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自述或报道资料进行的分析表明，合作对于他们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魏军城因解决困扰数学界50多年的De Giorgi猜测震惊了整个数学界，而这一成果就是他和合作者曼努埃尔·皮诺（Wanuel Pino）及迈克·科瓦尔奇克（Wike KowalcZyk）一起做出的。他还与严树森（S.Yan）一起完整地解决了Lin-Ni猜想，Ambrosetti-Ni-Walchiodi猜想等问题，并提出了Wei-Yan现象及Wei-Yan猜想。[44]王中林与宋金会（J.H.Song）合作2006年在《科学》上发表的文章则成为化学领域被引次数排名前十位的文章，仅仅在两年半时间内，被引用次数超过了200次。[45]有的科学家正是因为遇到了合适的合作者，研究工作才得以取得突破。
（一）有效的科研合作形式
从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们的合作对象来看，既有与同事、学生的合作，也有亦师亦友的合作；从合作的内容看，既有相同学科内部的合作，也有跨学科的合作；从合作的方式看，既有通过非正式学术交流进行的合作，也有依托正式渠道（攻读学位、访学、做博后等）展开的合作。这与当代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倚重科学家之间广泛合作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那么合作在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中体现为哪些形式呢？笔者大致将其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专长上的互补推动研究。例如，梁赓义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GEE（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广义估计公式）设计时遭遇困难，其原有研究中用于非时间序列的方法不适用于长期的时间序列，“当时真是想破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发现系里另一位教授斯科特·泽格（Scott Zeger），正进行研究臭氧厚度的时间序列研究，其所擅长的正是梁赓义所缺乏的连续性时间序列研究，而泽格缺乏的也正好是梁赓义所擅长的类别式应变数，于是两人合作，后在GEE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并一同入选汤森·路透集团2001版数学组高被引科学家行列。[46]又如何志明，在遇到戴聿昌前本来在做流体科学，其时戴已经是微电子机械系统的知名学者，二人经一次讲座结缘，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叫做微流体（microfluidics），并合作在Annual Review of Fluid Wechanics上发表了相关的高被引论文。[47]
（2）方向一致助推深入研究。例如，毛河光与他的同事贝尔合作很多，配合默契，在发展金刚石窗口压腔这一高温高压技术和探索地幔乃至于地核的秘密的漫长征途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最著名的成就是他们在金刚石压腔装置中达到了1.73兆巴的压力（1978），这相当于地球外核的压力。毛河光和贝尔第一次观察到金刚石损坏的新形式——塑性流动。[48]
（3）多方合作激发工作灵感。一些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是较明显的“多合作者”，即先后与很多合作者联合工作。例如，丘成桐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及了Schoen，Simon，Cheng，Weeks，Uhlenbeck，Hamilton，Donaldson，Taubes and Huisken等众多合作者[49]，刘军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和学生、老师、同事合作做出来的。如他的一篇关于重点抽样方法的综述性文章被引用了1 400多次，而这篇文章就是与合作者陈嵘一起完成的，这种方法则是和两位老师合作发明的；2002—2003年他与学生及合作者提出寻找DNA中相似度高的功能片段的吉布斯抽样算法；如今主要从事的探索基因如何开启和关闭，如何参与和控制生命活动的工作则是和纽约州立卫生部一个研究室的查尔斯·劳伦斯（Charles Lawrence）合作进行的。[50](www.xing528.com)
（二）科研合作对研究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
合作者之间距离的远近会影响科研合作的效果早已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即空间距离越近，越容易产生科学合作；距离越远，科学合作越难以实现。如卡茨（Katz）就发现，科研合作的频度随空间距离的远近呈现指数型关系。[51]而诺瓦克与北大伏锋的合作研究表明，与本土之内的移民相比，来自异域文化的移民更能促进合作的深化。因此，大批中国科学家涌向世界各地，活跃在加州、伦敦等地的实验室中，本身就是对当地科研合作的有力促进。[52]
不过，除了专业方面的条件（如前述兴趣的接近或一致、专长上的互补等）外，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仍然需要具备一定主观方面的条件，其中个性方面的契合、交往过程中的融洽也非常重要。正如数学家李岩岩所说的，做数学也是在跟人打交道，每个数学家的性格是很不同的。他在纽约柯朗研究所的导师和合作者尼伦伯格（Nirenberg）教授的性格便有些与众不同，不轻易说话。“跟他说话时，他总是坐在那里，也不说话，问他问题呢，一半的时间他都会说‘不知道’，以至于很多研究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交道”。而李岩岩对尼伦伯格的个性就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他坐在那里不说话也是在想问题的。我有时跟他说个问题，如果他会提问，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了。有时，他会突然丢给我两篇文章让我看。Nirenberg教授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很多的文章，他要从这么多文章中间挑出两篇让我看，我就知道这个文章他一定看过，想过，觉得确实有一些可以做的东西才会给我的”。[53]这样一来，自然就能从尼伦伯格教授那里获得启发，和他开展合作。
刁锦寰的经历也表明在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合作者的个性特征与专业的匹配度都十分重要。从他对合作者乔洛·博克斯（George Box）的评论中可以看到，除专业方向的一致和对博克斯思考方式的欣赏外，博克斯的为人处世也是刁锦寰大为赞赏的。“于我而言，能与Box先成为师生后又成为同事实在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他为人真诚，处事公正，与他合作过的人从来没有丁点抱怨，我们从他的思考方式中受益颇多。”[54]
此外，科学家之间能否进行良好的合作，不仅取决于合作者专长的一致或互补，还取决于他们相互之间能否处理好共同做出的研究成果的归属，也就是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按照默顿的解释，强调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源于科学体制的规范要求。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创新知识，因而科学家工作的原创性、独创性特别重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否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则需要科学家公开自己的工作，接受同行或科学共同体的检验，如果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则作为报偿给予科学家以发现的优先权。简言之，科学体制对知识创新的要求推动了科学家对于优先权的追逐，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议实际是“科学体制方面强调独创性在心理方面动机的配对物”[55]。不过在科学合作过程中，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往往比较复杂，甚至会引起争议，这种争议有时会损害甚至破坏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而破坏科学研究。而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中，就有因能够处理好与合作者之间成果优先权问题而获益的科学家。譬如梁赓义，若没有与泽格的合作，就没有GEE研究的突破，而“为了日后更长远的合作，梁赓义和Scott Zeger两人不争排名，论文发表决议由两人轮流挂名”。事实上，梁赓义被引次数最高的前5篇论文中，有4篇都是与泽格合作发表的，有的文章梁作第一作者，有的则是泽格作为第一作者。这一个案也可算是合作者对于科学发现优先权问题的睿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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