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能搜集到39位华人高被引学者的家庭背景信息（见表3-3），占样本总量的近40%。根据以往研究的启示，笔者特别关注了科学家父辈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剔除父亲早逝的CYZ-W-F，其余38名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中父亲从事专业工作（包括教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等）的人数最多，比例接近50%；其次是体力劳动者（主要是农林牧渔职业），人数超过25%；政府官员和商铺经营者的占比分别为10.5%和7.9%（见表3-4）。[19]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一般都要求从业者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家境优渥的地主和商人子嗣亦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作为父辈组织起来的家庭通常可以向子女提供更优越的教育环境，子女先天地就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相对而言，出身体力劳动者和小商贩家庭的科学家早年处境会更艰难一些，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质量可能更低一些。本书借鉴布迪厄（Bourdieu）的阶层划分方式，将来自专业人员、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地主家庭的科学家界定为中高阶层群体，商铺经营者中LWZ-T（序号3）的父亲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经常阅读自修，自学英文，伯父曾任台湾成功大学化工系主任和教务长，同样属于文化资本优势家庭。这部分科学家占样本量的65.8%（25人），远高于该群体在总人群中的比例，因而本研究假设四中关于“科学精英的家庭出身更优越”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其余科学家则出身于占有文化资本较少的家庭，人数比例为34.2%（13人）。
表3-3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家庭背景信息表[20]
（续表）
（续表）
表3-4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父亲的职业分布情况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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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同家庭出身的科学家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差别？本节又从专业和年龄两个维度对其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
如图3-4所示，来自文化资本优势家庭的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主要分布在数学、材料学、工程学、地球科学、微生物学等9个专业领域，其总和占比达到76%。而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学者分布在数学、材料学、动植物学等6个专业领域，且这三类专业即包揽了该阶层出身科学家总数的76%。就专业而言，数学和材料学属于华人科学家表现突出的优势专业，两个群体中最多数的人都在从事该领域研究。可见，仅就这两个专业来说，对科学家的出身并没有选择性。不过，与中高阶层出身的科学家相比，低阶层出身的学者中来自生物学及相近专业（包括动植物学、生物与生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学）的比例更高，但无人从事工程学、地球科学、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
图3-4 中高社会阶层（a）与较低社会阶层（b）出身学者的专业分布对比图
鉴于本书样本所处时代背景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析不同家庭出身的学者在年龄分布方面是否呈现集聚特征。结果显示（见图3-5），有近一半（12人）来自中高阶层的科学家自然年龄超过64岁，可以推算这部分学者生于1949年之前。50—64岁年龄群中，低社会阶层出身的科学家人数最多（7人），占比超过50%，这意味着他们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64年之间，比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科学家比例高出15个百分点。虽然这部分的样本量较少，但还是能够看出1949年后来自“草根”阶层的华人优秀科学家明显增多。
图3-5 不同家庭出身学者的年龄分布图
总体看来，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中出身中高社会阶层的数量占优，这与对国外及我国科学职业群体家庭背景的研究发现大体一致。对西方科学家的家庭背景的研究表明，科学领域的超级精英甚至更大范围的科学从业者皆主要出身社会中上阶层，特别是来自占有更多文化资本的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比例居多。例如，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中超过半数者的父亲是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其次是经理或企业主，父亲职业属于这两类群体的获奖者占到总体获奖人群的82%。[21]谢宇对美国物理学、生物学、数学和社会学学者的考察发现，不同学科学者的社会出身具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表现为父亲从事非体力职业的比例最高，除了生物学外都超过半数。[22]对英国和瑞典科学从业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3]不过，家庭出身显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主导因素，因为来自贫苦家庭的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也占一定比例，这显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在中国大陆，其他科学家群体的家庭背景特征同样与西方学术界的情形相仿。479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约一半院士的父亲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包括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会计等职业，来自教师家庭的人数占到样本总量的1/4，仅有8.8%的院士出身于农家。[24]对我国研究生院高校教师的更大范围的调查显示，父亲拥有高中（中专等）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60%以上，而父亲来自管理领导层和专业技术阶层的比例约占48%，从事农林牧渔工作的比例仅为20%。[25]
对不同阶层出身的科学家所做的对比分析与已有研究发现部分一致。例如，农家子弟成为生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机会更大，谢宇推测也许与他们幼年在田间长大，熟悉生物环境与生长过程有关。[26]这一点在之前的数据中也有体现，即较低社会阶层的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从事生物相关专业的比例更高。另外，汉森和玛斯特卡萨（Hansen＆Wastekaasa）对挪威高校的36个学科领域进行比较后认为，阶层出身的影响在人文社科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挪威语与文学专业中不同阶层学生的成绩差距最大，其次是新闻传播学、神学、教育学和工程学（侧重物理学和数学方向）。[27]本书的样本皆来自自然科学领域，不过的确发现中高社会阶层出身的华人学者在工程学领域学业的表现更加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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