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组织学的起源：探讨法治政府组织法治

组织学深深植根于社会学，成为社会学所派生的一个学科。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既有别于初级群体，又有别于社区的中观社会结构，一种有别于组织类型单一、组织结构不分化、组织功能普化的传统社会组织的现代社会组织。^[73]它意指人们为执行某种社会职能、完成特定的目标而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74]，是一种有特定目标的协作系统，发端于古代社会，其后伴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普遍出现。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具有特定目标和功能的社会组织逐渐介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一)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

“结构”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原意为部分构成整体，后派生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理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60年代又广泛流传于欧美等其他国家。在这一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大革命的推进，科学发展开始趋向于一体化和整体化，整体性的观点和方法(即结构的方法)也由此得到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此乃结构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结构主义之于组织理论研究的影响主要有三:(1)提出了组织结构的整体性特征。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主张，社会与生物有机体极为相似，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整体。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更甚，其多样化的集团、阶级和组织需要更好地平衡与和谐、分工与协作，因而需要具备一定的机构——国家和政府。^[75](2)提出了组织的功能需求。在孔德的社会结构思想基础之上，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本质上的相同点，同时提出“超有机体”概念，认为社会是各阶级、各部门、各组织高度结合的超有机体，需要更高层次的平衡，由此提出人类对社会组织在生产、分配与循环以及调节方面的三种功能需求，通过社会组织所发挥的既有功能来解释各种社会组织存在的合理性，此即“结构功能主义”。(3)提出了组织结构的自主存在问题。法国的社会学奠基人杜尔凯姆围绕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强调社会整体的优先位置——组织结构的自主存在问题，主张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映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秩序，且在反映的过程中加强了这些秩序。^[76]

可见，结构主义者强调整体性研究，反对孤立和局部的研究；重视认识事物的内部结构，淡化单纯探讨外部现象；肯定内部因素研究，否定外部因素探讨。^[77]虽然结构主义理论并未完全聚焦于组织理论的研究层面，但不可否认，其为组织学的诞生起到了添砖加瓦的铺垫作用。

(二)官僚主义思想的发展

17—18世纪，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人类步入了工业社会。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构建的符合工业社会特征的理性官僚制组织，被认为是推动组织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组织研究由此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韦伯认为组织是各种各样的，但从结构的整体性观点出发可以抽象出它们的基本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理想类型，即官僚制。官僚制揭示了组织的深层结构，突出了组织结构中的本质特征，认为组织是一种封闭式的科层结构。据此，韦伯提出科层制组织的特点:一是一种理性组织，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提高效率；二是一种专业化组织，科层组织内的官员通过专业训练成为专业化人员，实行专业化管理，因而“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依赖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78]。(www.xing528.com)

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组织理论可谓组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组织社会学的研究都是围绕正式组织即韦伯式的组织而展开的，它关注正式组织结构及其产生原因。譬如，哥伦比亚学派的著名社会学家布劳、古尔德纳、塞尔兹尼克等针对不同的科层制组织进行个案研究，卡纳基—梅隆学派的学者们从有限理性的角度研究组织行为，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研究法国的两个政府机构并形成经典著作《科层制现象》，等等。可见，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组织理论的盛行极大地促进了组织学研究的发展，继而形成了一个组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三)结构主义的流变与官僚制理论的变迁

20世纪中后期，结构主义内部开展了理论批判。同时，在公共行政领域，行为主义科学、组织人本主义以及比较公共行政等诸多理论逐渐兴起，许多组织社会学的学者开始探究现实生活中的组织对韦伯式科层制组织理想模式的背离现象，由此导致官僚制理论发生迁移。

这一时期，组织学的理论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样态。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古德诺针对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在“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对地二分”观点，认为二者之间并非结构的二元对立，而是功能的类型划分，从而将学界对官僚组织的研究焦点由结构层面的静态转移至对结构功能、决策活动的动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结构主义过于强调结构静态研究的弊端。^[79]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着眼于组织的局限性和弊端，认为组织被上层的精英所垄断，最终将导致组织的两极分化，由此提出了“目标替代”这一著名概念，主张实际上很多组织的正式目标在组织演化过程中都被替代了。^[80]对“目标替代”现象的研究成为该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又如，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想促使官僚组织中“人”的因素逐渐凸显重要性，为服务型政府组织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展开的“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衍生了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组织社会学的内容。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组织学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鼎盛时期。

上述组织理论研究的发展路径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组织社会学日益受到重视，研究的内容不断充实，范围逐步扩大，研究旨趣从对原理原则的探究转向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方向也逐步趋向于对系统理论、管理理念、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