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精英科学家职业早期表现研究及影响因素

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早期的学术产出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已有研究揭示出，精英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即以发表论文的形式表现出了早慧的特点^[9]，且科学家在该阶段的表现对他之后的学术成长历程具有非常大的预测性。本书基于此类研究成果，提出“假设一：华人高被引群体在职业生涯早期即表现出了多产的特征，且已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高质量成果的产出年龄在逐渐增大”。下面拟通过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职业生涯早期的SCI论文产出情况的分析，对这一假设的前半部分进行检验。

（一）对“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界定

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现实操作层面，关于科学家职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并无定论，大体看来有三种分段方式。

第一，只描述各阶段的特征，没有提出具体的分段时间。例如，王春玲（2011）将高校教师的发展分为适应生存期、初获认可期、相对稳定期、高峰转折期和隐退淡出期五个阶段。教师在适应生存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并在高校立足；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后，他们的关注点会转向获得同行认可和成就感，努力争取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10]

第二，以自然年龄为标准进行分区。如，朱克曼的研究统计了诺奖得主20多岁时发表的论文篇数，作为他们早期个人成就的指标。^[11]霍奇金森（Hodgkinson）将高校教师职业发展分为七个阶段，包括进入成人世界阶段（22—29岁）、转变阶段（28—32岁）、成家与上升阶段（30—35岁）、确立自我阶段（35—39岁）、中年阶段（39—43岁）、重新稳定阶段（43—50岁）和老年阶段（50岁到退休）。^[12]我国当前的各类青年人才项目在规定申请条件时多采用这种方式。例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求青年基金申报人的年龄在3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上限为38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45岁。

第三，根据专业年龄（也有人命名为“科研年龄”）^[13]进行划分，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通用的方式。例如，鲍德温和布莱克本（Baldwin＆Blackburn）将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早期界定为担任助理教授的头3年。^[14]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对早期研究员（Early Stage Investigators）的界定是取得最高学位后10年之内。^[15]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设置了四项主要的专门授予青年科学家的基金，申报人的年龄条件分别是取得博士学位后3—8年、不超过6年、不超过7年和不超过7年。^[16]因此，本研究遵循国际通用的第三种方式，采纳专业年龄（距离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早期职业阶段进行界定。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专业年龄区间来确定合理的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笔者认为，将获得终身教职视为学者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在当前是基本无异议的，同样也有新近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乌修仁等（Oosthuizen et al.，2005）把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包括初次聘任至获得终身教职之间，时长大约6至10年。^[17]牛萍等（2013）通过分析美国《职业早期研究法案》指出，无论各资助方对从事独立研究的年限如何界定，一旦获得终身教职就宣告科研人员从此脱离了职业生涯早期。^[18]在此基础上，笔者又结合本研究样本的实际情况——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晋升终身轨的平均专业年龄不到6岁（具体数据见后文）；并参照当前中美两国对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的时间要求（一般为6—7年），将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获得博士学位后0—6年界定为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对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统计。

（二）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早期发表情况

统计显示，大多数（61%）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第一篇SCI论文发表于博士毕业后，不过仍然有近40%的样本在攻读博士期间已经有学术产出。其中，31%的科学家在博士期间发表了1—3篇SCI成果，还有8%的样本发表了3篇以上（见图2-4）。应当说，作为一名“尚未出师的学徒”，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在求学阶段即已崭露头角，表现出了卓越的研究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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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博士期间SCI论文产出量分布图

博士毕业后，华人高被引学者在专业年龄0—6岁间人均发表了22.32篇SCI论文。不过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标准差21.618），有的人在此期间“零产出”，有的人却已发表近百篇SCI论文。整体来看，近30%的华人精英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发表了0—10篇（含）SCI论文，拥有10篇以上成果的样本则超过了70%（见图2-5）。根据我们的个人经验，再结合约安尼蒂斯等（2014）此前的发现：仅有不到1%的科学家能够保持每年至少发表一篇论文。对华人高被引群体而言，在初入科学界，研究资源和经验尚不充足的“青椒”阶段，论文产出力即已进入同期群前1%的行列。由此不难推断，华人精英科学家在学术生涯早期已经表现出了多产的特征。本研究假设一的前半部分得到了证实。

图2-5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早期阶段SCI论文产出量分布图

朱克曼将诺贝尔奖得主早期的高发表归因于他们师从那些高产的科学家导师。在导师的示范与督促下，他们建立起有助于获得重大研究发现的工作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导师合作署名发表论文，他们获得了更快被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机会。朱克曼认为，未来获奖人与对照组科学家在早期发表上的差别，大部分是由这种师生合作产生的。如果遇到热心提携后辈的导师，他们会特意将年轻科学家的姓名排在合作者名单的前列，甚至放弃自己的署名机会。^[19]而在本研究能查找到导师信息的68位科学家中，有43位曾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有过与导师合作发表的行为，这一比例超过了63%。其中35位科学家从读书期间至博士毕业后6年内一共和导师合作发表过293篇SCI论文，占这35位科学家论文发表总量的3.15%。师生平均合作8.37篇，不过有的师生组合只产出了1—2篇论文，而合作频次最高的则达到63篇。

此外，考虑到世代效应的影响，笔者对不同年龄层样本的早期发表情况也进行了统计。通常情况下，大学生于22岁左右取得本科学位，在不中断学业的前提下再用5年甚至更久时间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所以一名学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一般至少在27岁。根据这一经验推断，专业年龄在23岁以上的科学家，自然年龄一般超过50岁；专业年龄在37岁以上的科学家，自然年龄通常超过65岁。因此，本研究以专业年龄23和37岁作为两个分界点，将所有具有博士学位的样本划分为青年组（专业年龄23岁以内）、中年组（专业年龄23—37岁）和老年组（专业年龄37岁以上）。结果显示，老、中、青高被引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的论文发表量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见表2-3）。青年组科学家在此期间的发表量分别是中年组和老年组的2.6倍和4.7倍。

表2-3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职业生涯早期SCI论文发表量的方差分析表

老中青三代精英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发表上为何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从现有数据出发只能作出简单推断，即一方面这很可能与环境变化有关。一般认为，学术职业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过一个快速扩张期，随后趋于饱和，致使新入职者需要做出更显赫的成绩才能谋得教职，从而导致学术产出压力渐增。为适应这一变化，较晚入职的青年一代“被迫取得”了比前辈更大的发表量。不过，这似乎无法解释青年组的发表量标准差也以几乎与均值相同的倍数大于中老年组。换言之，青年组的发表量尽管总体上高于中老年组，但其内部的离散程度也同样高于中老年组。倘若仅有发表压力的影响，为何一部分人要取得那么大的发表量，而有的人发表少得多也能满足要求呢？因此，这里不能排除个人素养（在精英科学家中也有个体差异）、学科差异（学科之间对发表量的要求不同）等因素的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压力说”的解释具有明显的经济学“无利不起早”的倾向，假设“无压力就不发表”，这很可能忽略了科学家对于科学事业的兴趣和热情的作用（对此，本书后面部分有进一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