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国际储备制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国际储备资产包括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在IMF的储备头寸、货币与存款、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金融衍生品、其他债权（贷款以及其他金融工具）。^[2]纵观这些储备，有法定储备和非法定储备之分。前者被国际条约法定化为国际储备，后者则是没有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是由各国自行确定和使用的国际储备。前者包括IMF创设的SDR、各国在IMF的储备头寸以及货币黄金^[3]，后者如各国自行确定的以一定的外币体现的外汇存款、证券等。通过以下对《IMF协定》的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的国际储备制度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没有法定任何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二是SDR虽有定值货币，但该等货币尚不能等同于法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1.现行国际储备制度的开放性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1978年生效的由《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创设的牙买加体系，一改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体系”，在国际储备问题上持开放态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是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制，由此形成的“双挂钩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特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政府承诺IMF各成员国政府可以随时按照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当黄金官价受到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炒家冲击时，各国政府有义务协同美国政府进行市场干预。^[4]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本位制是用制度的手段保障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的特权，美元理所应当地成为与黄金并重的国际储备资产。牙买加体系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大修改就是废除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实行黄金非货币化，且再没有法定任何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这就在法律上取消了美元以及黄金作为国际储备的特权，为其他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了道路。可见，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大门向所有货币开放，一切货币只要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和实力，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说，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制度没有为任何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设置法律上的障碍，对人民币亦是如此。因此，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现行的国际储备制度并不排斥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相反，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的开放性却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提供了通道。

言及现行国际储备制度所具有的开放性，就不得不回应当今美元霸权这一事实问题，否则，难免会引发歧义。事实上，这种误解早已出现。的确，如今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据了超过60%的份额，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以美元为核心的“一超多元”全球储备格局并非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制度安排的结果，而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造就的事实与结果。也就是说，美元之所以在今天占据国际储备的核心地位，并非起因于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匡扶，而是由包括历史居先优势以及美国强大政治、经济实力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造就而成的。因此，将美元霸权归咎于现行国际储备制度是不客观和失实的，这是因为美元与其他货币在牙买加体系下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2.SDR计值货币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www.xing528.com)

前已述及，在IMF那里法定的国际储备有SDR、各国在IMF的储备头寸以及货币黄金。货币黄金是各国货币当局拥有并作为储备所持有的黄金。储备头寸是指IMF成员国在IMF的储备部分(reserve tranche)的提款权余额，加上向IMF提供的可兑换货币贷款余额。此二者虽能为一国货币国际化提供重要支持，但与一国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没有过大的直接关联。对一国货币的国际储备地位有一定影响的是《IMF协定》对SDR的规定。那么，SDR，特别是其计值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考察这一问题，宜从SDR的属性入手。

1969年通过对《IMF协定》第一次修改而创立的SDR，是旨在降低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以及黄金的依赖，满足国际经贸活动增长对国际储备增加的需要而创设的非货币性的官方储备资产。^[5]1978年经第二次修改后的《IMF协定》第22条甚至规定：“……各参与方应保证与基金（即IMF——作者注）及其他参与方进行合作……以使SDR成为国际货币制度中的主要储备资产”，但事与愿违，SDR在各国国际储备中占比仍然较低，低于5%。无论如何，SDR毕竟是非货币的国际储备资产，其价值如何计量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追溯历史，SDR的定值从创立时的0.888 671克黄金（等同于当时1美元的黄金含量），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改由16种货币计值，再到《IMF协定》第二次修改后减少为5种货币，发展到世纪之交变更为4种货币，最后到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SDR计值的一篮子货币（下称入篮）后复归到5种货币计值，表明SDR需要有其他资产代表其价值。

那么，SDR计值的一篮子货币（下称篮子货币）和人民币入篮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什么影响呢？虽然进入SDR篮子货币的货币只是充当SDR计值的工具，但一国货币只有符合可自由使用的货币（free useable currency，FUC）的标准，才有资格被选入篮子货币。联系人民币国际化现状，目前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在贸易计价和结算——金融产品计价、结算和投资——官方盯住汇率、外汇市场和外汇储备的链条上，呈现出依次衰减的特征。^[6]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不仅需要在私营领域被国际社会广泛使用和接受，而且在官方领域也要被采纳和认可。而人民币被国际社会的私营和官方领域所广泛接受的前提是其必须成为可自由兑换和自由使用货币。而人民币入篮是IMF对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性的认同和背书，有助于人民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特别是SDR所具有的官方储备特性，有助于各国将人民币接受为官方储备，补强人民币在官方领域作为各国储备的不足。

不止于此，SDR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资产，须兑换成FUC方能发挥其国际储备的功能，因此，SDR如何兑换成FUC直接影响到篮子货币的国际化。依据《IMF协定》，IMF成员国使用SDR即以SDR获取FUC有指定和协议两种方式。该协定第19条规定，一成员国出于国际收支的需要，或基于国际储备的需要或变化，可以使用SDR向IMF指定的另一成员国换取等值的FUC。IMF应指定国际收支状况及储备总额足够强劲的成员国，或需要补充SDR头寸或需要减少SDR赤字的成员国为提供FUC的被指定国。除指定方式之外，成员国也可以通过协议，由一成员国以SDR向另一成员国购买和兑换FUC。而今人民币已借助入篮成为FUC，这意味着IMF成员国可以出于用于官方储备的目的用其持有的SDR向我国兑换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使用。可见，IMF规定的SDR使用制度能够增进篮子货币的国际化，补强人民币国际化在官方领域的短板。虽然人民币入篮不等于强制其他国家将其持有的SDR兑换为人民币，但人民币借助入篮至少获得了IMF及其成员国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背书，从而可以增进人民币在官方领域储备功能的发展。可见，现行国际储备制度并未阻碍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甚至人民币入篮会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有所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