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吸收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积极提倡投资自由化，一般不对外资进入施加过多限制，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27]但这种“负面清单”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才得以形成目前的结构。如前所述，美国的“负面清单”萌生于二战后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以“负面清单”的方式注明条约义务之例外情形，这一时期的负面清单通常包含在条约正文或议定书中，后来才逐步出现单独附件列表的形式。截至目前，美国与其他国家共签署58项BITs，涵盖53个国家[28]；迄今共有47项BITs对美国现行生效。[29]这些现行有效的BITs无一例外都涉及某些行业部门在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条款（National Treatment，NT条款）和最惠国待遇条款（Most-Favored-Nation，MFN条款）上的例外——“不符措施”列表（也即“负面清单”）[30]，且都以附件（Annex）方式列出。美国BITs中的“负面清单”形式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前三阶段分别为1983—1990年、1990—1994年及1994—1999年，2000年是第四阶段。[31]第四阶段的美式BITs逐渐开始采用三附件（Annex）形式规定“负面清单”。其附件1规定准入阶段既存不符措施涉及的行业部门（Annex I，Service/Investment Non-Conforming Measures），附件2指缔约国未来将对其准入采取新的不符措施之行业部门（Annex II，Service/Investment Non-Conforming Measures），附件3则指涉及金融行业的不符措施（Annex III，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Non-Conforming Measures）。同样的做法也体现在美式FTAs的投资章节中。[32]就立法技术而言，从以条约正文条款规定不符措施到条约附件再至“三附件”的形式使得负面清单越来越简洁明了，透明度更高，易于投资者了解东道国开放程度。
我国此前签订之BITs或FTAs的投资章节，几乎从未采取以负面清单列明“不符措施”的方法。当前，中欧、中美BIT谈判正处于现在进行时，我国应抓住谈判机遇，着力开创中外BIT“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完美开局。就中美BIT而言，2013年我国开始承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同美国开展投资协定谈判；2015年1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才明确将负面清单模式作为将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基础模式。[33]中美双方于2015年正式启动负面清单谈判，截至目前，尚未就负面清单内容达成一致。至于中欧BIT，至2018年11月已完成19轮磋商谈判，12次会间会，双方对投资市场准入方面的清单出价也将进行实质性谈判。不可否认，条约谈判中对市场准入方面的清单出价，其实质内容应根据本国国情决定。而这些“负面清单”的技术性事项，却可借鉴具有成熟经验的美国方面做法，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中，以附件形式明确保留措施，外国投资者得以清楚了解我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及范围，这也是提高清单透明度的有益途径之一。(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