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没有下发。
会后,中共中央即于9月14日致电张国焘等,要他从错误中自拔,服从中央电令,率部北上。电报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张国焘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中央先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准备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红一、三军的领导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国焘不经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和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北进。[1]
但是,张国焘毫不理睬,反而在阿坝的一个藏传佛寺——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上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张国焘还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
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对朱德发动突然袭击,逼迫朱德表示“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斥责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朱德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会场上有人起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从容地回答: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是党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走。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2](www.xing528.com)
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迫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刘伯承也在会上明确表态说: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听朱德、刘伯承的批评、告诫,于9月15日和17日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叫嚷“到天全、芦山吃大米”,蒙骗、驱使红军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张国焘鼓吹“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还诅咒中央:“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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