人（9.1%）。而且，这些没有职业流动经历的科学家，大多也曾在任期内担任过其他机构的兼职或客座研究人员，意味着他们与其他机构是有学术联系的。
与中国大陆研究型大学教师的职业流动情况进行对比能够看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职业流动频次显著高于普通华人科学家，这也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六（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职业流动特征明显，职业流动频次高于一般科学家）。林杰对中国高校教师的大样本调查发现（见表5-4），绝大多数研究型大学教师都没有职业流动的经历，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教师的职业稳定度更高。[57]刘进和沈红对近年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流动状况的研究显示，三至四成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有过流动经历。这个频率略高于中科院系统，大大高于地方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教师。不过他们的样本量较少，仅有300余人。[58]
表5-4 我国不同层次高校教师的职业流动情况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林杰，2009[59]）
教师职业的高度流动，是成熟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霍尔塔发现，职业生涯早期的流动对于学术表现和科学产出有重要的影响。低流动可能导致低产出。迪茨和博兹曼（Dietz＆Bozeman）认为，地理迁移是学术知识创新的关键因素。职业流动使得学术人能够参与到更广泛的网络中，不仅有不一样的知识，而且有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这种优势是非流动性学者不具备的。这也验证了埃文斯（Evans，2010）的结论，即学术流动对于知识的创生和扩散都是有好处的。[60]非流动性的学者主要集中关注他们学校内部的交流，不能充分挖掘和利用知识网络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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