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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规则和方向——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5期)

时间:2023-08-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制定规则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紧迫性。“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以规则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各参与国的利益为依归必然得到列国的支持,同时构成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故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强调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有其现实意义。在此情况下,如何弘扬、深化法治精神,使“信者吾信之”[62]成为国际社会信奉的原则当为“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责任。

一带一路规则和方向——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5期)

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制定规则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紧迫性。那么,相关规则应如何制定呢?“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之相关的规则也必应符合全球化的特点和要求,即“道法自然”。[45]据此,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规则不仅是高屋建瓴的原则性规定,而且要有高度可操作性,就是要“致广大而尽精微”。[46]

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已在世界上获得广泛支持,可考虑先行起草一个协议范本供各国政府将来谈判时参考。此范本应以获多国签署为目的,即最终成为一个多边条约,应能反映“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特点和需要,包括各国的文化历史法律、传统、习惯等诸方面,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即“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47]同时,协议范本不应该是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简单重复,除了本身的特点外,还应具有前瞻性,即符合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参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较为注重主权权利,包括经济主权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经济安全的关注。尽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之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合作的主要主体,国家主权依然是列国进行合作的基石。[48]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参与国主权权利受到的限制与其应行使的管治权间取得平衡,同时应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作为主权的内容。以规则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各参与国的利益为依归必然得到列国的支持,同时构成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另一问题是发展。将发展作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势必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的支持和认可。发展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早在1986年联合国就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承认“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规定“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49]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多哈回合谈判亦是针对发展问题。[50]因此,将发展权列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实属必然。

“言必信,行必果”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重要,在国际社会亦非常重要。或可说,诚实信用是所有国家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国际法亦然。国际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经常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结合适用。[51]有观点认为条约必须信守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在《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体现,尽管该两个文件并未明文言及此原则。[52]无论如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开宗明义便宣布“条约必须遵守规则乃举世所承认”,进而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53]“善意履行”就是指履行条约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54]易言之,任何国家均不得以国内法为借口拒不履行条约义务。[55]国际法院在其判词中亦多次援引条约必须信守和诚实信用原则。例如,在匈牙利诉斯洛伐克案中,国际法院裁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条约必须善意履行是“暗示此乃条约本身以及当事方达成协议的目的,此点应重于其字面意思。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方以合理的方式方法实现条约的目的”。[56]

世贸组织在“美国虾和虾产品案”中亦指出,诚实信用原则系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依据该原则所有国家均应诚实地履行条约义务,均不可滥用权利或因主张某项权利而损害条约的规定。[57]国际投资仲裁庭历来视诚实信用为规范当事方关系的至高无上的原则。[58]“该原则要求各当事方诚实并公正地对待对方,诚实地说明己方的目的与动机,且不得以非公平的手段取得利益。”[59]此外,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任何当事方均不得以国内法作为不履行条约义务的理由。[60]故将条约必须信守和诚实信用作为“一带一路”范本条约的基本原则不仅有现实意义,亦有理论价值。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条约必须信守目前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随意废止已签署的协议,拒不遵守多边组织规则已如前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以民选政府更迭为由,废止前任政府作出的承诺,包括已签署的协议甚至是已开始执行的项目。[61]此做法貌似在兑现选举承诺或顺应当地的民意,实则严重背离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不仅使得与其签约的外国政府受到影响,而且直接损害相关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而给国际营商环境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故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强调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有其现实意义。

当超级大国不守信用时,其他国家为了自保很可能起而效之。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不可谓不严峻。大国、强国不守信用必然对国际法原则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在此情况下,如何弘扬、深化法治精神,使“信者吾信之”[62]成为国际社会信奉的原则当为“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责任。因此,诚信原则、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应贯穿于整个协议范本,使之成为其特点之一。

构建法治社会、依法行事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除了东道国与商业相关的法律外,所有从事跨国业务的企业还必须了解当地关于反腐败、反权钱交易等规定。例如,根据美国和欧盟的法律,一个企业如果就反腐败规则对其管理人员进行了适当的培训,便可能被免除因违反相关法律而需承担的责任。[63]此外,环境保护[64]、企业社会责任[65]以及政府行政标准等亦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世贸组织协定有政府行为应“客观、公平、有理由”等规定。当代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和双边投资协定均要求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应给予“公平公正、非歧视”等待遇的规定。实践中,公平公正和非歧视待遇被解释为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应武断任性、明显不公、特立独行,应符合适当程序的要求,包括透明度的要求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合理期待等。[66]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方面早已有增加透明度原则的呼声。[67]协议范本将前述诸项作为重点议题予以规范不仅可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之实施而且可推动全球治理的秩序之构建。

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在政策层面确定方向,并在具体措施方面予以配合,项目的具体执行则需要企业的参与。目前,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民营企业以及境外和国外的企业势必参与其中。如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进行应为协议范本的应有之责。以货物的通关便利为例。除了关税,货物通关的环节包括入关申报表所用语言、通关所需时间、报关方式(如是否可以电子方式报关)等。鉴于通关便利对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专门就此签订了协议。[68]进口国采用的健康标准、安全标准、检验检疫标准及所需时间等均既与货物通关相关又与入关后的待遇有密切联系。就前述事项而言,世界贸易组织基本都有专门协议加以规范。[69]“一带一路”协议范本可参考现有并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0],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条约草案;必要时亦可借鉴世贸组织的做法,即通过约文将其他条约的规定和实践纳入范本协议。

考虑前述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相关问题(只是例举而非列举)的复杂性以及全球治理的特点,“一带一路”协议范本如由国家提出必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猜忌。可供考虑的选择是协议范本的起草采从下至上、先民间后官方的方式,即先由多个参与国的专家起草并推出,供相关国家政府考虑采纳。由国际专家合作以民间方式起草协议范本的好处是专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较为接近,易于就处理方式方法达成共识,力争做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难事,必作于细”[71],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总之,协议范本必须既符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趋势又能反映“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特点和需要,从而为各参与国所接受。

综上所述,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违反了其在世贸组织下的义务,不符合条约必须信守和诚实信用的国际法原则,其任性地退出由其主导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构成严重挑战。然美国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背离了全球化的大势,故不可能长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践行多边化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国际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应加快脚步,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将项目导向的“一带一路”转化为规则导向,并与现行的全球治理秩序有效衔接。据此,我们建议由国际专家起草一个多边协议范本,供列国参考。该协议范本应充分反映“一带一路”参与国的需要与特点,重视参与国的经济主权、发展权和条约必须信守、诚实信用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在操作层面参考其他条约现行且有效的做法和规定,“择善而固执之”。[72]“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73]也许马上签订一个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多边协议并不现实,但起草一个协议范本则可成为制定多边协议的第一步,可立即为之。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Principles and Directions of the Rule-Based Belt and Road

WANG Guiguo

Abstract: At a time of rising protectionism and increasing undermining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welcomed the China-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 as an admirable 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economic globalisation.The B&R, a new platform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mises world-wid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particular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sharing of benefits of globalisation.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pudiation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withdrawal from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will severely har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governance.In this backdrop, it is argued that the B&R should proceed on a bottom-up, rule-based governance, adhering faithfully to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These are important not on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B&R but also in general, to advance multilateralism and reap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Keywords: Belt and Road; Global Governanc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ade Friction; WTO; Pacta Sunt Servanda; Good Faith; ICJ;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s

责任编辑:石静霞)

【注释】

[1]全球治理的概念最初由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罗斯诺(Rosenau)和捷珀尔(Czempiel)在其1992年出版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的秩序与变革》中提出。See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 Otto Czempiel(ed.),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9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同年,瑞士前总理卡尔森(Ingvar Carisson)和英邦联前秘书长兰法尔(Shridath Ramphal)共同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并担任共同主席。全球治理委员会得到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鼎力支持(有人误以为全球治理委员会系联合国的委员会),但其并非联合国的下属委员会。根据罗斯诺等的阐释,全球治理是一个过程,即人类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实现跨国影响的各层次活动的规则系统。参与此过程者包括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综合言之,全球治理所揭示的是全球化环境下国际决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权权力的行使受到限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企业和个人参与涉及国际事务决策的机会和能力均显著增加。综合言之,全球治理是涵盖贸易、投资、金融、环境、发展等领域制度和规则的秩序。

[2]《诗经·小雅·谷风》。

[3]至2017年底,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多个关于“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参见新华网:《我国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百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12/22/c_1122155143.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4]该决议(A/RES/71/9)于2016年11月17日通过,主要针对阿富汗局势,其中提到“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的努力。参见联合国大会:《2016年11月17日大会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1/9,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5]详见安理会于2017年3月17日通过的第2344号决议。See UNSCR,Resolution 2344,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2344(last visited Sep.30,2018).

[6]关于美国总统在《贸易扩展法》下的权力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关于此轮提高关税的建议,参见Will Kenton,Sec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ection-232-trade-expansion-act.asp,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1日。

[7]美国《1974年贸易法》(Pub.L.93–618,19 U.S.C.§ 2411)第301节授权总统基于其他国家的法律、政策或行为违反国际协定或对美国商业构成不公正、不合理、歧视性的限制采取包括报复在内的适当行动。与此相关的是特别301节。特别301节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的4月30日提交报告,指出哪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不能为美国企业和个人提供“充分和有效”的保护或不能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便可依之采取贸易行动,包括报复。

[8]参阅《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1款(a)项。关税减让表系指在乌拉圭回合及之后各方达成的关于关税上限的协议。关税减让通常是先分别通过双边谈判达成,然后将各双边协议多边化从而成为关贸总协定的附件,即其不可分割之部分。

[9]See United States – 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 Report of the Panel,WT/DS152/R,Report of the Panel(Dec.22,1999).

[10]See United States – 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 Report of the Panel,WT/DS152/R,Report of the Panel,para.313(Dec.22,1999).

[11]《美墨新协定》要求将来在北美销售汽车零部件的75%应在美国和墨西哥生产(现为62%),且40%至45%在北美销售的汽车零部件之工人工资不得低于每小时16美元。此外,该协定规定其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审查一次。See Kevin Liptak,Jeremy Diamond and Katie Lobosco,US and Mexico Reach a Preliminary Trade Deal,https://www.cnn.com/2018/08/27/politics/mexico-us-trade-deal/index.html(last visited Sep.11,2018).

[12]关于协议的简介,参见Everett Rosenfeld,Joanna Tan,Liz Moyer,Canada and US Reach Trade Deal to Relace NAFTA,https://www.cnbc.com/2018/10/01/us-canada-nafta-trade-talk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1日。

[13]美国和韩国于2018年9月24日在纽约达成共识,修改原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允许更多的美国产品进入韩国。See Alexia,Trump’s New Trade Deal with South Korea,Exlplained,https://www.vox.com/2018/9/24/17883506/trump-korea-trade-deal-korus(last visited Oct.1,2018).

[14]参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4月3日发布的关于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向中国增收关税的说明及产品目录。

[15]这3名成员中,其中两位的任期将于2019年底结束。See WTO,Apellate Body Members,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dispu_e/ab_members_descrp_e.htm(last visited Jul.8,2019).

[16]特朗普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此宣布,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认为当时谈论退出世贸组织为时过早。See Christine Wang,Trump Threatens to Withdraw from WTO,https://www.cnbc.com/2018/08/30/trump-threatens-to-withdraw-from-world-trade-organization.html(last visited Sep.12,2018).

[17]Se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acta Sunt Servanda.

[18]《道德经》,第17章。

[19]例如,2018年7月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协定,决定建立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于8年内基本实现零关税。关于协定的内容简介,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eu-japan- 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891,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1日。

[20]全球化的前提条件是世界上主要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如此大家方可在同一平台交易、交往与竞争。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间的交易与交往需要一套相应的制度和规范,从而为了使每个政府的行为都符合,至少是比较符合市场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身份,在国际层面需要有相应的机构对之加以协调、规范。参见王贵国:《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法治化》,《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12页。

[21]关于全球化的影响,参见Jim Sheffield,Andrey Korotayev and Leonid Grinin(ed.),GLOBALIZATION:YESTERDAY,TODAY AND TOMORROW(2013); David Deese(ed.),GLOBALIZATION:CAUSES AND EFFECT(2012); Parisa Samimi and Hashem Salarzadeh Jenatabadi,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COMPLEMENTARITIES,作者对伊斯兰合作组织各成员国进行实证研究后的结论为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各国的互补性改革产生间接影响。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State,3 ECONOMY AND SOCIETY 408 − 442(1995);Theodore Levitt,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https://hbr.org/1983/05/the-globalization-of-markets(last visited Sep.21,2018).

[22]See Julian Ku and John Yoo,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nty,31 BERKELEY J.INT’L L 210(2013); Stephen D.Krasner,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in 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1999).

[23]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引起市场关注,使得希腊无法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从而引发希腊无法偿还主权债务的危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向希腊提供了援助。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原因及影响,见https://www.thebalance.com/ what-is-the-greece-debt-crisis-3305525,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2018年4月起,土耳其的里拉不到半年内贬值达50%,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rkish_currency_and_debt_crisis,_2018,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此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土耳其拒不释放美国的一名牧师,土耳其政府认为该人为此前政变的幕后黑手。美国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从而导致其货币贬值

[24]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宗旨、合作领域等,参见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Pages/ses.aspx,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25]关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宗旨、成员等,参见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outh-Asian-Association-for-Regional-Co-operation,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26]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Pierre de Senarclens,Ali Kazancigil,REGULATING GLOBALIZATION:CRITICAL 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2007)。

[27]王贵国:《国际贸易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章。

[28]王贵国:《国际贸易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章。

[29]关于此问题的讨论,See Guiguo Wang,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A CHINESE PERSPECTIVE,ROUTLEDGE(2015),第1章。例如,在Hussein Nauman Soufraki 诉The United Arab Emirates案中,仲裁庭和撤销委员会均认为国籍问题应依相关国家的内国法确定,但同时指出即使依内国司法程序认可有效的证据国际仲裁庭亦可以审查并依情予以否定。See Hussein Nauman Soufraki v.The United Arab Emirates,ICSID Case No.ARB/02/7,Jualgement,para.55(July 7,2004),以及Decis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Mr.Soufraki,Ovder,para.58(June.5,2007).(www.xing528.com)

[30]例如,在对TRIPS协议的谈判历史进行研究后,世贸组织知识产权部主任Taubman指出,谈判代表的国内法经验和专长对谈判有很大助力,且谈判过程中领导者的政治智慧非常重要。See Antony Taubman,Thematic review:Negotiating“trade-related aspects”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trips_agree_e/chapter_2_e.pdf(last visited Sep.30,2018).

[31]此方面较为突出者包括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只负责法律审与许多国家上诉法院的职能一致。关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限于法律审的规定,见《关于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的谅解》第17条第6款。

[32]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Mitsuo Matsushita,Thomas J.Schoenbaum,Petros C.Mavroidis和 Michael Hahn,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LAW,PRACTICE AND POLICY(2015);John J.Barceló III,The Status of WTO Rules in U.S.Law,https://scholarship.law.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35&context=lsrp_papers,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5日。作者讨论了哪些世贸组织规则在美国的法律中起到重要作用,哪些规则没有起到作用及其原因。

[33]See Alexandra Hagelüken,The impact of EC law and WTO law on domestic law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http://digitool.library.mcgill.ca/R/?func=dbin-jump-full&object_id=21683&local_base=GEN01-MCG02(last visited Sep.30,2018).

[34]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Markus Wagner,Regulatory Spa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https://scholarship.law.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redir=1&article=1884&context=ji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Frank J.Garcia,Lindita Ciko,Apurv Gaurav,Kirrin Hough,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Law,1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861-892(2015); Donald McRae,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Converging Systems—Can the Case for Convergence be Made?,9 JERUSALEM REVIEW OF LEGAL STUDIES,13-23(2014)。

[35]见《中庸》,第20章。

[36]参阅“邻国纷纷退出中国项目,‘一带一路’严重受挫”。文中提到缅甸、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三个水电项目被搁置或取消,参见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china-myanmar-pakistan-projects-20171204/414843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21日。

[37]基兰·斯泰西:《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正式移交中国》,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5441,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21日。

[38]详见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china-myanmar-pakistan-projects-20171204/414843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21日。

[39]《道德经》,第64章。

[40][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41]这些文件有的是中巴两国政府间的联合声明,有的是政府部门间的协议,有的是企业间的合同。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 wiki/%E4%B8%AD%E5%B7%B4%E7%B6%93%E6%BF%9F%E8%B5%B0%E5%BB%8A,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42]例如,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参与国均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参与国亦为区域性经贸安排的参与方,如东南亚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欧亚经济联盟以及由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倡导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

[43]《道德经》,第59章。

[44]《道德经》,第64章。

[45]《道德经》,第25章。

[46]《中庸》,第27章。

[47]《道德经》,第56章。

[48]关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主权权力行使之弱化,参见王贵国:《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中国国际法论刊》,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 − 83页,以及王贵国:《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法治化》,《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12 − 23页。

[49]关于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参见UN,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1/a41r128.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关于国际法上发展权的讨论,见王贵国:《国际贸易法与发展问题》,《全球社会:国际法与法理学年刊》2011年,第155 − 191页。

[50]多哈回合于2001年11月提出,但至今未取得实质成果。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Simon Lester,Is the Doha Round Over? The WTO’s Negotiating Agenda for 2016 and Beyond,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ftb64.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5日。

[51]关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例外情况之讨论,参见Christina Binder,Summary − Pacta Sunt Servanda,https://link.springer.com/ content/pdf/bbm%3A978-3-642-35094-8%2F1.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52]James G.Apple,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http://www.judicialmonitor.org/archive_0506/generalprinciples.html(last visited Oct.8,2018).

[53]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前言和第26条。

[54]“善意”系由英文的“good faith”翻译而来。其亦可译为诚实信用。

[55]关于诚实信用原则,详见Andreas R.Ziegler and Jorun Baumgartner,Good Faith as a General Principle of(International)Law,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view/10.1093/acprof:oso/9780198739791.001.0001/acprof-9780198739791-chapter-2,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Steven Reinhold,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2 UCL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40-63(2013)。

[56]See Case concerning the 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Hungary v.Slovakia),Judgment,ICJ Rep.7,para.142,1997.

[57]See U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WT/DS58/AB/R,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para.157(Oct.12,1998).

[58]See Inceysa Vallisoletana,S.L.v.Republic of EI Salvador,ICSID Case No.ARB/03/26,para.30(Aug.2,2006).

[59]See Phoenix Action,Ltd.v.The Czech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6/5,para.107(Apr.15,2009).在Plama案,仲裁庭亦指出“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保加利亚法律的一部分,……而且是国际法的一部分”。See 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v.Bulgaria,ICSID Case No.ARB/03/24,para.144(Aug.27,2008).

[60]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讨论,参见Andreas R.Ziegler and Jorun Baumgartner,Good Faith as a General Principle of(International)Law,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view/10.1093/acprof:oso/9780198739791.001.0001/acprof-9780198739791-chapter-2,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8日。

[61]缅甸和马来西亚在选举结束后,新的国家领导人都曾以履行选举承诺为名,废止或重新谈判前政府批准的合作项目。鉴于这一现象颇有不断发展之势,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已成为国际投资和贸易非商业风险的评估因素。西方学者经常将此称为新兴市场的风险,参见Witold J.Henisz,Bennet A.Zelner,The Hidden Risks in Emerging Markets,https://hbr.org/2010/04/the-hidden-risks-in-emerging-markets,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随着特朗普的当选,选举风险在西方发达国家亦显然存在,从而成为一个世界问题。

[62]《道德经》,第49章。

[63]关于国际反腐败的研究索引,参阅Georgetown Law Library,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Law Research Guide,http://guides.ll.georgetown.edu/c.php?g=363494&p=2455875(last visited Sep.30,2018).

[64]早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时,缔约方就达成了一项针对环境保护的单独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20章则将环境问题提到了与其他贸易义务相同的地位,使得缔约方因违反环境条款应承担的责任与违反其他条款相同。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ABA,Trendes,https://www.americanbar.org/publications/trends/2015-2016/may-june-2016/the_environment_chapter_of_the_trans-pacific_partnership.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9日。

[65]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含有公司社会责任条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欧盟和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等均包括此类条款。尽管这些协议是以国家为缔约方,但社会责任对公司运作,如最低工资待遇等有直接影响。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Rafael Peel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Implications for States,Business,and workers,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76193.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66]关于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等的解释,参见Técnicas Medioambientales,TECMED S.A.v.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ARB(AF)/00/2,Award,para.154,最后访问时间:2003年5月29日;Waste Management,Inc.v.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ARB(AF)/00/3,Award,para.98(Apr.30,2004)。在Gami案中,仲裁庭认为严重的行政失误亦可能构成东道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原则。See Gami Investments,Inc.v.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UNCITRAL Arbitration,Final Award,para.103(Nov.15,2004).

[67]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Junji Nakagawa,TRANSPARENC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2013)。

[68]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协议》(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于2013年达成,2017年2月22日生效。关于该协议的内容、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对缔约方的意义等,参见WTO,Trade Facilitaion,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adfa_e/tradfa_e.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69]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文件,参见WTO,WTO Trade Topics,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atop_e.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70]《论语·述而篇》。

[71]《道德经》,第63章。

[72]《中庸》,第20章。

[73]《道德经》,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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