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科阶段老师的影响及关键事件
尽管不似博士及博后阶段导师的影响被浓墨重彩地提及，但资料显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本硕阶段的老师/导师仍有一些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慧眼识才”，大力推荐方面。例如，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的丘成桐在大学三年级时已修完所有课程，显露出出众的才华，被该校外籍教师推荐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但因伯克利不接受还没取得大学毕业文凭的人而受阻，幸得刚刚接受中大名誉博士的数学泰斗陈省身发掘才得以成行。[14]林芳华在浙江大学数学系时并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但郭竹瑞和董光昌两位老师慧眼识才，使林芳华树立了终身钻研数学的信念，并得两位老师推荐赴美留学。[15]
尽管本硕阶段的老师的影响似乎“有限”，但若从未来成长道路的选择和奠基来看，这一阶段发生的不少事件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事件”。例如，吴建福本科就读于中国台湾大学数学系，他说当时台大老师们上课质量不尽如人意，而有两个因素帮助了他：一是他有一帮聪明的同学，二是台湾大学都采用和美国主流高校相同的英文材料，使得他后来在美国读书时适应非常快。[16]王中林1982年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时通过了CUSPEA（中国物理类学生赴美留学考试），从而得到留学机会。[17]朱健康在中国农业大学土化系学习时，只觉得土化专业并非自己所爱，却不清楚未来该做什么。但他在校武术社团结识了两名美国外教，他们是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植物病理学博士后，同时在农大教授英语。相识后，朱健康经常去实验室跟着“蹭”实验，慢慢地对植物生物学产生了兴趣，并决定报考北大生物学研究生。[18]对赖明诏而言，其于大三暑假台大暑期研习营聆听加州理工学院黄秉乾、黄周汝吉院士的分子生物学讲座，对他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是重要启蒙。[19]
从以上老师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影响及发生的关键事件来看，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师对于他们一生的学术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可大体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伯乐”角色，即对于学生学术潜质的发现与认可，以及更进一步的推荐等。学生在本科阶段往往只是初步接触学问，对自己究竟是否适合从事科研心中并不了然，而且因身处科学共同体边缘，即便有意向，对未来发展的路径也不甚了解，因而此时老师的发掘与指点是十分重要的。二是“奠基”与“激趣”的作用。水平高且要求严格的老师可以帮助学生打下较好的学术基础，能够激发学生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兴趣，这显然对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选择、做出研究成绩具有重要价值。另外，从本科教育的角度而言，提高本科阶段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课程教材，在学生之中营造自学探究的氛围，以及多请名家为本科生开设前沿讲座报告等，似乎均有助于学生在本科阶段厚植科学基础，培育原创能力。
（二）博士/博后阶段导师的影响
相比之下，博士及博后阶段的导师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学术之路往往会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本研究综合利用了WathSciNet、Wathematics Genealogy Project、ProQuest等数据库，并通过查找科学家的个人简历及各种质性材料，确定了68位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博士导师或博士后导师姓名，之后再对导师的个人简历进行检索，搜集到其学术职位、获得荣誉等相关信息（见表4-1）。
表4-1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博士（博后）导师信息表
（续表）
（续表）(www.xing528.com)
①硕士阶段导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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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硕士阶段导师为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伦·马克迪尔米德（Alan G.WacDiarmid）。
从表4-1可以看出，在能够找到相关资料的68位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中，有29人（约43%）的导师自身也是汤森·路透的高被引学者，包括朱健康师徒、魏军城师徒、袁钧瑛师徒、杨伟涛师徒等等；即便导师不是高被引学者，也往往是其所从事领域的杰出科学家。此外，有些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还有着共同的导师，如霍启升、赵东元、杨培东同为汤森·路透高被引学者盖伦·斯塔基（Galen Stucky）的学生，吴建福和范剑青的导师都是彼得·比克尔（Peter Bickel），丘成桐和李伟光皆曾师从陈省身。
关于精英科学家成长中的“名师出高徒”现象，或称“师生现象”，在以其他精英科学家为对象的研究中已有发现。例如，在范玉芳等人（2003）对1901—2002年间167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导师（包括本科、研究生期间的任课老师、论文指导老师，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的课题指导老师）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学术界的精英们有着类似姻亲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家族网”。具体而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导师超过半数也是诺奖得主，即便是没获过诺奖的导师，也有超过半数是著名科学家，其中有的师生链甚至“延续数代”，“最为典型的是以卡文迪许实验室为源头的一条绵延六代的师生链，在87位具有师生关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有60位出现在这个师生链中”。[20]显然，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身上，也存在类似的“师生现象”。
为什么师承如此重要？朱克曼在她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经典研究中指出，和多产的、一流的科学家合作，“有助于他们建立能够进行重大研究的工作方式”，也有助于他们提高自己在科学界的声望，而后者主要是通过与他们的杰出的“师傅”合作发表成果来实现的。朱克曼发现获奖人早期在联合发表的论文中署名的次数大大超过其他也很优秀的同行（7.9次对2.9次），而且，他们的师傅往往通过把学生的名字排在作者名单前列，甚至自己不署名等方式，“以便使富于上进心的年轻人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承认”。[21]范玉芳等（2003）则认为，以诺奖得主为导师，可以获得如下有利条件：接近前沿课题，易有重大发现；接受导师先进理论的指导；利用大型先进的实验装置；广泛进行学术交流，获得前沿信息；及时获得同行的承认等[22]。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们是否如此？我们将结合质性资料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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