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察华人高被引学者整体以及各子群体的SCI论文发表情况后不难发现，精英科学家的学术产出量总体表现稳定，呈现为一条梯形曲线，表明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高产且存在多个产出高峰，较少有大起大落的情况。①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专业年龄0—6岁）即已表现出卓越的科研潜质，相比普通科学家发表了明显更多的SCI论文。②华人高被引学者的发表均值不仅显著高于普通科学家，在整个国际高被引群体中亦表现不俗。我们的优势专业包括数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相关专业科学家的总体表现逊于国际高被引群体的平均水平。③华人高被引学者职业生涯前段的论文发表量一般是稳步上升的，首个明显的产出高峰通常在博士毕业后10年前后到来，第二个比较突出的时期则出现在专业年龄20岁左右，30岁之后还会有一段比较稳定的高产期，有的科学家更是后劲惊人，甚至在专业年龄40岁以上还会迎来发表爆发期。在产出高峰阶段，他们的年均SCI论文发表量超过10篇，有的科学家甚至可以达到几十篇之多。④在样本内部进行比较后发现，青年组科学家的论文出版数量显著高于中老年组前辈，且这种遥遥领先的优势几乎贯穿在他们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所有阶段。理学和工学科学家的产出均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过理学组科学家的产出表现更稳定，工学组的发表量变化幅度更大。
应当说，通过本节的探讨，本研究假设一、二和三中的相关内容都得到了证实。至于对这种周期变化的解释，以往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科尔认为，科学家的科研产出主要是受“科研奖励系统”（scientific reward system）的影响，即奖励系统给予部分科学家更多精神奖励（如引用）和物质回报（拥有更多的研究资助、研究生、助手和技术帮助），使得强者恒强，弱者逐步被淘汰，从而拉平了整体表现。[32]正因有科学奖励系统的存在，优秀学者才会在初涉科学界时为了获得同行认可而全力投入，力争高发表。在已经处于事业巅峰期，获得高声望后仍不懈怠，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多产期。换言之，年龄对研究产出并不是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学术职业系统中的一些要素（如科研奖励系统）在起作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年龄对于研究产出影响的“中介效应”。
而关于影响年龄与研究产出之间关系的中介因素，除科研奖励系统外，其他一些要素在以往研究中也得到挖掘。莱文和斯蒂芬（Levin＆Stephan，1989）使用1977年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SDR）数据，对四个科学领域（生物化学、物理学、地球科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的科学家在1978年、1979年发表的作品[33]，从五个方面（发表总数、合作情况、发表期刊影响因子、综合考虑合作因素与发表质量、发表频率）进行测量，并将科学家所在机构分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和非研究生培养单位，分别呈现研究结果。发现在所评估的关系中，年龄只能解释不超过13%的产出上的变化，这种关系与所在机构性质（是否为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及是否开展合作研究有关。[34]由于本研究的样本基本全部来自研究型大学，且合作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科研模式，因此这两项基本可以被排除出中介变量。
莱斯特和迪（Leisyte＆Dee）讨论了1980年以来，欧洲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机构环境的变化对于学术工作的影响，认为美国研究商业取向的合法化以及欧洲新公共管理思想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兴起等都影响了大学的工作环境与学术活动。作者预计在这种影响下，总的发展趋势是专业自主权降低，教师角色分化，以及对学术产出进行量化评估。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正从一种“自治的社区”转变为在学术精英和大学管理者统治下的“知识工人”。[35]这些必将对科学家的研究表现产生影响。联系我国当前对教师绩效考核的强调，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开始实施“非升即走”政策，应当说也属于学术人工作环境变化的一个缩影。但本研究通过对样本成长周期的分析发现，华人科学精英的产出高峰往往出现在求职或晋升问题解决之后。由此推断，对真正有创造力的学者而言，相对宽松稳定的研究环境可能更加重要。
（二）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论文产出力的时代差异
所谓“时代差异”，指的是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家，其年龄与研究产出之间的关系表现是不同的，反映在本研究中即为不同年龄层科学家的产出表现存在显著性差异。奥维尔（Over）在对英国心理学家群体的年龄与学术产出关系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即使个体随年龄增长出现科研产出的递减态势，也是由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时代环境变化，诸如职业竞争激烈程度、资源支持情况等引起的。[36]也就是说，论文产出力的变化很可能受到世代效应的影响。“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s）是指生于同一历史时期或者经历过某个相同的社会事件，亦或是受同一种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影响的群体，可能拥有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共同经验（梁玉成2007；Cozby 2008；Keyes et al.2010）。[37]例如，共同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这一事件会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际遇产生相似的影响。
关于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可能受到的世代效应影响，本书只能从现有数据出发作简单推断。就国内情况而言，20世纪中叶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经历了社会发展的剧变，生长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个人经历普遍坎坷，与之后的青年学者差别迥异。而从华人学者集聚的美国学术职业市场的发展轨迹来看，美国大学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过一个快速扩张期，随后趋于饱和。日益萎缩的学术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年轻学者更难进入学术职业队伍[38]，致使新入职者需要做出更显赫的成绩才能谋得教职和获得晋升，从而导致学术产出压力渐增。(www.xing528.com)
由于近年来青年科学家在学界异军突起的抢眼表现，加之他们作为新生代力量，未来将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华人科学精英受到了政府的特别关注。从2011年起，我国计划每年引进400名左右的海外优秀青年人才，也就是俗称的“青年千人计划”。而当前，博士后研究基本已成为青年科学家的必备经历。我们根据华人高被引青年学者的产出规律，可以作出如下判断：在大约两个时期的博士后研究结束时（2年/期，共4年左右），这些青年才俊应当已经表现出了他们卓越的学术潜质，而有10年从业经验的科学家基本已经进入了高产期。这些规律可以为我们引进和培养青年拔尖人才提供参考。
（三）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论文产出力的学科差异
本研究发现，理科和工科华人高被引学者的论文发表量随年龄增长呈现明显不同的变化规律。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拜尔和达顿（Bayer＆Dutton）对7个学科领域的学术人进行考察发现，不同学科学者的产出与年龄间关系曲线呈现不同的状态，即使存在规律，这种规律在不同学科也有不同表现。[39]将目光投射到本研究样本之外的其他人文社科学者身上就更是如此了。基威克通过对挪威4所大学终身职教师的发表数据进行统计，发现不同学科领域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年龄段教师的发表率没有显著差异；人文学科教师55—59岁发表成果量下降，但超过60岁后才达到顶峰；医学教师55岁后发表量开始下降；自然科学教师的发表量则随着年龄增长一直在降低。具体到自然科学内部，物理学教师的产出比数学教师降低得快，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比社会医学下降快。基威克认为这种差异与该领域知识更新速度有关。但是，在科学产出受年龄增长影响的领域（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医学），早期受到专业认可的研究人员却能够一直保持较高的发表量。[40]
其他一些研究基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哈尔西和特罗（Halsey＆Trow，1971）的研究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量随着研究者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人文社科则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在年老时会出现一个最后的爆发期（end spurt），对其一生的研究进行总结提升。[41]丹尼斯（Dennis，1966）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量下降最明显的是生物学、化学和地理学，数学和植物学最小（物理学未研究），历史学和哲学则没有下降趋势。范﹒黑林根和迪克维尔（Van Heeringen＆Dijkwel，1987）以荷兰学者为研究对象发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产出量下降明显，经济学家没有。科尔（1979）的研究结论是，化学家、地理学家和物理学家随着年龄增长产出减少，数学家例外。
这一结论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不同学科学者的学术生命周期平均化、同一化，甚至笼统地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区分也可能产生偏差。应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在不同层面上划分的各个学科研究者的学术生命周期分别加以深入研究，将研究结果作为与年龄有关的科研管理政策制订的依据，才能做到既公平合理，又有助于促进各个学科更好地发展。因为统一化的科研管理政策必定要违背某些学科的自身演进逻辑，令这些学科被迫按其他学科的逻辑发展，结果将既不利于该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该学科学者的成长。
至于对论文产出力学科差异现象的解释，朱克曼和默顿（1973）曾依据科学知识的体系化程度高低，提出在体系化程度较高领域的科学家更容易在年轻时做出重大发现的观点。[42]但科尔（1979）采用多种方式对不同领域学者做出初次重大发现的年龄进行调查，结果并未发现很大差别。[43]不过，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与研究产出的学科差别要复杂得多，单凭体系化程度高低去解释，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关于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历程存在的这种学科差异，还需要更具体的研究去揭示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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