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16日）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2]。首先关于三条件的了解（1933年1月17日）[3]，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经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请参看《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4]
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5]（没有写完），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在上海时我曾经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左”（见上海《斗争》报）[6]，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诬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7]。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我现在反省起来，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www.xing528.com)
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8]。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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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张闻天同志延安整风笔记的摘录，标题为《遵义会议文献》编者所加。
[2] 指同博古同志之间的分歧。
[3]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1月17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4] 指《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5] 见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
[6] 指《关于河北高阳蠡县游击战争的错误的批评》，见《斗争》第28期，1932年10月13日。
[7] 张闻天同志在同一笔记的另一处曾说，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8] 张闻天同志在笔记的另一处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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