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精英科学家论文年均出产量

作为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经典定律，“洛特卡定律”（Lotka 1926）通过描述科学论文产出量的增长规律，揭示了科学家生产力的不均衡特征，即占总数75%的“低产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仅占论文总数的1/4，绝大多数成果实际是由少数高产科学家贡献的。^[2]不过，在推导经验公式时，为了保证所得拟合直线的“完美性”，洛特卡删除了统计对象中的高产作者。而刘俊婉的研究则对这一定律进行了补充。她采用排序—频度分布法分析汤森·路透高被引科学家的论文产出力，发现高被引学者在不同论文数量级上的人数分布是比较均匀的（见图2-1）。

图2-1　高被引科学家论文数量的排序—频度分布曲线

（来源：刘俊婉，2013）^[3]

并且，高被引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模式与“洛特卡定律”中普通科学家的发表行为存在三方面主要差别：①论文发表数量存在巨大差异。高被引科学家年均发表7篇SCI论文，这个篇数显著高于普通科学家；②除两端高产和低产的科学家外，高被引学者在不同论文数量级上的人数分布是比较均衡的。这与洛特卡定律中科学家论文分布的不均衡性有很大差别；③高被引科学家论文的数量集中在某一个区间内，三分之二高被引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总量在100—400篇之间。^[4]

而新近的一项研究（Ioannidis et al.2014）表明，科学出版物基本由精英科学家垄断，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全世界41%的论文作者名录中，是87%的高被引论文的合著者。研究者分析了1996—2011年间全世界1 500万科学家出版的论文，发现仅有不到1%的科学家能够保持每年都有学术发表，且随着年均发表量的增加，符合条件的人数越来越少（见表2-1）。^[5]

表2-1　1996—2011年1 500万科学家论文产出力分布情况表

（数据来源：Ioannidis et al.2014^[6]）

通过计算，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SCI论文产出总数从几十篇到八百多篇不等，66.7%的学者的发表量集中在100—400篇之间（见图2-2），这一数据与刘俊婉对全体高被引学者的研究完全一致。另外，华人高被引学者年均发表7.69篇SCI论文（标准差6.040 5），远远高于普通科学家的发表水平，甚至超过了高被引群体7篇的人均发表量，在全体精英科学家群体中至少是不落下风。

对离散度比较高的两端样本进行简单分析后发现，发表总量在400篇以上的科学家在汤森·路透的专业分类中主要分布在材料学领域；发表总数在100篇以内的样本则多是数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可见，精英科学家在论文产出力上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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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SCI论文总量散点图

这种学科差异也存在于精英科学家的年平均发表量上。进一步与全体高被引学者的年均论文产出专业分布情况（见表2-2）进行比较后发现，材料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这四个样本量超过10人的专业领域，科学家的SCI人均发表量/年全部高于高被引学者的整体均值（见图2-2），其SCI人均发表量/年分别为13.23（标准差9.543）、9.32（7.0554）、7.47（5.2033）和4.49（2.5432）篇，可被视为华人科学家的优势学科。但微生物学家的SCI论文发表总量在所有专业领域中处于低位；生物学大类（包括微生物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生物与生物化学、动植物学和免疫学领域）的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年均出版论文6.45篇（标准差为3.490 1），不仅低于全体华人高被引科学家7.69篇/年的均值，而且低于除“动植物学”外四个专业领域国际高被引学者的发表均值。

表2-2　全体高被引学者年均论文发表量的专业分布表

（续表）

（来源：刘俊婉，2013）^[7]

图2-3　四个专业领域的样本与全体高被引群体产出力比较图

这种情况需要我们予以特别注意。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科技的发展。2011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中特别提出“我国生物技术人才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并将造就一支“数量足、素质高的人才队伍”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不过，从2001版华人高被引生物学家的论文产出表现来看，至少在国际生物学精英群体中并不算突出。即便在2014后版中国大陆高被引学者名录中，以上五个生物学专业领域的总样本量与优势领域相比差异仍然悬殊。可见，生物学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提醒我们，华人学者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引进海外人才时应当视不同学科情况而定：在华人科学家表现卓著的领域，可以以回流的华人学者为主；其余领域可能仍然需要继续寻求与其他族裔的高层次人才开展合作。

关于高被引科学家取得远超同侪杰出表现的原因，我们首先不能忽略这些优秀科学家所具备的个人素质，包括拥有聪慧的头脑、勤勉的态度、丰富的科研经验、敏锐的专业眼光和准确的专业判断等等。同时，他们可能恰好处于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中，有得力的助手、充裕的经费和充足的时间来支持研究。此外，还有学者（Ioannidis et al.2014）认为，这些高产的科学家通常都是所在实验室或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们有能力申请到巨额的研究基金并监督研究进程，因而有权力在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上署名。也就是说，这种荣誉更多是由他们的身份带来的优势累积的结果。甚至在约安尼蒂斯等人看来，当前的科研体系导致了资源越来越向强势群体集中，年轻的科研工作者逐渐沦为廉价劳动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