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的最后一周是由两件政治大事主宰的：执政党在基督教民主联盟长期占主导的联邦州权力下降，这使得迅速退出核能无可挽回；两天之前，欧洲理事会将稳定共同货币的决议与一项早就该进行的相关成员国协调经济政策的倡议挂钩。不过，公众几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一体化政策动力的重要性，因为这两个事件在其他方面形成了值得注意的反差。在巴登符滕堡州，在公民社会长达40年的抗议之后，一次社会运动推翻了亲工业界的精英们迄今所信赖的坚硬心态。在布鲁塞尔，经过了一年的欧元投机之后，欧盟政要在紧闭的大门后通过了一揽子“经济政策调控”措施，其影响将主要由法律、经济和政治学者去研究。与巴符州彼处长期自下而上争取到的心态转变相对的，是此处由金融市场短期迫使的各国政府合作的一体化推动力。
在几十年喧嚣争辩的公共领域的政治背景下，能源政策的转向逐步显现，它意味着重大的转折。但是在布鲁塞尔的政策转变是经过专家官僚协商达成，渗透进报刊经济版，它几乎是无声完成的，将更密切地协调根据欧盟条约属于国家权限的政策，这个政策转变也是重大的转折吗？问题在哪里？它究竟能否通过相关成员国政府首脑之间的约定得到解决？
我在此处暂且不论财政技术问题，不去讨论布鲁塞尔商定的在2013年取代2010年5月约定的救助基金的稳定机制能否终结欧元投机。更重要的是货币联盟制度设计错误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个错误，金融市场的投机目前已经向所有人揭示了真相。在1999年欧元引入之际，有些人还曾寄希望于继续推进政治联合进程，其他一些支持者相信秩序自由主义的教科书，而教科书更笃信经济宪法而非民主。这些人认为，遵循巩固国家财政的简单规则应该就足以促使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互适应了（以单位工资成本衡量）。
这两种期待都落了空，金融、债务和欧元危机接踵而来，清楚体现了一个缺少共同经济政策手段的巨型经济区和货币区的错误设计。在这些系统压力下，像默克尔这样的欧洲怀疑论者被迫勉强向一体化方向迈进了一步。现在，这一错误应当通过“开放式协调”的非正式途径得到消弭。从行为体的角度来看，这一权宜之计的优势在于无需惹是生非。另一方面，只要它一起作用，在效果上就是不民主的，导致在各个成员国民众当中相互挑起怨恨。
各国政府首脑已经承诺分别在本国执行一整套财政、经济、社会与工资政策措施，而这原本是各国议会（以及劳资各方）的事情。推荐方案中体现的政治模式带有德国人的手法。我在这里根本不愿意谈及紧缩规定（这一规定有可能导致在边缘产生适得其反的持续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智慧，而是集中于程序之上：政府首脑们每年都要相互审视一下，确认他们的同事是否都已经协调了债务水平、退休年龄、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社会保障和医疗体制、公共部门工资、工资率、公司所得税以及许多其他事宜，以适应欧洲理事会的“规定”。
政府间主义预先就干预成员国及其议会核心主权的政策协商一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导致了两难境地。如果关于经济政策调控的推荐意见没有效果，待解决的问题仍会悬而未决。但是如果各国政府确实有意协调政策措施，它们必须在本国“获得”必要的合法化。但这必须创造出在自上而下的软压力和自下而上的自愿非自愿适应调节之间的某种明暗对比。欧盟委员会“及时”——即在各个成员国议会做出决定前——审查各国财政的权利，这和创造有效的判例这个无理要求相比有什么分别呢？
在这层雾障之下，各国议会（有时也包括工会）难逃嫌疑，人们会怀疑它们只是对其他地方早就事先做好的决定点头通过，也就是说只是具体理解了一下内容而已。这种嫌疑必将侵蚀所有的民主诚信。如果某种协调之举有意保持含糊其辞的法律地位，那么这种胡说八道对于要求欧盟共同行动的规定是不够的。这种决议必须通过欧盟的两种决策途径合法化——不仅通过在理事会中得到代表的各国政府的间接途径，也通过欧洲议会的直接途径。否则成员国用手指着“布鲁塞尔”去推卸责任的离心力还会加速——错误的方法会像细菌一样滋生。
只要欧洲公民只把他们的国家政府看作欧洲舞台上的行动者，他们就会把决策过程视为“零和游戏”，即自身行为体必须成功地抗衡其他行为体，国家英雄对抗“他者”，“他者”对于布鲁塞尔这个怪物强加要求“我们”的一切都负有责任。而只有当欧洲公民看到由自己选出的、根据党派而非国籍组成的斯特拉斯堡议会之时，他们才可能将调控经济政策的任务视为需要共同克服的任务。
另一种高要求的选择可能性在于欧盟委员会通过“正规立法程序”的民主途径、即经过理事会和议会的批准来完成这些任务。不过，这将要求实现从成员国到欧盟的权限转移，而此类对欧盟条约的深刻变革看来暂时还是不现实的。
在现有情况下，厌烦了欧洲的民众可能会拒绝进一步转让即便是欧盟核心领域的国家主权。这种期待极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政治精英借此摆脱欧盟糟糕现状的干系，那做出这个预计未免太过舒服了。几十年对于欧洲联合的广泛支持现在显著减弱，甚至在联邦德国都是如此，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直以来总是不问民众意见就直接进行的欧洲联合进程现在陷入了僵局，因为如果不从常见的行政模式调整为加强民众的参与，它就难以为继。政治精英们却没有这样，而是把头埋进沙里不敢正视现实，不为所动地继续他们的精英事业和对欧洲公民行动能力的剥夺。
民族统一在德国启动了心态的转变，（正如政治学研究结果证实的那样）也触及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自我理解和取向，朝向更强的自我中心主义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依靠军队的力量、作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行事的“中等强国”的自信心在逐渐增强。这种自我理解排挤掉了一个民事强权保持的克制文化，之前它还主要希望为缺乏约束的国家竞争体系的法制化作出贡献。自2005年的政府更换以来，这种变化尤其也体现在欧洲政策上。根舍关于一个合作型德国应当“基于欧洲”的想法日益尖锐化，变成了“德国影响下的欧洲中的欧洲的德国”毫不掩饰的领导权要求。并非是欧洲联合从一开始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但是历史道德遗产的义务意识支持了外交上的克制，支持了采用他者的视角、加强规范性角度的比重，并间或通过预支代价来化解冲突的意愿。
对于默克尔来说，这在与以色列打交道的过程中可能还会起到作用。但是国家考量的优先性以前从未如此赤裸裸地出现过，不像联邦总理这次的强硬抵抗，她在2010年5月8日的惨败之前抵制了欧洲对希腊的救助和欧元保护伞长达数周之久。现在的一揽子计划也是由德国这个经济政策优等生以如此低的敏感度捆绑好的，以至于它的邻国在恰当场合下不再指着“布鲁塞尔”，而是指着他们不愿意被套上的“德国”政策模式。与新德国的心态转变相称的，还有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对欧洲不利的《里斯本条约》裁决——它反对进一步的一体化努力，随意确定哪些是不可动摇的国家权限，以民族国家认同的守护者自居。国家法人士给此项裁决加上了“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说‘是’”的讽刺标题，可以说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
德国新的正常化不能解释一个事实，即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成员国有过哪怕一次欧洲选举或是全民公决，去决定除了本国的议题和候选人名单以外的其他事宜。政党当然避免提出不受欢迎的问题作为话题。这一方面是普遍现象，因为政党的目标必须是赢得选举；但另一方面，为什么欧洲选举几十年以来都是由根本无从决定的议题和人选所掌控，这绝非寻常。公民低估了主体上遥远的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所发生事件的重要性，这一情况很好地解释了送达义务[5]，但政党却在固执地逃避这一义务。
当然，如今的政治整体上看起来过渡到了一种综合形态，其突出特点就是对前景和规划意愿的放弃。需要规定的事情日益复杂化，要求在萎缩了的行动空间中急促作出反应。这些政治家就好像学会了系统论的洞察力一样，他们肆无忌惮地遵从权力实用论的机会主义剧本，而这种权力实用论受到民意调查的导向，挣脱了一切规范性约束。默克尔的暂停核能政策只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当她出于古滕贝格受欢迎度的考虑，保留了这位暴露于公众中的“剽窃者”职位之时，不是古滕贝格，而是这位政府首脑自己（用《法兰克福汇报》的话来说）“让一半的共和国和几乎整个基督教民主联盟说了谎”。她为了几个银币周密算计，在后面的投票台上还是没能捞到，法治国家对公职的理解收到了成效，（为古滕贝格卸任送行的）大规模“晚点名号”仪式也印证了这一做法的正常。(www.xing528.com)
这是基于对民主的一种认识，《纽约时报》在乔治·W.布什再度当选之后提到了“后真相民主”的说法。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将其整个行动依赖于去迎合将它从一个选举日期赶到另一个的民情形势，民主程序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其意义。民主选举不是为了纯粹体现天然的舆论民情，而更多应当是再现形成舆论的公共过程的结果。只有和在与主题相关的观点、信息和理由的交流中形成的、公开发表的意见联系起来，投票站投下的选票才会获得民主共决的机构分量。出于这个原因，《基本法》给予根据第21条“参与民众政治意志形成”的政党以特权。而只要政党害怕地避免把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其他选择可能性作为话题，欧洲联盟就不可能具备任何民主性质。
媒体并非没有参与政治那可悲的形象转变。一方面，政治家们为媒体的软压力所诱惑，进行了急促的自我策划；另一方面，媒体的节目策划本身为机会论的匆忙所传染。众多脱口秀中，那些极具口才的主持人带着他们始终不变的工作人员，奉上一锅意见观点的浆糊，夺走最后一个观众对于政治话题还有算数理由的希望。当然，有时候德国一台媒体俱乐部（ARD-Pressclub）显示情况也不尽然。
虽然我们的优质媒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本不那么糟糕，但是媒体阶级与政治阶级同生共长，甚至以受封为后者的扈从为荣，在这一点上，这些主流媒体也未能幸免。这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份向来严格的“自由”周报令人瞠目结舌地为联邦总理喝彩，而当时她在古滕贝格事件上将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贝卢斯科尼化了。此外，评论性媒体如果希望形成一支对抗无望政治的力量，它的主题就不能完全听命于日常事件的节奏。例如，它把克服欧元危机视作专业性很强的经济主题，这样的话，如果政治版编辑隔开很长时间才屈尊研究危机对于欧洲联盟整体改造的后果，就缺乏相互关联了。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新发现，盲目短视行进的政治新模式，政治—媒体阶级的同生共长，或许是这些原因造成了在欧洲联合如此巨大的事业面前，政治完全力不从心。但抬头去仰视那些政治精英和媒体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目前缺少的动机也许只有从下面、从公民社会本身方可产生。没有社会运动对此坚韧的暗中破坏活动，政治文化自觉及公共讨论的参数就无法推移，退出核能就是一个明证。
欧洲社会运动没有将要来临的迹象，相反，我们观察到了其他的东西——某种原因不明的政治厌烦。常见的预测认为，这种厌烦主要是针对其追捧的替代性或抗争性人物的个人性格和风格特点产生的。也就是说，许多公民非常看重半路出家的高克充满反抗的生命史中棱角分明的特色；看重善于交流的古滕贝格的口才和他在优雅地展示自我时的风采，看重主持人盖斯勒这个让人心生好感的狡猾家伙的乖僻之处。所有这些多彩的个性都是那些日常政治事务的正统管理者不具备的。但是这种对于超党派事物的反政治的着迷可能也是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愤怒的发泄——对于政治过低要求的厌烦。
以前，历届联邦政府出于可以理解的视角整合自己的政策：阿登纳固守与西方的联系；勃兰特立足于东方政策和第三世界；施密特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局限了小欧洲的命运；赫尔穆特·科尔希望将国家统一纳入欧洲联合的进程中。每个人都还希望成就点什么！到了施罗德这里就已经更多是被动地应对，而非主动的构建，约施卡·菲舍尔总算还希望就终极目标、至少是欧洲联合的方向做出决定。[6]但从2005年以来，这些轮廓完全模糊了，再也看不出是怎么回事了，看不出除了下一次的竞选成功还有没有更多的事了。公民感觉到剔除了规范化核心的政治向他们隐瞒了什么。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回避有组织的政治，而且也表现在基层新的抗议意愿，“斯图加特21”就是一个暗号。对于某个政党而言，卷起袖子在集市广场发起攻势，为欧洲联合而奋斗，也许还是值得的。
“伟大”的事业并没有被放弃。气候变化、核技术在全世界的风险、受金融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的调控需求、人权在国际层面的贯彻，这些问题国际社会都无法回避。相对于这些问题的量级，我们在欧洲所必须解决的任务已经近乎一览无遗了。
[1] 德国政治文化中的黑黄联合政府是指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或基督教社会联盟与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译者注
[2] 此处是指企业高管在离职时作为补偿获得的大笔离职金。——译者注
[3] 于尔根·吕特格尔斯（基督教民主联盟）曾担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该州工业密集，工人队伍壮大，长期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势力范围。——译者注
[4] 德意志银行前任行长。——译者注
[5] 送达在民事诉讼中是指法院或当事人将诉讼文书交付给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此处意指政党应当向民众解释和传达欧洲政治内容。——译者注
[6] 菲舍尔于2000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了关于欧洲一体化目标的演讲，曾引发较大争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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