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杰出科学家究竟给华人高被引学者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呢？研究对象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首先是对他们研究方向的确定有重要意义。例如，朱经武赴美求学时师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超导巨人贝恩德·马蒂亚斯（Bernd Watthias），马蒂亚斯的一个主要研究目标就是让超导在尽可能高的温度下工作，这也成了朱经武未来几十年的工作重点。[23]
其次，能够为他们的研究提供较好的条件。袁钧瑛提出细胞死亡的基因序列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假设后，发现只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霍维茨在做这方面研究，遂决定加入霍维茨的团队，并对相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4]
第三，能够学到治学方法。例如范剑青，他自认为在伯克利最大的收获就是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他说：“我把我的数学结果拿给老师看，但他说‘不用看，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做数学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喝咖啡，聊聊数学，教你怎么做有创意的研究，探讨什么是知识创新’。”[25]陈和生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丁肇中教授。说起丁对他的影响，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严谨的研究方法，“他从不允许发表的物理结果有任何差错”。而丁肇中更在陈和生回国后，购买了一台高性能计算机送给他，显示了老师对学生的关怀和支持。[26](www.xing528.com)
第四，培养良好的研究习惯。朱健康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不太受学生欢迎的日裔科学家，由于对学生要求过于严苛，之前甚至有好几个学生被他训斥得不得已选择了退学。不过，朱健康却表示自己跟导师学习受益匪浅。“他每星期都会要求学生汇报研究进展。许多学生见了他都紧张得发抖，但我很轻松。因为我都在认真做研究，没有成果他也不责备。当我把自己从文献里读到的新东西告诉他，他会很高兴，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受他的影响，我现在也特别喜欢好问的学生，能从他们那儿学到很多新东西。”[27]
还有一点让人印象颇为深刻，就是有些导师很能为学生的长远学术发展着想，范剑青选择导师的过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想去美国进修的时候，和外界并没什么联系，但凭借自己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影响才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范剑青最初希望跟随列·卡姆（Le Cam）做博士，但列·卡姆说自己年龄大了，将他推荐给一位29岁的专家大卫·道能浩（David L.Donoho），但当时尚籍籍无名的道能浩却对范剑青说，“你跟我做学问可以，但我毕竟年轻，你以后要走自己的路，还需要有资深的人指导”，他又将范剑青推荐给伯克利的另一位统计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彼得·比克尔，结果范剑青由两位导师共同指导。[28]这种从学生长远发展角度考虑的襟怀令人肃然起敬，学生在这样的“呵护”下能够取得成就也在情理之中。这似乎可以算作对学生的另一种“生涯指导”，因为从事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研究，早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探究过程，而且还是一条身份建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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