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共同体到世界主义共同体：欧盟的危机与欧洲宪法思考

关于跨越国界的民主的法律化所具有的文明化力量的叙述从让人麻痹的世界政治形势中获得动力，这个形势尤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竟然跨越了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所能企及的范围。在眼前的危机中，金融市场似乎让公共福利的国家保证者都无计可施。^[78]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国家尝试着通过建立超国家共同体重新赢得部分政治调控能力，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自我主张的问题。因此顺着我对欧洲共同体提出的建议继续思考下去，那么接下来的叙述就是关于建立宪政的世界社会。正如我们见到的，在欧洲层面上有两个创新，它们指明了未来的道路，一个是将具有暴力垄断的成员国家置于联盟法律之下；另一个是在作为立宪主体的公民和各国人民之间分享主权。第一个创新在强制性国际法的全球效力中以及在联合国的制度框架内均有所体现。第二个创新可以去掉组建世界议会的建议中部分不脚踏实地的特点。

当然，我们不能抹杀1945年来超国家的法制演变的两个互补分支之间的区别。欧盟作为超国家共同体与传统国家都实施地方分治主义，政治单位依照这种分治在社会空间中相互划分界限。而对于世界公民之间的世界主义的联系——正如已经存在的国际性国家共同体——仅剩下从内部视角观察的可能性。这种由古典国际法向世界社会宪法的视角转换不再是纯粹的观念建构。社会现实甚至会将这种转变强加到同时代的意识中。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的功能系统以如此大的规模跨越国界蔓延开来，产生迄今从未有过的巨大体量的外部成本，因而产生调控需求，这种调控需求让现有的政治行动力不从心。不仅经济子系统的不平衡面临这个问题，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无节制加剧的投机行为也同样如此。类似的全球性调控需求同样产生在生态不平衡领域以及大型技术的风险领域中。需要面对世界社会中诸如此类问题的不是如今单个国家或者国家的联盟，而是政治本身。

政治不再仅仅在民族国家制度框架内遭遇到诸多社会问题，或者说，只要问题具有跨国性，那么政治遭遇的社会问题就不仅仅是政府间调控的对象。在经历了极具创新性和破坏力的、由政治所愿的全球化之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现在值得重新商榷。世界政治的日程中不再主要由国家间的冲突，而是由一个新议题占据，即国际的潜在的冲突是否能被有效控制住，以至于从（迄今尚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大国的合作中发展出全球有效的规范和程序以及相应的具有大空间跨度的政治行动力。在国际法宪政化这条线路上是否会重复一种发展节奏，一种我们在欧洲统一过程中所熟知的节奏，就是说先让好战的国家和平化，然后让这些被驯服的国家进行制度化的合作？接下来，我首先谈谈联合国的核心功能——保障和平与实施人权政策，然后再思考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ik）中最迫切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法。

如今联合国是一个由193个国家组成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组织。在超国家和国家形式之间还发展出了一个跨国层面（transnationale Ebene），它主要指大量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下设的各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大的世界经济组织，如国际世贸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还有非正式政治调控机构，如定期会面的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79]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民族国家行为体一直主要专注于政治行为能力，却无力应对具备不同功能的世界社会中的调控需求，那么就会发现一方面在全球层面，另一方面在跨国际层面明显有亟须进行的任务。^[80]

联合国应该作为一个由国家和公民组成的宪政共同体进行重新组织，同时要把核心功能限定在保障和平与实施全球人权政策上。假如将安理会和所有法庭进行相应的改革，联合国在制度上必将获得改善，能够有效且稳定地接受保障和平与实施全球人权政策这两方面的任务。而另一任务要完成起来则更加困难些，即为解决将来世界内政的紧迫问题（如生态和气候变化，大型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调节金融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分配问题，这些分配问题出现在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的世界社会的贸易、农业、卫生、交通制度中）建立一个在世界共同体内用规范约束的谈判体系。目前不仅缺乏建立这些机制的政治意愿，而且还缺少具有全球行为能力的行为者，这些行为者基于合法的授权，凭借自身能力，作为一个由代表组成的机构（在该谈判体系的初级形式中——诸如二十国集团——几乎没有这样的组织构成）的成员能够大范围贯彻各种协定。

欧盟具备史无前例的组织结构，它有可能完全符合一个宪政世界社会的轮廓。下面我将简要描述这个世界社会。是的，这样一种世界政治秩序可以理解成对国家暴力的实质核心进行民主的法律化的延续。因为在全球层面，民主共同体的三块基石的组合将再次发生改变。 ^[81]

为达到世界社会的民主宪法这个目标则要求——哪怕仅出于从主观权利中建立现代法制秩序的概念方面的理由——建立一个世界公民共同体。从欧盟这个例子上发展出来的思路——即在公民和国家间进行制宪合作——指出了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现有国际的国家共同体可以用世界公民的共同体加以完善，从而变成一个世界主义的共同体。^[82]不过，这个共同体不是作为世界共和国，而是作为由公民和各国国民组成的超国家联盟建立起来的，成员国家保留支配合法使用暴力的手段，即使不是完全自由地支配它们。民族国家里除了有世界公民，还可能形成了世界共同体的第二个制宪主体，因为世界主义的公民有（或者将有）充足的理由在所有超国家层面牢牢把握住各自国家的制宪角色。只要公民在这样的历史角色中通过体制实现了部分政治公正，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希望，其民族国家在不同的高级组织阶段仍然保持为集体性实体。

全体大会由公民和国家的代表组成，这样就确保能兼顾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两方关于公正的视角，并且确保让这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视角之间获得平衡。一方面，世界公民持平均主义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坚持公平和平均分配，另一方面，国家公民持保守的理由，他们坚持保留其国家已经实现的各种自由（反对破坏共享福利国家的示范性模式；这不排除会在需要的情况下部分降低本国福利水平），双方理由形成对峙。这两个视角的竞争的合理性来自历史的发展差距，即使这个差距要逐步被克服掉，世界内政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这个差距。如果有世界议会，它就必须作为联合国宪章的法律发展的诠释者兼顾这两方面的视角。

除了联合国组织结构内部的权限（主要是对安理会与全球法庭的任命和监督）^[83]，更新后的联合国大会还有这样一个任务：在继续发展《联合国宪章》《人权公约》和国际法基础上，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最低标准。这些标准应该：（1）形成安理会及全球司法的人权政策与和平保障的法律基础；（2）让民族国家有义务将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具体化，这些基本权利必须获得保障；（3）在跨国家层面，让强有力的权力竞争在世界内政的决策中受到规范的限制。

如果联合国专注于其核心任务——全球贯彻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和人权政策，那么它的组织核心，亦即世界组织的第二个组成要素将会同时缩小，工作效率提高。这样，世界组织的结构和建立能够让它实现其有限却根本的维护秩序的功能，具体说来有：

（1） 在全球同等和有效地贯彻禁止使用武力原则，防御性地确保国际和平；

（2） 建设性保障崩溃国家的内部秩序；

（3） 监督世界各国人权政策实施的情况，积极保护人民免受犯罪政府的迫害，为此，（4）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还包括有义务可持续地建设功能性基础设施。

如果联合国的决议必须以合法干预的形式予以实施，那么人道主义国际法就必须继续发展成为法治国家的、适应军事必要手段的警察法。

由于世界共同体自身不应具有国家特征，因此它依赖于国家暴力垄断者应该服从（受法庭监督的）安理会决议。国家（以及地区防御联盟）将其潜能设定为服务世界组织，这说明国家制裁暴力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出现转移，这种转移在联合国层面已露端倪，在欧盟层面则已经发生。成员国开始不再将自己视为主权国，而是国际共同体中团结的成员，随着成员国这样的意识转变，政治统治的文明化将在更高阶段继续下去。

联合国政治进行民主的法律化当然还要求世界议会对定期被召集进行选举的世界公民的意见及意志形成进行反馈。然而，实证得出的理由表明，无法期望在全球范围扩展已经再度被稀释的公民团结。^[84]例如，尽管有在全球行动的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但是世界公共领域的注意力往往只会零星地停留在一些大事件上，而不是在结构上稳定发展。人们的疑虑不仅只针对确实已经出现的世界公共领域的有限能力——早在康德时期，他就已经把对世界主义的希望寄予在世界公共领域之上；而且还有社群主义对人民主权是否能跨国化表示怀疑，这种怀疑在国际层面也不无道理。因为，世界公民之间通过世界公共领域的交往循环建立的联系不再嵌置在共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我们可以指望在一个由公民和不同国家组成的、受到共同历史经验影响且具有有限领土边界的联盟里可能形成公民团结，但是一旦联盟成为世界范围的，那么想跨越国界扩大公民团结的打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空谈。

基于以互为主体共享的政治文化，每个政治共同体，不论大小怎样或如何多元，都能与其环境区分开来。因此，民主选举就是一个共同实践的意见及意志形成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通常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z）到局部共同体的“我们”，之所以说是局部的，是因为这个共同体是有界限的。因此世界议会的选举就成为唯一的具有完全包涵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的议题必定缺席，即有关自我划界和自我主张的议题。在政治竞选活动中，触及共同道德的问题，比如核电站的安全水平或者教育、卫生或交通系统应该达到的要求，也总是会交叠着自我主张的因素。人类散居在全球各地，他们现在活着的一代正共享着很抽象的利益，即与生存至关重要的基本物资的利益（例如保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资源或者避免大规模的核污染）。但是世界居民尚未形成一个因为对一种自我主张产生政治兴趣而凝聚起来的集体，这一自我主张是指一种影响身份认同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因此，如此抽象的生存利益只有去掉其抽象性，并且在特定生活形式的语境中与其他生活形式的其他利益产生竞争时，它们才具有政治特性（politischer Charakter）。

但是这点也适用于由世界主义共同体承担保护利益责任的那两类利益^[85]吗？它们与避免战争和暴力以及实现基本权利的情况不是一样的吗？这其中涉及的不是已经“去政治化”以至于超越所有政治文化差异而由世界公民“分享”的“普遍”利益（这些利益一旦受到伤害，仅仅只从道德角度受到评判）吗？在大家历来都非常熟悉的日常情况里，我们不需要任何自我主张的内涵，就觉得有义务与陌生人、与所有长着人的面孔的生物团结起来。只有这种带着责任感行动的所有人的道德宇宙——康德所说的“目的王国”才具备完全包涵性：它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对任意一人的不公正、对任何一人的伤害都会刺激着我们敏感的道德神经，激起我们道德的怒火或者促使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只有当这些情感带来的换位思考使得对冲突的感知不那么集中，使得冲突双方所有被触及的利益得到兼顾，那么从这些情感中产生的道德审判才显得有道理。

另一方面，关于联合国的任务，我们不只谈道德，而要谈及法律和政治。凡是需要道德分工的地方，都必须引入法律，因为个人的判断和动机都是不够的。^[86]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联合国仅能涉足的政治领域里——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和人权政策，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规范得到了运用，即用道德原因就足以解释的那种类型。撇开法律形式不说，这类优先的主观权利具有纯粹的道德内容，因为人权恰恰改写了普世道德中能够被转换成强制性法律的那一部分。^[87]这样就可以解释，如果依我们的设想改革联合国，那么在其框架下做出的决议的法律属性多于政治属性。世界议会将会展开关于全球公正的背景条件的辩论，安理会则会做出颇有效果、具有法律性并且受到法院监督的决议。

决议被限定在具有法律属性和基本道德属性的事物上，这种限定幸运地导致了对世界组织的合法化要求的紧缩。因为，分配公正的相关原则和对理应受到制裁的反人类罪行及侵略战争不作为（Unterlassung）的消极义务都扎根在世界所有重要宗教和受其影响的文化的道德核心里。这些不言而喻的规范允许每个世界公民对世界组织机构的工作做出道德传递的判断，因为世界组织的机构必须根据相应的、经司法微调而精确化的标准对自己的决策进行解释。鉴于被如此降低的合法化需求，就不必期望从世界公民那里产生政治本意上的集体的意志形成。选举世界议会则仅仅意味着对超国家层面采用疑为共享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进行“是”或“否”的表态，表态理由主要来自道德方面。

总之，对于世界组织活动的国际层面而言，可以断言：如果我们能设想下述情况成立，那么合法化链条可以不间断地从民族国家经由地区制度如欧盟，一直抵达至世界组织的层面。这些情况是：

——国际共同体经由以选举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代表扩展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共同体；

——联合国的权限被限制在具有道德内容和根本法律属性的、旨在保障秩序的中心任务上；

——全球的，特别是由数字化建立起来的而且超越可渗透的国家公共领域的交往联系充分发展，足以让所有人民对在联合国层面做出的决议的道德核心内容形成有道理的判断。

以上描写的合法化情况仅仅指世界组织的那些关乎安全的任务。让联合国从世界内政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乎分配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也有不利的一面。^[88]只要相应的谈判体系仅建立在国际法条约的基础上，那么在我们的设计中，有全球能力的行为者（即“天生”以及通过超国家联合而成为的“世界大国”，在理想状态下这些大国能够毫无缺漏地代表世界社会）在跨国际层面谈判中做出的妥协就会抗拒欧盟式的民主的法律化。根据古典国际法，政府在外交上有缔结国际条约的特权，而国际条约更多受制于议会监督下的内政，仅仅在较小的程度受制于民主的影响和民主的合法化。^[89]乍一看来，这种弱的、顶多算得上间接的合法化也是须经跨国谈判的世界内政的特点。但是如果民主的链条在此处断裂，那么就无法实现前文所建议的设计中的要求，即建立一个全球的、消除国际法与国家法律之间鸿沟的整体法制秩序。

与已完全形成的欧盟相比，世界社会之所以有合法化弱点，是因为世界内政让全球行为者（global players）之间相互谈判，而世界议会不直接参与，将其与“普通立法程序”类推，世界内政无法被国家和通过议会代表的世界公民同时感知到。在我们的模式里，世界政治被托管给全球行为者，而他们之间的跨国关系也绝对无法以保持传统国际法的方式存在。因为，我们所建议的模式的关键是，在国家以及国家联盟之外的政治程序被分成两个不同的政治领域，并且分别具有相应的合法化特征。根据这一模式，全球安全政策及人权政策的任务就落在这样一个世界组织的权限里：它的组成使得其政治领域里被削减的合法化需求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在这样按等级搭建起的权限结构里，世界内政中关乎分配的任务就分离出来，落到跨国谈判体系之中，该体系决策的合法性虽然更弱，但是其决策绝对不会完全留给国际间权力动态的游戏来做。

因为，这种一定程度上从垂直变成水平走向的政治程序也应该继续根植于制宪的世界社会的语境中，并且不仅仅是因为世界组织在跨国谈判委员会里监督实际的权力平衡和每个成员国是否有合适的代表。另外还有两个理由更为重要。第一，在全球层面，一些行为者必须为了其共同制定的和平与人权政策保留可调动的军队，因而也必须视自己为世界主义共同体成员，这些行为者也就是跨国谈判的行为者。第二，正因为如此，跨国谈判会在最低标准的范围中行动，世界议会在由人权政策预先规定的保护义务水平方面适时调整这些最低标准。

以上几点论据当然还不足以完全弥补未来的世界内政的民主的法律化链条中议会责任的缺口。不过这个缺口可以从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解释：“一致的生活水平”是要求很高的条件，该条件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只要世界组织有义务在中期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上状况就应该从政治角度，而不仅仅从道德角度进行评判。每个道德的感知都会反抗今天这个阶层高度分化的世界社会的巨大不公，在这个世界社会里甚至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活机会的分配都是极其不公平的。^[90]为了建立以政治统治文明化为目的的世界秩序，我们做了具有前瞻性的设计，然而这个设计必须考虑到：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之间区域发展的历史非同时性以及社会—经济落差是无法一夜之间消除的。

如今，我们观察到世界政治的重点向经济转移，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这个转移迫使领先工业国的俱乐部扩张到二十国集团的范围。在金融市场持续的具有破坏力的压力之下，应该通过这一迟到的举措让各国齐心协力建立各种机构和设置不同程序，以便解决在未来世界内政中这样或那样无法避免的问题。现在，我们不缺少道德标准来评判目前主导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不缺少道德标准对现存机制和已成惯例的实践提出再多些“全球公正”的要求。^[91]

只有不再仅仅在学术圈内，而是在世界议会中展开毫无结果的关于公正的哲学讨论，它才会获得政治的重要性。世界议会由国家和公民组成，它会考虑到关乎公平的时间因素。就像今天在欧盟已经发生的那样，在世界共同体中（即使是在未来），两个制宪主体的公正视角会在生活水平的实际趋同方面相互接近，这种趋同也是政治意愿之所在。这两个制宪主体的视角一个是世界公民的平均主义标准；另一个是成员国根据发展情况而区别对待的保守标准。

[1] 感谢阿明·冯·波格丹迪（Armin von Bogdandy）为我提供的细致帮助，感谢克劳迪欧·弗兰求思（Claudio Franzius）和克里斯多夫·穆勒斯（Christoph Möllers）提出的批评意见。

[2] Jochen Abr.Frowein， ”Ko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Völkerrechts“， in： Jürgen Dicke et al.， Völkerrecht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in einem sich globalisierend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 Berichte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Völkerrecht， Bd.39， Heidelberg： C.F.Müller 2000， S.427—447.这个视角虽然特别对德国法学而言容易理解，如今它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再次凸显。参见Vorwort in Claudio Franzius， Franz C.Mayer und Jürgen Neyer（Hg.）， Strukturfrag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aden-Baden： Nomos 2010， S.16。马蒂·莫斯肯尼米（Martti Koskenniemi）在他的德语文章中对国际法的历史做了出色的分析，从这个分析也可了解国际法的宪政化这个思想在德国法学中的突出地位。“Between Coordination and Constitution.Law as German Discipline”， in： Martti Koskenniemi， “Between Coordination and Constitution.International Law as German Discipline”， in： Redescriptions.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Conceptual History and Feminist Theory。

[3] 康德把国家联盟的模式仅仅视为迈向各国人民进一步融合道路上的一步。关于康德的这个看法参见Ulrich Thiele， ”Von der Volkssouveränität zum Völker（staats） recht.Kant—Hegel—Kelsen： Stationen einer Debatte“， in： Oliver Eberl（Hg.）， Transnation-alisierung der Volkssouveränität.Radikale Demokratie diesseits und jenseits des Staate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1， S.175—196。文中写道：“每个为了获得永久和平而规定将国家主权授予超国家或国家间机构的特殊条约都必须来源于‘人民之间的条约’，而不是仅仅来源于事实主权的条约。”（S.179）

[4] 我在1995年至2005年多次探讨过康德的世界公民法的思想，参见：Jürgen Habermas， ”Kants Idee des ewigen Friedens—aus dem historischen Abstand von 200 Jahren“， in：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Studi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6， S.192—236； ”Hat die Ko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Völkerrechts noch eine Chance？“， in： Der gespaltene Wes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4， S.113—193； ”Eine politische Verfassung für die pluralistische Weltgesellschaft？“， in：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S.324—365。

[5] 政客们如何处理危机暴露了相关经济学专家意见书中作出的预测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6] 参见本书附录《一部支持抑或反对欧洲的公约？》。

[7] 史蒂芬·奥特（Stefan Oeter）在他以下文章中运用这个概念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思：”Föderalismus und Demokratie“（in： Armin von Bogdandy/Jürgen Bast（Hg.）， Europäisches Verfassungsrecht.Theoretische und dogmatische Grundzüge， Heidelberg： Springer 2010， S.73—120）。“在欧盟体系中，因成员国关系而设置的官僚机构将决策中的问题推到欧盟层面，这使得其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本国（国家的）议会的监督。在欧盟层面，这些官僚机构完全不受哪怕一点点类似国家宪法体制的政治监督的影响。”

[8] 这个观点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相悖，它在当时的德国因为分裂国家的再次统一而非常盛行。例如参见：Hermann Lübbe， Abschied vom Superstaat.Vereinigte Staaten von Europa wird es nicht geben， Berlin： Siedler 1994。

[9]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主要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心理学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增长这个角度发展了“文明化”这个概念。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2 Bde.， Bern/München： Francke-Verlag 1969。

[10] 系统理论将这个过程表述为具有不同特殊代码而相互区分的法律和政治分系统之间进行的“联合”（Verkoppelung）。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11] Heinrich Meier， Die Lehre Carl Schmitts， Stuttgart： J.B.Metzler 2004.

[12] 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erlin： Dunker & Humblot 1969（1932）.

[13] 在这个方面，施米特进行了持续终生的论战，反对用国际法惩罚侵略战争。参见：Carl Schmitt， Die Wendung zum diskriminierenden Kriegsbegriff，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8（1938）。

[14] Martti Koskenniemi， 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15] David Held/Anthony McGrew， Governing Globalization.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16] 在学科之争中，康德说法国革命是“发生在当代的一桩事，它证明了人性中的道德禀赋”。不过它“仅只是指观察者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在这次大变革的演出中公开地暴露出”道德禀赋的进步（Werkausgabe in zwölf Bänden，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 Bd.XI，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ädagogik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 S.265—393， S.357）。

[17] 此处中文“合法性”（Legalität）与后文的“合法性”（Legitimität）意义不同。前者指合乎法律及法规性，后者在政治学中指对法律、政府机构或者政治统治权威性的评价以及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为了让中文有所区分，有学者将Legitimität以及Legitimation译为“正当性”或“正当化”。本译文遵照政治学习惯，仍然将其译为“合法性”或“合法化”。——译者注

[18] 参见英格博格·毛斯（Ingeborg Maus）的批评，”Menschenrechte als Ermächtigungsnormen internationaler Politik oder： der zerstörte Zusammenhang von Menschenrechten und Demokratie“， in： Hauke Brunkhorst， Wolfgang R.Köhlerund Matthias Lutz-Bachmann（Hg.）， Recht auf Menschenrechte.Menschenrechte， Demokrati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276—292； dies.， ”Verfassung oder Vertrag.Zur Verrechtlichung globaler Politik“， in： Peter Niesen/Benjamin Herborth（Hg.）， Anarchie der kommunikativen Freiheit.Jürgen Habermas und die Theorie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7， S.350—382。

[19] Michael Zürn/Matthias Ecker-Ehrhardt（Hg.）， Die Politisierung der Weltpolitik （im Erscheinen）； vgl.auch David Held/Anthony McGrew（Hg.），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20] 关于民主程序和民主政治对协商的一般理解参见我的文章：”Drei normative Modelle der Demokratie“（1996） und ”Hat die Demokratie noch eine epistemische Dimension？ Empirische Forschung und normative Theorie“（2008）， in： Jürgen Habermas， Philosophische Texte， Bd.4， Politische Theorie， a.a.O.， S.70—86 und S.87—139。

[21] 参见Michael Zürn， ”Die Rückkehr der Demokratiefrage.Perspektiven demokratischen Regierens und die Rolle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6/2011， S.63—74。

[22] 关于其中原因参见Christoph Möllers， Die drei Gewalten.Legitimation der Gewaltengliederung in Verfassungsstaat， Europäischer Integration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 Weilerswist： Velbrück Wissenschaft 2008， S.158 ff。

[23] Robert A.Dahl， ”Federalism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J.Roland Pennock/John W.Chapman（Hg.）， Nomos XXV：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P 1983， S.95—108， S.105.

[24] Thomas Groß， ”Postnationale Demokratie—gibt es ein Menschenrecht auf transnationale Selbstbestimmung？“ in： Rechtswissenschaft2/2011， S.125—153.

[25] Hagen Schulze， Staat und Nation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C.H.Beck 1994， S.189.

[26] 如果考虑到受国际承认的，在本国疆域内（但绝不是在自由空间）行动的国家所拥有的实际行动自治权的实证前提，就会发现一种语义过剩，该语义过剩历来与（源自绝对专制主义的）主权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都实现了国家独立，但是这个联系依旧存在。参见Neil Walker（Hg.）， Sovereignty in Transi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3。

[27] 卡尔·施米特以尖锐的方式解释了全民公决的领袖民主制（Führerdemokratie），表达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为了生存，国民特别是在战争中会通过集体的自我主张来赞同虽然不保障其民主参与但保障其公决表态的宪法（Verfassungslehr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3， §17）。

[28] 我想用这个“强硬”条件排除所有提出降低对超国家决策过程合法化要求的妥协性建议。民主的合法化不能用它的某个因素（如责任、协商式的辩解、透明度或者法治国家性）来代替。关于这个讨论参见Jürgen Neyer， Erik Oddvar Eriksen sowie Frank Nullmeier und Tanja Pritzlaff in： Rainer Forst/Rainer Schmalz-Bruns（Hg.），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Arena Report Nr.2/11， Oslo 2011。

[29] 在这个方面，甚至像威廉·朔依曼（William E.Scheuerman）这样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认为想象中的小空间具有的优势没有任何根本的重要性。In： Oliver Eberl（Hg.）， Transnationalisierung der Volks-souveränität， a.a.O.， S.251—270.原文为：“小空间并非一个以能直接辨别出来的方式决定国家恰当规模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状态，符合实时的‘空间—时间—浓缩’规律”（S.265）。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了另一种危险性，即在大空间的、异质性的政治公共领域，特别是在如美国那样（几乎）完全私有化的媒体环境下，其交流循环会导致系统性扭曲。

[30] Ingolf Pernice， ”Verfassungsverbund“， in： Franzius/Mayer/Neyer（Hg.）， Strukturfrag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 a.a.O.， S.102—109.

[31] Hauke Brunkhorst， “A polity without a stat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m between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Erik Oddvar Eriksen， John Erik Fossum und Augustn José Menéndez（Hg.）， Develop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4； “State and constitution： A reply to Scheuerman”， in： Constellations15/2008， pp.493—501.(www.xing528.com)

[32] 这三个要素是政治行为体系的组成要素。它们指：（1）法人共同体的建立；（2）给予集体行动的授权；（3）共享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能够通过交往形成集体意志。但是这个构想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用行为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学分析的预先判定。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一种在社会范围内循环的关于国家组织的法律语言与社会的其他所有功能系统进行交流。

[33] Christian Calliess， Die neue Europäische Union nach dem Vertrag von Lissabon.Ein berblick über die Reform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Implikationen für das deutsche 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S.84 f.und S.352 ff.

[34] Claudio Franzius， Europäisches Verfassungsrechtsdenke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S.38 ff.

[35] Ebd.， S.42.

[36] Armin von Bogdandy， ”Grundprinzipien“， in： von Bogdandy/Bast（Hg.）， Europäisches Verfassungsrecht， a.a.O.， S.13—71， S.38.

[37] Christoph Schönberger， “Lisbon in Karlsruhe：Maastricht's epigones at sea”， in： German Law Journal10/2009， pp.1201—1218； Daniel Halberstam/Christoph Möllers， “The German Constitutional Court Says， Ja zu Deutschland！” in： German Law Journal10/2009， pp.1241—1258.

[38] 西班牙宪法法院想在语义上借助“最高（primacía）”和“超级（supremacía）”来解决这样的矛盾。Vgl.Claudio Franzius， Europäisches Verfassungsrechtsdenken， a.a.O.， S.47.

[39] Ingolf Pernice， ”Europäisches und nationales Verfassungsrecht“， in：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60/2001， S.149—193.

[40] 克里斯蒂安·卡利斯（Christian Calliess）将其称为“对宪法在物质方面的理解，这个理解将宪法的概念从国家中分离开”（Die neue Europäische Union， a.a.O.， S.73）。

[41]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Sanftes Monster Brüssel oder Die Entmündigung Europas， Berlin： Suhrkamp 2011.

[42] 关于国家议会作为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ät）的守护者这样一个值得欢迎的角色，参见Calliess， Die neue Europäische Union， a.a.O.， S.182ff。

[43] Vgl.Jürgen Bast， ”Europäische Gesetzgebung： Fünf Stationen in der Verfassungsentwicklung der EU“， in： Franzius/Mayer/Neyer（Hg.）， Strukturfrag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a.O.， S.173—180.

[44] Vgl.dazu eindringlich Armin von Bogdandy，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Public Authority Beyond the State—Lessons from the EU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beitspapier（April 2011），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srn.com/abstract=1826326， （Stand September 2011）。

[45] Bernard Baylin， The Debate on the Constitution： Federalist and Antifederalist Speeches， Articles， and Letters During the Struggle over Ratification， September 1787—August 1788， 2 Bde.，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3.

[46] 关于欧洲知识分子之间非常零碎的辩论的民族背景，参见Justine Lacroix/Kalypso Nicolades（Hg.）， European Stories.Intellectual Debates on Europe in National Contexts， Oxford： Oxford UP 2010。

[47] 理查德·穆熙（Richard Münch）很好地概括了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展开的关于欧洲的讨论：Die Konstruktion der Europäischen Gesellschaft.Zur Dialektik von transnationaler Integration und nationaler Desintegratio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8， S.186—340。

[48] Armin von Bogdandy，口头表述。

[49] 关于联邦制国家参见卡尔·施米特关于“联邦的二律背反解决方法”的论述（Verfassungslehre， a.a.O.S 375.）。

[50] Bernard Beylin， The Debate on the Constitution， a.a.O.， Bd.2， January to August1788， pp.26—32.

[51] Robert Schütze， “On ‘federal’ Ground： The European Union as A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in：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46/2009， pp.1069—1105.

[52] Stefan Oeter， ”Föderalismus und Demokratie“， a.a.O.； vgl.另外参见Christoph Schönberger， ”Lisbon in Karlsruhe： Maastricht's epigones at sea“（a.a.O.）。他在文中批评了卡尔斯鲁厄联邦宪法法院的联邦制前提。

[53] Christoph Schönberg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ls Bund“， in： 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129/2004， S.81—120.

[54] 顺从欧洲公民们和各个国家共同塑造未来的意愿，本宪法建立一个欧洲联盟，成员国授予联盟权能以实现其共同目标。

[55] Calliess， Die neue Europäische Union nach dem Vertrag von Lissabon， a.a.O.， S.71.

[56] 感谢彼得·尼森（Peter Niesen）对我的重要提示。

[57] Von Bogdandy， ”Grundprinzipien“， a.a.O.S.64.波格丹迪在这里提到康德是比较有意思的，参见奥利弗·艾博尔（Oliver Eberl）和彼得·尼森对康德《论永久和平》（Berlin： Suhrkamp 2011， S.116）的评论。“康德说的是人民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自由[……]。这意味着，康德指的是国家法的人民的自由，而不是国际法的国家的自由。”

[58] 克劳迪欧·弗兰求思写道：“公民作为国家及联盟的公民主导宪政化过程”（Europäisches Verfassungsrechtsdenken， a.a.O.， S.57）。

[59] 在这个意义上，茵果夫·裴尼思（Ingolf Pernice）的观点是：主权“原本是由成员国的公民共同”授予给欧盟的。（”Verfassungsverbund“， a.a.O.， S.106）由此，他得出结论，“成员国公民作为国家公民通过欧盟宪法赋予自己一个涉及欧盟及其合法化的共同的政治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欧盟公民身份”（ebd.， S.108）。

[60] Von Bogdandy， ”Grundprinzipien“， a.a.O.S.64.（括号里的词是我加进去的——哈贝马斯）

[61] 即使1995年美国最高法院甚至还有法官喜欢把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中提到的主体“我们人民”（尽管用的是单数）理解为各州人民的整体，而不是联邦人民，那么这个让人吃惊的发现虽然说明了旧忠诚的顽固性，但是并不表明有必要在不同层面之间进行概念性区分：在一个层面上建立了政治共同体，另一些则是在它之内建立的层面。参见Schönberg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ls Bund“， a.a.O.， S.81ff。

[62] 瑞士1999年的联邦宪法（第192—194条）也是如此，尽管（根据前言和第一条第一款）瑞士联邦同时也是由“瑞士人民和瑞士各州”建立的。不过联邦机构享有被称为联邦制国家自裁管辖权的特权（第184—186条）。

[63] 将欧洲宪法的发展与美国宪法的发展对比会引起误解，但是针对这一对比可以断定，美国宪法对修宪的规定（与欧洲条约的规定不同）确定了让美国逐渐发展成为联邦制国家的发展方向。

[64] Franzius， Europäisches Verfassungsrechtsdenken， a.a.O.， S.134； vgl.auch Schönberg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ls Bund“， a.a.O.， S.103.

[65] 哪种关乎认同感的坐标系统应当使用哪种宪法的定义，这当然是个政治问题，从历史角度看，也总是社会和政治抗争的偶然性结果。参见：Christoph Möllers， ”Demokratische Ebenengliederung“， in： Ivo Appel， Georg Hermes und Christoph Schönberger（Hg.）， Öffentliches Recht im offenen Staat， Festschrift für Rainer Wah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11， S.759—778.

[66] 参见克劳迪欧·弗兰求思和乌里西·普鲁斯（Ulrich K.Preuß）为伯尔基金会做的一项研究：“Solidarität und Selbstbehauptung： Die Zukunft der EU im 21.Jahrhundert”（未发表的手稿，2011年）。

[67] Calliess， Die neue Europäische Union nach dem Vertrag von Lissabon， a.a.O.， S.118—128.

[68] Franzius， Europäisches Verfassungsrechtsdenken， a.a.O.， S.58； ähnlich Armin von Bogdandy， ”Grundprinzipien“， a.a.O.， S.44.

[69] 关于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参见Bernhard Zangl/Michael Zürn， Frieden und Krieg， Sicherheit in der nationalen und postnationalen Konstell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3， S.118—148。

[70] 理查德·穆熙开发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视角（Die Konstruktion der Europäischen Gesellschaft， a.a.O.， S.68 ff.）。

[71] Jürgen Habermas， ”Ist die Herausbildung einer europäischen Identität nötig， und ist sie möglich？“， in： ders.， Der gespaltene Westen， Frankfurt am Main 2004， S.68—82.

[72] Möllers， ”Demokratische Ebenengliederung“， a.a.O.， S.775 ff.

[73] Klaus Eder， ”Europäi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multiple Identitäten—das Ende des Volksbegriffs？“， in： Claudio Franzius/Ulrich K.Preuß（Hg.）， Europäische Öffentlichkeit， Baden-Baden： Nomos 2004， S.61—80.

[74] Fritz W.Scharpf， Regieren in Europa： Effektiv und demokratisch？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9.

[75] 关于欧盟内部差异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参见Daniel Thym， ”Variable Geometrie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Kontrollierte Binnendifferenzierung und Schutz vor unionexterner Gefährdung“， in： Stefan Kadelbach（Hg.）， 60 Jahre Integration in Europa.Varialbe Geometrie und politische Verflechtung jenseits der EU， Baden-Baden： Nomos 2011， S.117—135。

[76] Martin Winter， ”Reform der Reform“，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8.August 2011）， S.4；还可参见凯特琳·霍夫曼（Catherine Hoffmann）支持修宪的激烈辩护，”Klub der Illsionisten.Ohne gemeinsame Finanzpolitik ist die Krise in Europa nicht zu lös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4.September 2011）， S.23。

[77] 关于迟到的政治化参见Pieter de Wilde/Michael Zürn：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Can the 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intergration be reversed？“（未发表手稿，2011年）。

[78] 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和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他们的文章《危机的下一个阶段》中探讨了提议用来克服国家债务危机的四个战略所预期的成本。这四个战略为：（1）减少国家支出；（2）提高税收；（3）停止债务服务，与债权人就减免债务进行谈判；（4）通货膨胀政策。（in：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 S.29）

[79] Michael Zürn， “Global Governance 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Henrik Enderlein/Sonja Wälti/Michael Zürn（Hg.）， Handbook on Multi-Level Governa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pp.80—99.

[80] Jürgen Habermas， ”Konstituionalisierung des Völkerrechts und die Legitimiationsprobleme einer verfaßten Weltgesellschaft“， in： ders.， Philosophische Text， Bd.4， Politische Theorie， a.a.O.（2008）， S.402—424.

[81] 依据汉斯·凯尔森的中央集权的国际法构想，我的出发点是一个统一的（当然本质是非常复杂的）全球法制秩序。在这基础上，“主权”意味着由国际共同体授予国家的、且国家有义务行使的权限：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保障人权。联合国大会的《千禧年宣言》中也是这样使用“主权”这个概念的。

[82] Daniele Archibugi/David Held（Hg.）， Cosmopolitan Democracy.An Agenda for a New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Daniele Archibugi， The Global Commonwealth of Citizens.Toward Cosmopolitan Democracy，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P 2008； Garrett Wallace Brown/David Held（Hg.）， The Cosmopolitan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2010.

[83] Armin von Bogdandy/Ingo Venzke， “In Whose Name？ 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Public Authority and Its Democratic Justification”，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593543， （Stand September 2011）。

[84] Patrizia Nanz/Jens Steffek， ”Zivilgesellschaftliche Partizipation und die Demokratisierung internationalen Regierens“， in： Peter Niesen/Benjamin Herborth， Anarchie der kommunikativen Freiheit， a.a.O.， S.87—110.从米歇尔·苏恩（Michael Zürn）的二次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更让人振奋的图景，”Vier Modelle einer globalen Ordnung in kosmopolitischer Absicht“，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1/2011， S.78—118， hier insbesondere S.100 ff。

[85] 指维护和平与保障人权。——译者注

[86] Jürgen Haberman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S.133ff.

[87] 参见本书中我的另一篇文章《“人的尊严”观念和人权的现实主义乌托邦》（Das Konzept der Menschenwürde und die realistische Utopie der Menschenrecht）。

[88] 这里我没有考虑那些在“技术的”（即对于分配政策而言非关键的）问题中协调国家活动的国际组织。

[89] Vgl.Christoph Möllers， Die drei Gewalten， a.a.O.， S.155 ff.

[90] David Held/Ayse Kaya（Hg.）， Global Inequality.Patterns and Explan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91] Thomas Pogge（Hg.）， Global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2001； Amartya Sen， Die Idee der Gerechtigkeit， München： C.H.Beck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