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洛甫（即张闻天）、稼祥三个，开头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的人，主张是同样的，都是相信共产国际的，认为共产国际说的都是对的；他们学的是本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中国革命他们都没有实践过。
这三个人也不一样，有区别。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是个锋芒毕露的人，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但也没有经验。
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许多文章是张闻天写的。他是宣传部部长，这是他的任务。所以大家的印象中，博古和洛甫就连在一起了。其实，在上海后来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张闻天写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中间的思想有共产国际的，也有张闻天自己的独立思考。后来，他反对文艺战线的关门主义，反对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同博古的分歧就比较明显了。
到中央苏区以后，就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了。后来博古就想把张闻天排挤出领导核心。张闻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去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对张闻天同志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同毛主席接近起来了。毛主席对张闻天施加影响，慢慢地看出张闻天是有可能争取的。到长征出发的时候，洛甫和毛主席还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同博古分开，可以说是完全决裂了。
前些日子看了遵义会议的电视片，好多人问，张闻天怎么转变得那么快啊。他们不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可能是受过去宣传的影响，总认为洛甫和博古一直是在一起的。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写张闻天，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教条宗派”的问题。毛主席在七大做决定时说过，所谓“教条宗派”，在革命过程中已经分化了，现在没有“教条宗派”了，所以决议上也不要写了。
你（指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成员程中原）说周恩来同志讲过，党史上形成的“宗派”不是指秘密的反党小组织，而是指在一些思想观点以至策略纲领上意见相投即结合、不投即反对的关系。这些观点、策略、纲领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在实践中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这种结合也是不稳固、不长久的。恩来同志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www.xing528.com)
图 杨尚昆与刘英谈遵义会议（记录者为程中原）
但是，有的同志始终不同意，如陆定一同志，至死都认为所谓“二十八个半”非要写不可。他去世之前我去看他，他还跟我说这个事，要同我争论。
长征刚出发时，大家茫茫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全军都不知道。领导当然是有打算的。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那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才知道要转移地区了，但到哪里去，不知道。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大约十天，博古和李德到我们三军团驻地来过一次，彭德怀说“崽卖爷田心不痛”就是在这一次。那时没有说到要长征。后来说，当时应该打到浙江去，可以打到浙江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长征中关于到什么地方去，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口号换了好几次，但都不能站住，实现不了。几经周折，最后才在陕北落脚。
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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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和刘英一次谈话的节录。这次谈话由程中原记录整理。最初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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