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长征的胜利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遵义会议前，中共有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当权者是李立三）、王明、博古几任总负责人，但都没有形成稳定的、能够团结全党进行胜利斗争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开始建立，在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逐步巩固，并最终确立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而正因为正确的领导取代了错误的领导，中央红军才能胜利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才能胜利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才能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征中形成而又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历史，饱含着丰富的经验，值得研究总结。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主要功绩：一是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指明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就首先在当时最为重要的革命战争问题上，克服了王明“左”倾路线；二是变换了党中央的领导：取消原来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当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作适当分工。这就在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后建立的毛洛合作领导党和红军的格局，也是在从反“围剿”到西征突围一系列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第一，在五次反“围剿”中，因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博洛矛盾”不断加深，洛与毛的看法趋于接近，逐渐形成“毛洛合作”局面，这是以后形成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

早在1932年秋冬，张闻天就已经在文艺和宣传战线上比较自觉地开始反对“左”倾错误。1933年春，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洛甫和博古等一起进行了错误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但很快就同博古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在对联合中间势力的“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上，“左”倾领导集团的两位主要人物进行了论争。在五次反“围剿”中，博洛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为红军粉碎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博古和李德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没有抓住这个重要关键。张闻天著文从反倾向斗争高度予以批评，并主张军事上应该“积极配合”，明确反对红军西调而主张东进援助十九路军联合反蒋抗日。广昌战役前，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反对组织这次拼消耗的战役。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革军委会上批评博古“不该同敌人死拼”，引起激烈争论以至不欢而散。二苏大会（“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简称）后，张闻天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得很好。他不仅在主编的《斗争》上首次发表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而且学习毛泽东的方法调查研究了区苏维埃的工作，同毛泽东联名出版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云山古寺，两人坦诚交谈，感情融洽，思想一致。这时，张闻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在署名社论中已经明确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批判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机械论者的种种错误，阐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包括转移地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长征出发前，在张闻天接受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基础之上的“毛洛合作”已经相当紧密了。

第二，在长征之初，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奠定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

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是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对最高“三人团”要把他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表示异议后留在总部而形成的。“博洛矛盾”和“毛洛合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本来就已经不是秘密，“中央队三人团”的出现，更成为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组织上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标志。毛、张、王三人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毛泽东结合前后五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实践主动地系统阐述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和王稼祥服膺并系统地接受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这样，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必然地成了反对错误军事领导的决定性的主要力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湘江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张闻天抓住最高“三人团”无法再领导下去的时机，通过争论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的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在争论中毛、张、王三人占据了主动，而李德、博古则陷入了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上，这就抓住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为急迫的问题，极有利于在政治局内争取多数。于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通过。接着，周恩来又主持黎平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会后两天，张闻天在黄平同王稼祥谈话，提出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而王稼祥先前已经有过把李德、博古轰下去的意见。王把张的提议首先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加以传播，得到赞成。此后，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也已经明确了。

第四，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多数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中坚和核心，同“左”倾错误领导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以后，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张闻天。他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作“反报告”拿着一份提纲，这个提纲是毛、张、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这时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就为彻底否定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和“左”倾的中央领导定下了基调。毛泽东紧接着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发言也有力地支持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以及王稼祥的发言，得到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团结斗争的结果，而“中央队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合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由于时间局促，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健全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后一天（1月18日），政治局对常委分工首先作出一项决定：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2月5日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张闻天就任后，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即扎西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中央红军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对四方面军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作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经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了毛泽东在前方的指挥权。此后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争论。事后，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使命全部完成。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

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巩固。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坚持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还被政治局会议撤了刚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的职。毛泽东、张闻天的权威是在正确指挥军事行动，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他们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是在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胜利过程中得到巩固的。

第一，“四渡赤水”的胜利和会理会议的召开，巩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打运动战，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1月29日、2月20日前后、3月16日至17日、3月21日至22日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3月底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后，又奔袭云南，威逼昆明。然后挥师北上，于5月3日至9日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的高明。可是，在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兜大圈子机动作战时，军中领导干部并不都理解、信服，反映意见颇多，林彪甚至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在跳出包围圈后，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用运动战摆脱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起来。

第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张国焘的团结和斗争，巩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地位，并为今后三大主力的会师打下了基础。(www.xing528.com)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除了举行会师大会，号召互相学习，要求四方面军学习遵义会议决议等以外，决定周恩来的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担任；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吸收四方面军6名干部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两人进政治局）；一、四方面军重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原一方面的五军团、九军团与原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编入左路军，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这就为日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准备了内部的条件。对于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始终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退却、逃跑方针。从两河口会议到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和思想斗争。对于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为调和主义，而进行军事示威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的无理行动，则坚决加以抵制。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闻天主持常委会作出决定，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并主编《斗争》，各部有事与书记张闻天商量，张还兼管组织部，主编《干部必读》。在这之前已经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张国焘破坏团结的错误主张又坚决进行了抵制，所以，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警觉到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时，果断地一致作出率领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及时脱离了险境。

第三，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后，在俄界即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毛、彭和周恩来、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到达哈达铺后，及时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这样，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于10月到达陕北，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形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并且有了一块较大的根据地，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打开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和指挥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巩固地建立在这一支红军和这一块根据地之上，从而为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确立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固然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落脚陕北之时，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没有能够实现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特别严重的是，张国焘不仅掌握着对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且从1935年9月底起凭恃通电密码和总政委头衔直接指挥着长征途中的二、六军团；10月5日又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宣布另立“中央”，自封党中央主席，通过决议要开除毛、周、博、张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所以，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统一领导，是经过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直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才真正实现的。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严肃批评他“另立中央妨碍统一”的“政治错误”，劝诫他“自动取消”。并由林育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进行批评教育，还通过朱德做团结争取工作。在组织关系方面，则在坚持合法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变通办法，四方面军方面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争论的问题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与此同时，提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最终应来陕甘，在北方建立、壮大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定的这一方案，立足于团结，既坚持了原则，又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无论在共产国际面前，还是在全党全军面前，都取得了主动。而张国焘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其另立的“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陷入了被动和孤立。

促使矛盾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实践的检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毛泽东、张闻天密切合作，把握历史的关键，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及时领导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陕甘边区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红军得到发展和壮大。在这一年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做了许多大事：从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过1936年春的晋西会议，到八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转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把抗日反蒋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方针，完成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从初到陕北时调整对富农的政策开始，调整了各种政策，团结了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和东北军、西北军实行了联合抗日，同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统战联系，同国民党就联合抗日条件的秘密谈判逐步进行；红军于1936年春过黄河进行了东征，胜利回师后又进行了西征，扩大、巩固了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并在全国人民中传扬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声威；派刘少奇到处在华北抗日斗争前线的北方局领导白区工作，建立了中央与北方、东北、华中、西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同上海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地下党的关系也恢复和建立起来；由于林育英从共产国际被派回到陕北，及时了解并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恢复了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第一代领导集体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支持和指导。总之，取得巨大成绩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被共产国际认定为中国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已经被国民党南京政府确认为代表共产党的谈判对手，已经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重视，已经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这些事实说明第一代领导集体以他自己创造的业绩确立了无法动摇的领导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国焘推行“南下”方针使四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到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八万部队，只剩下四万人。南下失败，张国焘又变计“西进”，企图在康川青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并于5月初在甘孜建立“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致使几万红军被困在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的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实践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证明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逃跑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领导下发展革命新局面的胜利，张国焘分裂、逃跑的失败，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完全确立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经过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

二、六军团已北渡金沙江，将同四方面军会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国焘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他另立的“中央”了。在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通过电报反复说服教育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帮助、敦促下，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并勉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不愿放弃其脱离中央以自成局面的打算，到9月中旬又对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产生动摇。在朱德将张国焘不愿北上、坚持西进等情况紧急致电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连续致电张国焘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制止张国焘的动摇，力促迅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由于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明令禁止，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反对，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抵制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加之在兰州以西渡黄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西进的计划而继续北上。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城会师。10月22日，红二军团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长征以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等地的大会师而宣告胜利结束。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

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胜利，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四十余年。四十余年间，第一代领导集体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变动。本文评述的长征时期，正处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阶段。所以，通过遵义会议建立起来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没有完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其核心的最初的格局，是实际上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同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合作。毛洛合作领导全党全军的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将近四年时间里，中央领导核心纠正和克服了“左”倾军事指挥，领导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同时，还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张闻天，同毛泽东密切合作，领导全党全军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在此过程中，得到张闻天的支持，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在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六届六中全会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又有了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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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0期转载。转载时作者对最后一部分作了一些改动。收入本书的是《新华文摘》转载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