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高被引学者博士毕业后有博士后或者初级研究助理经历的人数比例为41.6%，其他基本都直接申请到教职或者专职研究岗位。85.5%的科学家学术职业生涯始于美国，还有5.3%的研究对象的初职机构位于海外其他地区。第一次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的样本仅有9个。整体来看，人数分布最集中的初职机构包括加州大学系统（9人）、哈佛大学（7人）、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马里兰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各4人），贝尔实验室和威斯康星大学（各3人）。此外，科学家们还分布在加州理工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其他一流大学。可见，高被引科学家学术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大多就职于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高起点为他们提供了以后发展的良好基础。
在能获得相关信息的样本中，绝大多数华人高被引学者在完成最高学位教育后都去到其他地方开展研究工作，博士毕业后直接留在毕业机构的仅有9人（8.9%）。其中，中国大陆有4人，占大陆高被引科学家的44.4%，海外有4人（6.3%），中国香港1人（7.1%）。最终学位在本校获得，毕业后即在本机构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情况属于学术近亲繁殖的典型表现。有学者曾对中国高校教师进行调查，发现研究型大学一半以上的教师为近亲繁殖，而且理工农医类近亲繁殖的比例相较其他学科更高。[46]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中近亲出身的人员比例非常低。这也从学术质量的角度反向证明了麦吉（WcGee）[47]、哈金斯和法尔（Hargens＆Farr）[48]、达顿[49]、索莱尔（Soler）[50]、阎光才[51]、霍尔塔等（Horta et al.）[52]等诸多学者关于学术近亲人员在研究产出上并无优势，甚至存在劣势的结论。霍尔塔等对墨西哥科学家的研究揭示出，近亲繁殖对科学家的学术产出有负影响，即便在顶尖大学也是如此。近亲学者发表的同行评议著作比非近亲同侪平均少15%。(www.xing528.com)
目前学界对近亲繁殖不利影响的归因主要是：对大学发展来说，与其他机构和外部资源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有研究显示，近亲学者与外部科学共同体的交流平均少40%。[53]所以，过多雇佣本机构的毕业生会导致学术活动主要局限于机构内部，造成系统的封闭和专业领域的狭隘，束缚了学者的思想和视野，这是学术地方主义或乡土主义的典型表现。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后，其他国家和地区或从制度上，或从实践中纷纷限制这一现象的发生。例如，德国大学实施强制流动的机制，规定博士毕业后到最终晋升教授之间必须更换一次工作机构，从根本上杜绝了学术近亲繁殖。美国大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留本校毕业生，不过目前已经形成近亲繁殖的防范机制，高校能够自觉规避留任本校毕业生。中国香港一直谋求走国际化路线，因此延聘了大量的非本土人才、采用英文授课、模仿欧美的学术组织和评价标准等，高校近亲繁殖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中国台湾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也曾经高比例地留任自己的毕业生，不过近几十年来，它们转变策略，通过吸引留学海外的中国台湾学者回本土工作来提升重点大学的科研水平。[54]相比之下，中国大陆高校近亲繁殖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长期以来，大学的师资来源主要依靠本校毕业生，学缘结构单一。这也许是造成大陆地区高被引科学家人数少的原因之一。不过，2000年以来开展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开始触及这方面，许多研究型大学对毕业生的留校比例做出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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