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华人科学家成长规律的专业学会组织及其影响因素

专业学会具有学术共同体的特征，是帮助同领域科研人员建立科学价值观、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一种有别于实体研究机构的特殊组织。一直以来，数学和统计学都是华人的优势学科。反映在现实层面，华人数学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摘过多项数学大奖。而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的统计学系不仅有华人教授，且华人学者往往担任过美国名校的统计学系主任，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等均在其列。本研究中，拥有最多样本量的学科恰恰也是数学^[23]（共28人），其中从事统计学研究的学者又占到相当比例。在浏览这些科学家的质性材料时，有一个学术组织的名称屡次映入眼帘，这就是“泛华统计协会”（International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简称ICSA）。进一步查找华人高被引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论文发表与专业荣誉，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及其他学术活动也都与这个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泛华统计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与这些华人高被引数学家与统计学家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是否曾对他们的学术职业生涯产生过影响？接下来本研究将以泛华统计协会作为个案，一方面试图明晰以上疑问，同时着力于分析华人学术共同体对精英科学家成长可能产生的影响。

资深个案研究学者殷认为，个案研究常用的资料主要来源六类，分别是：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和人工实物。^[24]笔者通过泛华统计协会的官方网站搜集到自1975年以来的学会简报（ICSA Bulletin）和会员通讯录^[25]，以及主要创会人和组织者的访谈资料中涉及协会的部分，对其内容进行分析。泛华统计协会简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学会重要会议的记录、活动的图片、知名统计学家（以华人为主）的访谈对话、最新消息通告，协会成员的研究介绍、新近研究论文、财务公示、未来活动预告等。ICSA简报1975—1991年为年刊，每年出版一册；1992年起改为半年刊，每年1月、7月各出版一册。使用语言从早期以中文为主逐渐变为以英文为主。

（一）泛华统计协会的创建历史

科学精英往往是学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直接推动者，泛华统计协会也不例外。ICSA的创建最早要追溯到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市的一户华人学者家中。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统计学的勃兴，美国很多大学开始组建统计学系。年轻的刁锦寰1962年从该校经济学系毕业后加盟乔治·博克斯教授于1960年创建的统计学系，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名助理教授。其时，威斯康星开始聚集起一批中国学者和学生，但华人统计学者并不多。刁锦寰晚年忆起1961年第一次参加美国统计学会年会时的情景仍心有戚戚焉：“那时候年会有很多人，统计也有差不多2 000人。这个年会我去了三四天，就看见三个中国人。那时候那种孤独感，你不能想象的，看不见中国人，当时的确很孤独、很孤单……”。^[26]早期赴美的留学生往往有一种家国情怀，特别是如刁锦寰这样接受传统中国教育长大，又经历过政治更迭、举家迁移的人，对祖国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67年，刁氏夫妇在威斯康星购置了房产，并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感恩节都在家中组织家庭聚会，招待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了20多年，从最初的十几个人扩大到100多人。

谁曾想，为留美中国统计学者成立一个组织的想法正是在这些家庭聚会中产生的。端详着照片中慈眉善目的刁先生，可以想象在那些个故国羸弱，异国满是乡愁的岁月里，同乡聚会给旅美学子带来的温暖和激励。直到现在，每到感恩节总会有人打电话问候，大家都记得那段与刁先生和太太共度的时光，刁教授的身边自然也聚集起了一批拥趸。1969年，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统计学者和学生创建了“留（旅）美中国统计学会”（Chinese Statistical Society in US），也就是ICSA的前身，并于次年出版了第一本旅美中国统计学者通讯录。后来该组织又先后更名为“留美中国统计同乡联谊会”和“中国留美统计协会”（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in America）。几经更迭，会员们的信心却渐渐稳固起来。1987年8月，“泛华统计协会”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正式宣告成立。主要创建者包括刁锦寰、傅权、郑惟孝、韩建佩、魏立人、吴建福等。那次会议上，宣读ICSA成立决议的主席是魏立人，他与吴建福同时担任协会首届理事会成员，刁锦寰教授则被推选担任ICSA的首任会长。

ICSA成立初期规模很小，在会员们的努力下逐渐发展壮大。之后的20多年，伴随着统计学作为一门独立领域的成熟，ICSA已经发展成一个在国际统计学界拥有很大影响力的活跃的国际性组织，为统计学科的发展和统计学人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13年，ICSA拥有超过3 600名会员，主要分布在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加拿大和新加坡五个国家和地区。^[27]在2000年ICSA会员通讯录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熟悉的高被引科学家的名字：李克昭、梁赓义、刁锦寰、孟晓犁、范剑青、黎子良、林丹瑜、刘军、王永雄、吴建福、魏立人、魏庆荣、蔡瑞胸。此外，还有2006年COPSS会长奖得主林希虹、新竹清华大学统计所所长赵莲菊等华人统计学界的“大腕”。有趣的是，同一时期，中国科技精英也掀起了一股“办会热潮”，中国科协下属的各种专业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28]

（二）泛华统计协会的运作及其与华人精英科学家的联系

应当说，ICSA的诞生源于华人族群的凝聚力，更多受乡谊情感的孕育和滋养。但作为专业学会组织，靠情感纽带来维系绝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在成立后，ICSA加快健全了内部治理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组织形态，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学会组织。这一变化从一个小细节可见一斑。受早期技术条件的制约，笔者能够搜集到的1981年以前的ICSA简报还是采用中文手书，内容以会员通讯录与通报会员近况、新著为主，字里行间情系祖国与华人同胞。1995年以前的简报目录、编者按、会议记录和简报等栏目均采用中文；之后逐渐演变为规范通用的学报体例，基本上全部使用英文，每期会刊载一两篇中文文章，以体现其华人特色。可见，ICSA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范式”。在库恩看来，科学共同体是由同一专业领域中受过近似专业训练的工作者组成的，共同体成员把自己视为，同时也被人视为是拥有同一“范式”的成员。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非常一致。^[29]

有研究者将专业学会从事的活动大致分为三类：①以交流为目的的学术会议或演讲；②以知识流通为目的创办的刊物；③以服务为目的的科技咨询和论证。^[30]还有学者通过分析中国各类历史学会的发展发现，但凡运作良好、影响较大的学会，大都具备了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学会成员的学术志趣和处事态度总体上比较趋同；第二，至少有一本稳定出版，甚至声誉较高的会刊；第三，经费筹措比较成功。^[31]时至今日，ICSA已经有三项常规的活动和两本固定出版的专业刊物，会员们也保持了长久的科学合作关系。接下来本研究就从正式/非正式两个方面来论述华人高被引统计学家在ICSA中的交流途径。

1.正式的学术交流

1）专业会议

根据学会章程，ICSA每年会在北美地区组织一场泛华应用统计学研讨会（ICSA Applied Statistics Symposium）。自1990年开始每三年在亚洲组织一场国际统计学会议，ICSA简报会对这些重要活动进行预告和记录。历年专业会议的参会人数着实不少，2012年参加应用统计学研讨会的新会员人数即超过250人。在这些会议上，总少不了华人高被引统计学者和高被引数学家的身影。他们中有的是会议的报告人，有的则承担起会议组织者的角色。

固定的学会会议作为一种正式的学术交流网络，是专业学会制度化的重要标志。ICSA的创办宗旨中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一个华人统计学者交流沟通的平台，以推动他们的研究工作，并建立全球统计学同仁的联系网络。^[32]在马尔凯看来，学术网络这一无形的学术群体与新兴专业领域的发展和科学家的迁移存在紧密的联系。新的研究范式、问题与研究方向为科学家提供了获得专业认可的大量机会，^[33]学者们在此基础上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建立起无形学院，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ICSA的扩张正是伴随着统计学作为一门新领域的兴起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典型案例，这个“无形学院”为有志于此业的华人科学家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生长点，构建起一个统计学人相互交流的平台。而且作为国际统计学会的重要成员，ICSA不仅增加了会员在华人统计学界内部获得同行承认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将他们推向了国际统计学界的竞争舞台。毕竟，在高度分层的科学界，跻身精英行列最终需要获得国际科学共同体的认可。

相比之下，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课题组面向我国科研人员进行的大范围调查结论显示：近1/3科研人员表示平常很少和科技团体接触，一半以上认为本地区的科技团体不够活跃，近8%表示对某个科技社团有一些了解，仅有不到3%的科研人员对社团情况比较了解、给出了“印象不错”的评价。^[34]可见，在我国，本应在发挥学术规范、塑造科学价值观、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发挥重要载体和中介作用的学术社群和专业协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学术共同体”自身建设、提升科研人员的价值认同是中国科学界当前发展的薄弱环节。

2）创办会刊

在一个专业学会的运作过程中，编撰刊物可以说是一项最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并提升专业层次的标志物，又是向社会传递某种学术主张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会刊犹如学会的喉舌，一个学会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与会刊塑造的形象有关。高质量的会刊与运作良好的学会相得益彰，从而大大拓展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反之，即使学会人员的实力再强，如果没有一本持续出版的会刊，其社会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如泥牛入海，难觅踪影。^[35](www.xing528.com)

ICSA的创建者们显然深谙这一要义。刁锦寰和傅权在刊登于1988年ICSA简报上的《泛华统计协会之起源、发展与期望》一文中如是说“最近几年，我们同仁相聚时，大家时常讨论到一些有关统计在中国的发展问题。环顾所有统计先进的国家，他们都有全国性的统计学会与学报，在他们的国家中，统计学会与学报在统计的应用与发展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国的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与他们的学报JASA，英国的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与他们的学报JRSS，加拿大的Statistical Society of Canada与他们的学报CJS，日本有Annals of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Wathematics，印度也有Sankhya，唯独我们同仁分布在全球各地尚没有一个能广泛号召的Association，也没有一份够国际水准的统计学报。如果能够成立一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统计学会与学报，相信它将带给我们许多的益处：它不但能加强中国统计工作同仁之间的交谊、联系，藉以交换工作经验与研究心得，同时更盼能以此来促进统计研究及实用工作，在中国各地区的发展。”^[36]

目前，除了简报外，ICSA还有两本固定出版的专业刊物。其中比较成熟的是与中国台湾统计科学研究所合办的《中华统计学志》（Statistica Sinica），发行时间近30年，算是当今国际统计学领域高知名度的期刊之一。《中华统计学志》的首刊发行于1991年1月，首批编委会成员及历任主编几乎就是华人高被引统计学家的集合。首任主编为刁锦寰，同届编委会包括黎子良、魏立人、吴建福、王永雄、魏庆荣和蔡瑞胸等在内（见表5-2）。接着，吴建福出任了第二届主编，他在回顾创刊经过时认为，《中华统计学志》恰好创办于一个最佳时期。那时在欧美工作的华人统计学者人数激增，大家亟需一本面向华人的统计期刊作为研究阵地。几位筹办者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借创办刊物来推动统计在华语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亚洲的Biometrika（这也是吴建福在主持编委会时的口号）^[37]。第四、第六和第七任主编先后为李克昭、孟晓犁和梁赓义，第八届三位共同主编（Co-editors）之一是蔡瑞胸（见表5-3）。

表5-2　《中华统计学志》最早的编委会成员

表5-3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担任《中华统计学志》主编的时间

Web of Science的科学引文报告一般需要期刊有两年的发行记录才有可能被收录进数据库。不过《中华统计学志》自1992年起即被JCR收录，算是以极快的速度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当年一同入选的共有44份刊物，根据影响因子排名，《中华统计学志》位列第22，超越了日本的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Wathematics（排名第24），北欧的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排名24），加拿大的Cana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排名26）等发达国家的代表性统计学期刊，可谓“出师大捷”。^[38]在如此短时间内就取得成功，吴建福将其归因于编委会成员的努力与付出，还有恰当的时机。“我们创刊时，正值人们迫切需要一本高水平期刊，也恰恰在其他各类期刊蓬勃发展之前。并且，我们做了一些正确的决策，有一些特殊主题的专辑。这样，即便在早期也可以有效地吸引人们投稿。……并且，我们处理来稿快速及时，审稿效率很高。特别是孟晓犁教授接任主编后，他是唯一一个能真正地承诺，如果审稿意见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反馈给作者，他将为接受发表做努力。”^[39]

本研究中的华人高被引统计学家几乎都在《中华统计学志》发表过文章，少则一两篇，多则10篇以上（见图5-4）。可见，《中华统计学志》确已成为华人统计学者发表成果的重要阵地。另外，本研究中有5篇高被引论文也发表在这份刊物上。总体来看，这本刊物与华人统计学者们的成长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它是由华人高被引统计学者一手建立，同时又在投稿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另一方面，它又为华人统计学家创造了更多被国际统计学界认可的机会。另一本专业期刊《生物科学统计学》（Statistics in Biosciences）则相对年轻得多，创刊于2009年，因而影响力也弱得多。

图5-4　华人高被引统计学家在《中华统计学志》上的发表量图

（仅计算研究性论文和综述）

2.非正式的学术交流

ICSA每年的另一项固定活动是在北美地区最大的国际统计学会议“联合统计学大会”（Joint Statistical Weeting）召开后，在当地的中餐厅组织一场会员聚餐（the Wednesday membership meeting as well as banquet during each JSW）。看起来，华人聚会的社交功能似乎也延续到了学术界。刘国权对我国1 000多名专任教师的调查发现，面对面的交往方式（包括见面、吃饭、聚会）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和科研绩效显著大于非面对面的交往方式（主要包括电话、邮件、口信等）。^[40]我们举例来说，2012年ICSA的应用统计学研讨会邀请了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做特邀宴会报告（Honorable Banquet Speaker）。2011年的研讨会在纽约召开，吸引了大量参会者。ICSA的终身会员林丹瑜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current Event Data”。6月28日晚，270名会员参加了纽约法拉盛的聚餐活动，一边享受地道的中式佳肴，一边聆听刁锦寰教授的宴会报告“ICSA的早年时光：1968—1998；梦想、梦想！（The early years of ICSA，1968—1998；Dreams，dreams）”。开场，孟晓犁教授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刁先生的生平及其对ICSA的贡献做了介绍。可见，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依然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还会在各种非正式场合聚首。

这种非正式的学术交往及私人交情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从一个事例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复旦大学培养出了大量的统计人才，以1978级的孟晓犁、范剑青和1977年考上研究生的郑祖康最为著名，有复旦“统计三杰”的美誉。细究起来，这“三杰”与ICSA皆颇有渊源。孟晓犁和范剑青自不必说，不仅是ICSA的资深会员，而且都担任过会长，孟晓犁还曾担任ICSA会刊的主编。另一位郑祖康虽不属于本研究的样本，但在中国大陆统计学界也有很高的声望，曾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统计系主任、副校长和上海参事室主任等职务。他与导师黎子良1993年合著的应用数学专著《生存分析》在国际统计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受“文革”影响，郑祖康没有上过大学，1977年直接参加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考试，成为苏步青教授“文革”后招收的首批研究生。此后仅过了两年多，得谷超豪院士举荐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在入学注册时遇到了困难：哥大历史上从没有既无本科学历，硕士又未毕业的学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先例。幸而他遇到另一位贵人周元燊教授的襄助，最终得以入读哥大，并师从黎子良教授。^[41]这位周教授正是ICSA早期的重要成员。1981年的《中国留美统计协会通讯录》中“会员动态”一栏特别提及“周元燊教授于1980年暑假参加院士会议，为“中研院”统计所的催生尽了很大的力量。外传周教授很可能负责统计所成立筹备处的工作。”周教授之所以能成为顺利促成郑祖康赴美的关键人物，源于他既与谷超豪同为浙大校友，又与黎子良同为哥大校友。试想，纵然郑祖康教授有着过人的数学天赋和勤奋的求学精神，但如果不是谷超豪和周元燊二位教授动用私人关系竭力担保，恐怕也很难获得这种破格读博的机会。人生道路上逢贵人相助可遇而不可求，一个学术组织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信任却可能在早年为科学精英的起步创造机会。

因此，有研究者在探讨学术人的交往机制时提出，支撑科学知识发展的是科学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及网络中科学家们人际间的学术交往。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共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42]也就是克兰所说的专业领域中暗含着社会关系网络运作的“社会圈子”。不过，这种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对于参与者的脾气秉性、个性喜好等个人素质的契合度要求比较高。如果参与者的学术理念乃至处事为人彼此分歧太大且难以磨合，必然会影响到该团体的稳定发展。学会作为一个会员间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知识团体，有些学会成立时似乎意气风发，人强马壮，但其行不远，甚至很快消声匿迹，个中原因，便与此有关。^[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