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长征：难忘的369天

刘英

从1934年10月16日踏上长征之路，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我作为红一方面军三十个女战士之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程，跋涉了三百六十九天。这是永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回想起来，无数悲壮的场面、惊险的经历，历历在目。长征途中种种复杂的斗争，也深深刻在我的脑际。长征精神，对于我自己是一种永不枯竭的鼓舞力量。对于亲身经历这一举世无双的伟大征程的老战士来说，长征是个讲不厌、说不完的题目。在这里，我将个人在长征中经历的事情就回忆所及记录下来，作为对半个世纪前这一壮举的纪念，并期望对今天的青年有所启迪，对历史研究有些许助益。

图　刘英在家中（1999年）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泽东同志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图　刘英向程中原、夏杏珍口述历史

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罗迈就是李维汉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是出名的“铁的纪律”。他亲自抓扩大红军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

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神色，可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突围，就是撤离苏区。

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说：“于都扩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

我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回瑞金。

于都到瑞金一百八十里，一天就赶到了。到那里我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要从根据地打出去。听人说，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写了社论，好像是在做大转移的动员，因为文章中说我们要依据当时的环境来决定斗争方式，必要时要采取退却、转移的办法，以保持军队的有生力量。还说，国内战争是长期的，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等等。我顾不得找报纸看，立即到少共中央局（我那时是组织部部长），得到凯丰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我安排。凯丰的信上写明，少共中央局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中哪些人有马、有警卫员。走的人每人可以带二十斤行李。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走的叫上前方，留的叫在后方。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张爱萍（少先队总队长）已经先到部队去了，胡耀邦（秘书长）、赖大超（儿童团书记），还有几个年轻同志都在跟红军一起突围的名单上面。我立即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走的同志接到了通知，哪些人留下坚持游击战，也就明白了。陈丕显同志当年才十七岁，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丕”，准备调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他很想随大家一起走，但名单确定他留下。阿丕向我表示，他希望走。

我去见罗迈，替阿丕请求。罗迈听了，脸一板，说：“凯丰的条子呢？”我连忙拿出来，他叫“烧了”，说这是中央决定的，谁也不能改变。

那时，罗迈管组织，高级干部的走和留都是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恩来、李德）讨论（罗迈一起参加）决定的。中层干部由各单位负责人根据规定的人数提出名单报给罗迈。

我为阿丕请求碰壁，回来只能劝慰他：“前方和后方是一样的，你年纪小，又是本地人，便于隐蔽，留下坚持吧。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的！”就这样，陈丕显留下，坚持赣南游击战。一别十五年，直到解放后才在上海见面，这时阿丕已经是苏南区党委书记了。

安排好工作，我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同稼祥同志在准备担架呢。他见到我，挺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他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我问他身体可吃得消，因为毛主席九月在于都患疟疾，很严重，刚刚恢复，身体相当虚弱。他说：“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他还打趣说：“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我笑着说：“我又不是病号，又不是伤员，我骑着马跑，神气哩！”

就在回到瑞金之后的第三天，我们踏上了征途。

出发前，罗迈找到我，让我在“红章”纵队当巡视员，跟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那时除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司令员是罗迈。

按照干部配备，我当时有马，还有一个警卫员。随身带的东西就是毯子、换洗衣服和大约够吃十天的口粮，都放在马鞍子上。腰间皮带上别一支小手枪，挂一个白搪瓷缸子。我骑在马上随着队伍向于都前进。周围是一片熟悉的景物。这一年里，我已经在瑞金到于都这条路上来往几趟，红色土壤里青青的秧苗，已经变成成熟的稻谷，可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离开这块土地了。

于都河上，工兵已经架好了浮桥。我们的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陆续从浮桥上通过，向西前进。

“红章”纵队是一支少见的庞杂的队伍。这里有贺诚同志领导的第二梯队，主要是野战医院，还包括休养连。这个特殊连队里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邓大姐患肺结核吐血，只能在担架上被抬着走，还有不少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也都在这个连里。第三梯队是叶季壮担任司令，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所有的家产，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还有各种文件、档案，以及对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库——用驮子或挑子装起来的金银财宝。虽然有一些牲口，但搬运任务主要是由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招募的挑夫承担。

这真是一次大搬家。但出发的时候组织得不错，行动缓慢，然而有秩序。因为是在根据地的地面上走，所以也没有什么损失。

过了于都河之后两三天，我才看到毛主席。原来他在于都还同留下坚持工作的干部开了会。

过了于都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队伍比较平稳，似乎离开了“围剿”进攻的敌人，可以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了，虽然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并不怎么明确。

我问毛主席：“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

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我又问毛主席：“我们走到哪里去呢？”

他说：“不知道。”

我说：“也是军事秘密吧！”

他正色道：“确实不知道。”

那时部队的一切行动由最高“三人团”决策，他们开头大约是想到湖南西部，同在湘鄂川边区的二、六军团会师，但具体怎么走，连他们心里都不是很有数。

队伍逐渐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前方部队开路，后面部队保卫，中央纵队好像坐在轿子中间，一路西行。虽然并不直接同敌人交火，但这么庞杂、笨重的队伍，行动起来困难重重，队伍前后距离拉得很长。

罗迈为了及时掌握整个纵队的情况，又把我从电台调回，组织一个突击队，十几个人，叫我当队长，检查整个纵队情况，向他汇报。为时不久，叶季壮的第三梯队需要干部，罗迈又派我去那里担任政治部主任。

第三梯队的艰苦困难，不亚于前方作战部队。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因为要躲敌机，行军都在夜里，又不准打火把，有时一个晚上只挪上五六里地。吃的不好，在雨地里淋着，又没有好觉睡，人怎么受得了呢？人困得很，停下来就睡着了。罗迈为了防瞌睡，困了就往嘴里放辣椒。有时部队一段一段接不上，原来都站在地上睡着了。可怕的是有些体弱的病号，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踏着地就疼得难忍，不能走路。离开根据地又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临时雇来的伕子，不能走远。他们说，再走远，回去就会被认为参加了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我努力鼓励，燃起他们的热情，对红军新兵运输员还可以，对伕子却没有多少效果。这样第三梯队政治部又有一个扩伕子的任务，走一段换一批。但行军缓慢，疲惫不堪，严重减员的局面没有改变。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中央队跟我们行军靠近，宿营地常常相距不远，我得空就到他们那里去，看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同志，有时也向他们作些反映。我每次去谈情况，毛、张、王三人都听得很仔细。听了我汇报的情况，他们叹息、摇头，感到问题严重。

真正改变这种局面，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否定了“大搬家”，改变了领导，整个队伍实行大整编。领导这次整编的是陈云同志。我参加了具体的工作。陈云同志气魄大，组织能力强，细致而又果断，长征途中好多次渡河都是他在渡口指挥。

这次整编把“红章”纵队的编制撤掉了。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一些重家伙有的埋起来，有的干脆扔了。凡是能战斗的人，都调到前方去。迫击炮、炮弹、枪械分给各战斗部队。余下的人成立一个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有一批挑子和驮子，带着文件档案和金银财宝，由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我当指导员。经过这次大整编，队伍精干，行动灵活，再不像先前那样拖泥带水了。

过了不久，我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当时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男同志有贾拓夫、吴亮平、潘汉年、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阿金（金维映）。部长是罗迈（李维汉）。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做得较多的工作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下来，住到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地方工作部的任务又加了一项，叫作“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在地方工作部时，印象最深的事是在扎西听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传达会议是在2月10日开的，刚过了旧历年。会场临时搭了个木板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参加会议的营以上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传达。

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及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围剿”。用华夫（李德）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作战，使我们不能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在苏区边界上到处造堡垒，以堡垒对堡垒，跟敌人拼消耗、拼子弹、拼人力，结果使中央苏区不能粉碎“围剿”。

闻天指出，决战防御的战略当然首先要求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为了寻找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由此，他讲到这次退出中央苏区还迟了。七、八、九三个月，我们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实，在广昌战役后，就应该退出中央苏区，保存有生力量。而十月开始西征的时候，我们思想上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不是避难搬家。结果来了个大搬家，坛坛罐罐全带上，后方机关庞大，战斗部队只能变成掩护队。

我们从闻天的报告中得知，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作出了改变领导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关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又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副挑子，就跟闻天走了。以后博古也逐渐觉悟过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在“七大”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检讨比较深刻。博古有捷才，善辩，是个能干的同志。不幸抗战胜利后在黑茶山飞机失事中和王若飞、叶挺等一起遭到了意外。

闻天作传达时，会场上不时引起议论。大家深受“左”倾路线之苦，本来就有不少不满和牢骚，现在中央的决定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好像拨开了乌云，看到了晴朗的蓝天。我本来只知道闻天理论强，听了传达，才知道他对战略问题也有研究。后来闻天告诉我，这方面主要得益于毛主席。他同毛主席在长征前曾在云石山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主席的许多精彩议论。

闻天传达报告之后，是自由发言，谁要讲就上台去讲。批评“左”倾路线的发言十分踊跃。

那天听传达时，潘汉年跟我坐在一起。他捣捣我膀子，叫我上台揭发罗迈。我知道潘汉年心里有怨气，因为罗迈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了他的职。事情是这样的——在中央苏区，潘汉年是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1934年四五月间，他被抽出来，担任杨殷县扩红突击队队长。当时在各县任突击队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边县，红白来往，扩红困难大。潘汉年向罗迈反映情况，说到不少壮丁跑到白区去了，完全是实情。罗迈听了就说他右倾，把他的队长给撤了。潘汉年在经过于都时来看我，对我说：“刘英，我已经被撤职了，你可要小心啊！”他告诉我，心里很颓丧，他愤愤地说：“这样的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右倾机会主义？！”刚才听了遵义会议传达，内中也批评到罗迈的“左”倾错误，他感到精神解放，舒畅，所以要我替他讲罗迈。

我站起来，走上台去。但我并没有讲罗迈（我当时觉得罗迈严厉还是为工作，再说潘汉年的事我也不是直接了解全面情况的人），而是点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同志。凯丰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了解他。我揭发凯丰在团内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遵义会议上又最顽固，不接受批评，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的错误。

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

扎西传达以后，干部们心里都豁亮了。在毛主席正确指挥下，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被动局面。

2月底，红军二占遵义城。第二天吃过早饭，邓小平同志邀我们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去逛街呀！”我们一帮子青年男女有说有笑地跟上小平同志一道到了遵义街上。

我同小平同志是1933年到了中央苏区之后才认识的。他是乐天派，再大的困难也不在乎。长征这一路上，艰苦得很，只要同小平同志他们在一起，就来劲。他态度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我们这一伙青年干部，在遵义街上逛，挺神气的。刚打了胜仗，大家情绪高。遵义街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一派喜庆景象。正走着，迎面遇到了闻天。闻天跟我们点头打招呼，喊我。我就过街走到闻天跟前。他说：“到我那儿去聊聊，好吗？”我说：“好啊！”就跟他到了中央队的住地。

第一次占领遵义的时候，朱德、恩来等红军将领住在黔军一个师长新造的豪华住宅里。遵义会议就在那里召开的。中央队毛、张、王住的是一个黔军旅长的房子，挺讲究的一座二层砖楼。二占遵义后，闻天还是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这回住的是平房，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相当宽敞。

我到了他们的住地，不见毛主席，忙问：“毛主席呢？”闻天说：“他到前方去了。”

闻天招呼我进屋坐下。早春季节，天气阴冷。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暖烘烘的。闻天吩咐警卫员彭健，去煮一点醪糟给我吃。

我们一向谈话比较随便，可这次谈着谈着就冷场了。我预感到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我说。我们吃着甜中带点酸味的醪糟，沉默着。闻天终于开口了，他表示我们互相都了解，他希望不仅做一般的同志……表达得比较含蓄。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对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但从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从“敬爱”到“恋爱”，其间有一大段距离。长征开始，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工夫想到“恋爱”两个字。我当时很生硬地直接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这么一说，这个话题只好搁到一边去了。谈到战争、工作，气氛又恢复了常态。闻天要留我吃饭，我说：“罗迈抓得可紧了，出来久了怕不好。”这样，他就让彭健送我回去了。

说实在的，我的话虽然说得很绝，但我的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幕幕往事都涌上脑际。刚到中央苏区不久，是他来一个电话，喊着我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要打我的“土豪”；在中央苏区那座小楼的客堂间打乒乓球，总要喊：“刘英，来一盘！”第一次到于都扩红，得亏收到他写给我们的长信，使我们没有在“肃反”中乱来；第二次扩红，毛主席在于都打摆子，高烧不退，他立刻派傅连暲星夜赶来于都，把毛主席的病治好了……这些事情，当时一点也不在意，这时回想起来，觉得闻天确实可亲可爱。不能否认，敬爱的感情确实在向恋爱转化。我不断警告自己，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藏起来，现在可不是讲恋爱、结婚的时候。这时婚后怀孕，对于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对于做母亲的感情上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得多了。贺子珍怀了孩子，谁也没告诉，跟着队伍走，在长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撇在老乡家里。廖似光（凯丰爱人）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撇下（这些孩子后来没有一个找到的）。刘群先（博古爱人）说得俏皮：“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这句笑话，说得很实在。我认准了：在征途上，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我不能选择后者。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我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妹子的泼辣劲，所以富春笑我谦虚。后一句话当然是影射闻天了。我知道富春和蔡大姐两口子也觉得我跟闻天合适。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秘书长。

朱老总、恩来同志常来开会。一般的会，碰个头，议论一番，也不做记录，正式开会才做记录。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写文件做记录是用毛笔、土纸。长征路上一般都是用铅笔，钢笔那时是稀有的宝贝。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我。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箱里还有他的日记本，长征途中他每天都记。他很细致，笔又勤，一些有意思的琐事也扼要记在日记上。这些日记本一直带到延安，可惜后来丢了。

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更多了。闻天处处关心我。他没有给我另外配警卫员，就在他的警卫员中分一个照顾我。行军时常常走到一起，骑着马并辔而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彭健搞了一个小马灯。我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刘英的谐音）嘛！”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毛主席生活随便，爱说笑。头发长得老长，叫他理发他不理，说要打了胜仗才理呢。洗脸、洗脚用一块毛巾，我说：“打下了城市再发一条给你，这样多不卫生啊！”他说：“你以为上面比下面干净吗？你看，鼻子和嘴这才脏呢！”他的生活习惯是地道的中国方式。长征中有一次在一个教堂里搞到了炼乳、可可、白糖，闻天、稼祥和我都高兴得什么似的，赶快煮了喝。我端了一茶缸子到毛主席面前，他闻到那味儿就皱眉头，赶忙推开，连说：“我不喝洋茶，不喝洋茶！要喝，还是中国的土茶好。”他对中国的历史、小说熟极了，闲扯起来滔滔不绝，津津有味。《红楼梦》尤其读得熟。有一回他问我：“你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谁说的？”我说：“黛玉的‘葬花词’我背得，这句话哪个知道。”他得意地说：“就是这位苏州姑娘说的啊！”他又问我：“《红楼梦》里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当然是林妹妹了。”他连连摇头，说：“《红楼梦》里最招人喜欢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我到了中央队以后，我同闻天，就成了他经常打趣的材料。他在我面前念过一首打油诗，说洛甫四脚朝天滚下山。原来经过湖南时，有一次闻天骑在马上打瞌睡，从山上跌下来，马没有跌死，人没有受伤。他念给我听，讲闻天当时狼狈的样子。有时随口念几句诗词开我们玩笑。

我默默地感受着闻天的爱和毛主席他们的关心，但我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不能结婚。我同闻天保持着距离，虽然，从心里说，那时候已经由敬他而变为爱他了。

我当秘书长，也有碰钉子的时候。中央队每次宿营号房子，住下来以后检查纪律，都是我的事。那时跟着中央队走的有一个外国人，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撤掉了李德的指挥权。李德不服气，常常借故发作。

有一天，我去检查纪律，看见李德正在房东家里吃鸡、喝酒，喝得酒气熏天。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我就走到他面前，批评他。翻译也不在，我俄语说得不好，他中文也听不懂，但意思他是明白的，是我一个小个子女红军，批评他一个大个子外国顾问。不知是他的欧洲人的优越感还是大男子主义作祟，还是一肚子怒气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总之，他一下子暴跳如雷了，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叽哩咕噜骂起人来。(www.xing528.com)

我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说他不应该随便动群众的东西，要他老实遵守纪律。

李德一点不买账，拔出枪来，朝天放了两枪。

我们两个人怒目对视了一下。我转身就走，去报告王稼祥同志。稼祥听了非常生气，跟我一起跑去，用俄语将李德训斥了一通，语气非常严厉。李德这时一句话也不讲，直听稼祥数落到完。

二占遵义以后，闻天请毛主席担任前敌总指挥。到打鼓新场，开会讨论下一步怎样行动，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以去就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当晚，毛主席又同周恩来、朱德商量，在恩来、朱德支持下，说服大家，结果还是没有进攻打鼓新场。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

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这段曲折，是闻天在延安时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毛主席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

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绪向闻天说了。闻天作风是很民主的，他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一军团林彪还给三人小组写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

到了会理，闻天和毛主席商议后就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没有多少人，就是三人小组毛、周、王，朱和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

会理会议的情形我记得比较清楚。会议是在城外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开的，因为怕有飞机来轰炸扫射，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我带警卫员送去。

会议由闻天主持。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会议从5月12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下来，闻天叫我邀林、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我想，闻天的意思是可以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

我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听到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

我说：“请两位司令员住到那边去。”

彭总对我拱拱手，说：“谢谢你，过天有了缴获，一定多贡献点，慰劳你。”

我说：“快不要谢我，又不是我要你们去，是洛甫要你们住过去。”

他们连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在这里挺自在的。”

我回去对闻天说他们不愿搬过来，也就算了。

闻天当时是书记。按照他的作风，听到各种意见都向毛主席反映，在会上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经过讨论甚至争论，他再做结论。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确实是毛主席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见高明、正确，所以闻天总是支持毛主席。会理会议也是如此。最后闻天做结论，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

本来，革命队伍中发生争论是正常的事。正确的意见、方针，也要通过讨论以至争论，通过实践，使人了解其正确，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会理会议开过了，争了一通，闻天做了结论，认识统一了，就完了。当时战事紧张，涉及个人之间的误会，都没有当一回事。彭德怀同林彪写信等事全然无关，他并且是反对林彪的提议的，这点我是亲耳听到，但他在会上会后都没有申辩，他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闻天更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事。但到一九四一年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有人批评会理会议前闻天曾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团。闻天感到非常委屈，当晚回家后写了一封申明信，后来没有发出。闻天内向，不善于和别人随便谈心，沟通思想，这样，往往产生隔阂和误解。到一九四三年在学习两条路线、总结历史经验时，我对闻天说，会理会议可是个重要的事，你这一次把事情讲清楚为好。闻天这才接受我的意见。他乘许多人都在延安的机会作了一番调查。在整风笔记里，对会理会议作了澄清。我当时正式担任闻天的政治秘书，整风笔记这一部分还是我帮他誊抄的。

他在笔记中明确写道，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过的。我当时批评下面的右倾很厉害，是带勉强性的。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1943年底闻天写完这篇五万多字的笔记之后，首先送给毛主席看。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到我们窑洞来送还笔记的情景。他真诚而高兴地对闻天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闻天听了心情舒坦，认为毛主席终究是了解他的，误会也可以从此消除了。

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已经把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甩掉了。军事方面进展比较顺利。刘伯承同彝族头领歃血为盟，部队安然过了彝族区。以后又飞夺泸定桥，红军从泸定桥和安顺场渡口渡过大渡河，蒋介石想让红军当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破灭了。

过大雪山，是红军从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中跳出来以后碰到的自然界的第一个大障碍。上山之前，就交代大家，山上空气稀薄，一定要快走。上山沿路，还有宣传队唱快板：“……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人到困难临头都会想办法的。我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省力许多。不少女同志也是这么办的，蔡畅、刘群先都是拽着马尾巴上的山。

过雪山出问题主要是在山顶上。山顶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人就挺不住，憋死了。蔡大姐的一个小卫生员殷桃，就在山顶上牺牲了。我们看着她脸色惨白，嘴唇乌紫，呼吸憋不过来，想要救她，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下山容易得多，胆子大的干脆坐下来，像滑滑梯一样滑下去。下了山，大家又似乎忘记了疲劳和危险，交流起经验来。人在困难中，觉得非常之难；过来之后，又好像不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想起来，又会感到真不容易，甚至搞不清自己怎么有那股劲征服困难的。

尤其让人高兴的是，翻过大雪山，到了达维，我们遇上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红三十军，知道红四方面军都在这一地区。中央红军从头年十月中旬出发，一直想同二、六军团会合，未能如愿。过了大渡河以后，就抱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希望，如今总算碰上了，而且，看起来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好，给养也足。6月14日到达维的当晚，两支兄弟部队联欢，气氛欢乐融洽。

第二天，我们就向懋功方向进发，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到了两河口，终于同四方面军总部会合。

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总的气氛还是不错的。我们有一年多断了联系，但是经过九死一生的战斗，同志们见面后很自然地交换情况，交流经验。四方面军慷慨，给一方面军送粮食、送衣服、拨部队，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毛主席关照大家要多多了解四方面军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我记得毛主席就同闻天说过，要他注意做陈昌浩、傅钟、张琴秋等同志的工作，他们和闻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

陈昌浩也来看闻天，畅叙旧情，讲到莫斯科学习的情况，感叹一晃已经多年了。可是谈到四方面军的现有兵力、装备、今后的行动打算，陈昌浩就言辞闪烁，不肯吐露真情了。陈昌浩当时才二十多岁，为人精明能干。

闻天对如何维持好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有利形势，搞好团结，是很费思索的。他从各方面体察了解情况，经常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商量，感觉到张国焘在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与革命的发展。主要是：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一方面军，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重，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立新苏区的观念。

闻天与毛主席等商量，多次发电报给张国焘，主张向北转移，去川陕甘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但张国焘犹豫不决，敌人又在进逼，这样中央就邀请张国焘从茂县急来懋功面商。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统一认识，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闻天于6月24日在两河口住的一座关帝庙里，很快写下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并立即在油印的《前进报》上发表，红一军团政治部6月25日又翻印给干部学习。

闻天在文章中首先分析一、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指出这一会合“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

文章明确地指出了当前带有战略意义的战役任务——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为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文章要求“用最大的努力与自我牺牲精神，克服一切粮食、道路、山地、河流的困难”，夺取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共同作战的完全胜利。

6月26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是在一座喇嘛庙里开的。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

我担任这次会议的记录，记得会议由闻天主持，恩来作的报告。

在讨论时，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持实力。张国焘这个人长得挺富态，讲起话来半天一句，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

闻天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记录还在，讲的基本上就是上面说的那篇文章的精神。

两河口会议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正式文件——《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其中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两河口会议以后，我们在黑水芦花一带休整了一段时间。打松潘的任务交给了张国焘，追兵已经被我们甩掉，群众工作也没有对象。因为这一带的藏民不了解我们，以他们对付汉人军队的老办法，把粮食藏到山里，人也都跑到山里去了。部队没有吃的了，开头想到山里向藏民做工作搞粮食，但藏民根本不让你接近。他们躲在山上树林里，枪法准得很，一枪一个，红军牺牲不少。红军也有到山里打野猪、牦牛的，同样被藏民打死。幸好这时青稞麦已经成熟了，为了生存，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朱总司令和张闻天等领导带头，红军上上下下一起动手割青稞麦。青稞麦产量高，但很粗糙，割下以后大家就一起搓麦子，手都搓破了。麦粒子无法加工，只是放在锅里煮一煮，就这么连皮吃下去。那时没有东西吃，只能吃这个，不吃要饿死啊！可是，吃进去又不消化，常常拉出来还是一团一团的麦粒子。我的胃病就是从这时闹起来的。

两河口会议虽然对北上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松潘的战役部署都作了正式决定，但张国焘并没有真正执行。他只是做做样子，派三十军包围了松潘，但并不进攻。待到胡宗南的援兵一到，三十军就立即撤了下来，白白丧失了战机，影响了北上战略方针的及早实现。

我仍然随着中央队行军。在毛儿盖一带，中央同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之间，电报和人员往来频繁，北上还是西进、南下的争论，一直继续着。行军路线迂回曲折，走了不知多少回头路。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这样，7月18日就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

毛主席、闻天等还多次到四方面军那边去，耐心地做张国焘等人的工作，一谈就是半天。

有一次，毛主席去找张国焘谈话，把我带去了。一见面，毛主席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下没转过来：“什么水啊？”毛主席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爷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来。毛主席同张国焘都是一大代表，相识很早，但一向并不投机，现在意见又有分歧，所以毛主席一开始就说笑话，想制造一个比较亲切的谈话气氛。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不像毛主席那样痛快、风趣。那时，他想提四方面军的一些人进中委和政治局，可是他不直接讲，总是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毛主席也跟他扯，摸清他的意图，再同闻天、恩来等商量怎么妥善解决。

昌浩、傅钟也来，记得一次听闻天跟毛主席讲，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主席的意见，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闻天也同意。又同他们来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以后，才拿到会上讨论。

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我已经离开中央队了，接替我当秘书长的是萧向荣。那时成立了一个中央三队，凯丰任队长，蔡畅和我都调去了，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到四方面军中间去做政治工作。沙窝会议讨论的两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问题和组织问题，酝酿的过程我知道一些。从会议记录来看，在讨论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人选问题上，张国焘又讨价还价，磨了一阵。其实会上提出的名单在会前早已反复商量过，张国焘也是同意了的。

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三个正式中央委员，三个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

张国焘不满意，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主席把他软顶回去，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迂回曲折地从另一方面要价：“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这样磨来争去，为了团结，最后又向张国焘作了些让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实是从大局出发，尽了一切可能来争取同张国焘搞好团结的。

在毛儿盖，中央决定组织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就出发过草地了。

在过草地之前，大家做点准备，主要是搞吃的东西。记得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了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了。牛皮和内脏煮出来大家吃了，牛肉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队长就一份一份分好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比给徐、谢、董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微多了些。这事不知怎么让毛主席知道了，他很生气，把我找去，问：“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我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他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我找到警卫队长，他很为难，说：“啊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于是就从他们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点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毛主席这才放了心。

进了草地，茫茫一片，看不到一点人烟。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风一阵，雨一阵，也受不了。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眼看着有的同志陷下去、陷下去，没了顶，泥水里泛着泡泡，就完了。我同蔡畅同志走一路，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用两条床单搭个小篷，躲避风雨。两人依偎在一起，觉得暖和一点。在毛儿盖，我向陈昌浩要了块麻袋布似的粗呢子，缝了一件上衣，这时候起了大作用。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开始，也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队伍。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过了草地，我们有吃有喝，体力也逐渐恢复。在巴西一带正等待着左路军北上的消息，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凯丰来喊：“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凯丰说：“都不要问，快走！”我们中央三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又对大家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

这时，有几个人骑着马向我们这边跑过来。大家定睛看时，是闻天来了，后面跟着几个警卫员。大家高兴地招呼他。

闻天跟我们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来追，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走吧。说完，就同我们分开了。

那是9月10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干部团的同志回来以后，许多消息传开了，说同三十军的追兵还干了几家伙，机关枪也张了嘴。双方僵持住了，三十军也不打了。他们喊了许多造谣的口号，什么中央红军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想到苏联吃面包，等等。还传说，张国焘发电报给当时在右路军的陈昌浩，要他胁迫中央南下，中央的处境十分危险，才果断地决定：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队伍连夜北上。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开会。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到张国焘继续搞分裂另立“中央”，1936年1月公布俄界会议作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之后才知道的。

俄界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时，罗迈把大家召集起来，宣布中央三队分散，各人分别到哪些单位。我又回到中央队，当警卫队指导员。中央队秘书长早已由吴亮平接替萧向荣担任了。

大约是9月21日的上午，我们到了哈达铺。这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两天之前，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

自从夜渡于都河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究竟上哪儿，谁也不明确。开头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团会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又予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反对他的南下西进在川康落脚，而坚持北上向东建立根据地。原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很自然的，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

闻天在9月22日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扼要摘引并作了分析。在这篇文章里，他告诉大家：一、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没有红军或游击队的活动，其中延安、延长、保安、安塞、安靖及靖边等五六个县是刘志丹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一万多支枪，下面还有十四个游击支队。二、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三千，于7月中旬从甘南胜利突围，转移到了陕甘交界处活动。三、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文章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并据此提出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提出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

文章署名洛甫，登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中央前敌委员会与陕甘支队政治部出版）第三期上。这一期《前进报》上还同时登载了博古的文章《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同样提出了建立苏区根据地的任务。

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到陕北去保卫与扩大苏区根据地。

至此，战略转移的任务就要完成，从万般艰难中走出来的中央红军面前出现了光明。辗转征战、流离颠沛近一年，眼看就要有“家”了，怎能不高兴。第二天到通渭城，开干部会，毛主席诗兴大发，讲话时即席吟诵了后来十分出名的诗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过不多久，我们就同陕北红军取得了联系。1935年10月19日傍晚，我们穿过头道川，到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取得了胜利。

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发点。我们从陕北出发，又经过十四年的奋斗，终于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天安门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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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最初连载于《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至第43期。由程中原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