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家庭背景来看，虽以出身中高社会阶层的科学家居多，但出身低社会阶层的也不乏其人，而对两类人来讲，家庭环境对其成长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一）优势家庭环境对科学精英职业发展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结果看，家庭环境通过文化再生产对华人科学精英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成就都产生过影响。
1.优势家庭背景影响科学精英的职业选择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在非正规学校教育的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布迪厄和帕斯隆（Bourdieu＆Passeron）认为，子女能够从其出身的环境中习得习惯、训练、能力等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也从那里继承知识、技能与爱好。优越的家庭出身可以培养子女“有益的兴趣”，对学习产生间接的效益。[28]谢宇的研究发现，科学界存在职业的代际传承现象，第二代科学家往往是受父亲的影响在幼年被培养起从事科学工作的兴趣。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四对父子、一对父女和一对母女，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也存在父子同为院士的案例，本书样本中也有不少高被引科学家是承继父辈衣钵加入科学阵营的。在科学社会学者看来，专业人员家庭提供了一种社会的和教育的联合优势，这种相加的优势累积效应在科学家事业启动期即赋予他们先天优势，有利于他们在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上继续处于有利地位。
“我上大学时学的是生物化学。因为我祖父是搞有机化学的，他觉得化学与生物结合以后将大有前途，所以那时就选择了生物化学。”[29]（YJY-W-F）
“念数学开始倒是跟父亲念哲学有关。从某方面看，数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一种自然的推广，所以父亲鼓励我念这方面。”[30]（Q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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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势家庭文化的再生产影响科学精英的职业成就(www.xing528.com)
既有研究认为，在受教育程度接近的情况下，出身较高社会阶层的群体比出身较低社会阶层的更容易取得高职业成就，且这种阶层划分以文化资本为主要参考指标。对挪威大学生与研究生的学业表现进行考察发现，来自文化资本最多阶层的学生学业成绩表现最好，相比之下，那些拥有最多经济资本的学生的成绩反而不如预期的理想。[31]克兰（Crane）曾经检验了美国一流大学部分学科的教师与博士毕业生的职业成就，发现高声望职业（涵盖学术职业）虽然有可能向低社会阶层的人开放，但这部分人成功胜任的概率更低。阶层出身对职业前景的影响即便在教育系统的最高级别依旧存在。[32]肯洛克（Kinloch）对工程科技人员的研究支持克兰的结论。[33]新近在德国的研究显示，在6 500名工程、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出身上层阶级的博士获得高层管理岗位的机会比来自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博士同侪多2～3倍。工人阶层子女在工商界获得顶级职位的可能性比大型公司雇主、高管和地主的博士子女低70%—90%。[34]因此，职业愿景并不单纯由个人才华与努力程度决定，先赋社会地位会影响人们职业成就的高度，特别是获得职位的声望等级。父辈的兴趣爱好、文化素养、学习态度与习惯等特征都会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再生产的影响在华人高被引群体身上也得到明显的体现。
分子生物学家徐立之的父亲是擅绘画、精书法的传统中式文人，徐立之的成长经历很好地诠释了继承自父亲的艺术天分是如何应用在生物研究上的。“因为懂画画，所以对生物的构图、结构就很有感觉。他的几何是不错的，对三维观念非常清楚。建筑、几何、画画——这几样东西都是有联系的。”[35]
丘成桐的父亲是一名哲学教授，他在日后接受采访时屡屡强调父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父亲常强调哲学思想的重要及哲学对科学的重要，叫我们也花功夫去看一下哲学的书。父亲也要我们读文学、历史的书，后来文学、历史、哲学的启发对我日后的研究影响很大。”“他经常和学生们在家讨论中西文化、中国当时的命运及未来的前途。我们在一旁听得很专心。当时虽然听不懂，但是后来回想起来，对我本人却有很大的帮助，培养了我对学术的兴趣及研究的专注力。”[36]
此外，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对子女从事科学事业往往持积极的态度，更关心子女的学业表现，有辅导子女学业的习惯。遇到现实困境时，他们一方面给予子女精神上的鼓励，另一方面也有能力提供一定的实际帮助。丘成桐的父亲自幼教子女阅读文史哲方面的经典名著，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并不是为赚钱做学问，他希望我在学问上留下成果。”[37]刘军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家庭学习氛围非常好。在教科书和参考书缺乏的年代，父母竭尽所能四处找书，还利用休息时间帮他抄书，父亲甚至抄写过一整本书。[38]1978年，尚在读初中的孟晓犁参加上海市高考，被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成为大学生年仅15岁。他出色的成绩固然与其聪慧过人的天赋有关，但能够勇敢选择跳级参加高考，恐怕与其身为中学校长的父亲的良苦用心和鼎力支持密切相关。
（二）对低社会阶层出身科学家成功现象的分析
尽管较低阶层出身的科学家从职业起步阶段就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依然有少部分人能够打破“社会出身论”的符咒成功跻身科学精英集团。这个过程的发生机制值得我们思考。本书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剖析。首先，导师作为科学精英学术道路的引路人，在他们职业成长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有学者将中下阶层出身的科学家较难获得高声望职位的原因解释为，这部分科学家在成长环境中形成的某些态度和行为方式阻碍了他们早期与导师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而导师在学生申请教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终导致他们在进入科学职业时就面临不利的境遇。[39]但如果师从知名导师，又深得导师的欣赏，那么可以通过导师获得珍贵的研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先天文化资本的缺憾。关于导师的影响我们将在文中之后部分展开论述。
其次，华人族群千百年来有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体力劳动者也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即便家庭经济窘迫也要竭尽全力支持子女接受教育。“整个村子的风气是种田太辛苦，孩子能念书就尽量让孩子念。”（LWX-T）[40]贫家子弟受此激励与鞭策往往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最终取得良好的成就。因而不少家庭经济资本匮乏的华人高被引学者在访谈或回忆性文章中都感念父母当年的支持。“读过中专的才子父亲做了他的启蒙老师。更为关键的是，他对教育非常重视，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41]（ZJK-W）
综上所述，本书承认家庭出身对高被引科学家成长的影响，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主要出身占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特别是来自专业人员家庭的比例最多。不过与西方研究不同，华人学者鲜少出身工商业家庭，来自政府官员家庭的更多，这可能与我国“重官轻商”的传统文化有关。家庭资本通过再生产影响了华人科学精英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成就。不过，虽然来自中上社会阶层的子弟更容易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但科学界从来不乏逆境中突围的勇士。依然有大约1/3的科学家出身社会较低阶层。因此，笔者认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的轨迹是“多元而非唯一”的。不论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科学精英的最终成才更多得益于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42]贫家子弟通过努力亦能够实现职业成就。只要父母认识到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设法为子女求学创造条件，这样的家庭就是精英成才道路上坚强而温暖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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