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策略改变：逼蒋抗日

按照《瓦窑堡会议决议》，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反蒋”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方针下进行的。其时，经过长征的红军刚到陕北，为了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与进剿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把扩大巩固苏区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作为基本任务，统一战线的重点自然也只能放在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和发展白区工作、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当时采取那样的方针与部署是由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党与红军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的。

可贵的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过程中，能够洞察新的形势变化，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适时加以调整和发展。在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复进行的军事斗争与政治较量中，到1936年八九月，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为“民主共和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臻于完善。

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是从1936年2月开始酝酿的。两次洛川会谈中张学良“不同意讨蒋”的意见，引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2月27日，受托为南京政府送密信并接洽与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更直接地将是否继续把“抗日”“反蒋”并提的问题提到中共领导人的面前。3月4日中午12时，在山西前线的张、毛、彭联名复电博古转周继吾，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点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50]请周继吾转告南京当局。

3月中旬，毛、张、周等于东征途中在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听取了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关于同南京方面接触情况的汇报。在接着召开的晋西会议上，张闻天的报告中对蒋方针已有变化。^[51]报告强调：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对蒋，虽仍指其为“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的代表，但在策略上，改变了“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提法，而将“抗日”突出地摆到“中心”位置，用“联合抗日”取代“抗日反蒋”。即使在蒋介石派十个师兵力陈兵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红军东征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指出，“蒋介石内部起分化”，我们的策略在军事上采取“坚决的行动”，“另一方面还是积极的和他进行外交”^[52]。4月9日，在瓦窑堡的张闻天和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同时互发电报谈当时应取对策，意见不谋而合，都认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而是讨日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53]。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中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主张答复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54]毛、彭、张、周四人在三地主张一致，可见中共领导对蒋方针确已改变了。在中共中央4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公开放在几十个党派团体的第一位。而5月5日为红军回师河西而发表的《五五通电》，不提“讨蒋”“反蒋”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有“促进蒋介石氏……的最后觉悟”的表示，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审时度势，不为东征受阻的表面现象所动摇，在统一战线中加进了争取南京政府，甚至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内容，表现了驾驭复杂形势、运用政治策略的成熟。

但是，五五通电、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错误估计形势，并没有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反而调兵遣将，合围苏区和红军。陕北苏区日渐缩小，连中共中央机关都不得不于6月下旬撤离瓦窑堡，移到保安。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实际上不能也没有把蒋看作联合的主要对手，仍然将东北军与国防政府视为“全局关键”，把“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确定为“现在中心”，^[55]并继续执行“抗日反蒋”方针，实在是被蒋所逼，不得不然。

中国共产党作出根本改变“抗日反蒋”方针和“人民共和国”口号的决策，确定“逼蒋抗日”方针、采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通过1936年8月和9月在保安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于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后，南京方面即向中共中央发信，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同5月所提四条^[56]有较大变化。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各点：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57]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下，实际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这是贯彻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统一安内”策略所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就在中共中央研究国共关系出现的新形势，考虑应该怎样调整对蒋策略、答复南京来信所提新的四条的时刻，潘汉年于1936年8月8日到达保安。他从莫斯科奉派回国，接洽谈判国共合作问题。5月初到达香港。7月先在香港会见国民党的代表张冲，然后到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曾养甫会晤。潘汉年要求同陈果夫会谈。曾希望潘先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然后再到南京与陈会见。潘汉年到保安向毛、洛、周等汇报了1935年冬及最近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南京方面急于要得到中共中央对他们所提的新的四条的答复，更促使中共领导人迅速作出决断。于是张闻天在潘汉年到达保安后两天，8月10日，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可见，八月政治局会议是在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形势下，为研究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答复南京方面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在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对南京方面5月所提四项办法和五届二中全会后来信所提新的四条作了介绍和分析，指出蒋现在总方针变了，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58]

张闻天在会上作重要发言，^[59]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张闻天认为，对蒋介石不宜采取“从政治上击蹋他”，使蒋“完全瓦解”“完全破产”的“倒蒋”策略。他指出，我们对蒋的策略应该“不仅揭破他们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们动摇”，也就是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转向真正抗日。对怎样“推动他们动摇”，共产党怎样在承认蒋的统一指挥又取消了红军、苏维埃名义的情况下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张闻天的发言也作了相当全面的回答。他特别提出要广泛运用统一战线来“巩固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党大大地巩固起来，把红军三大主力的力量统一起来。他还指出，“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又强调“防止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中叛变，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

毛泽东最后作结论，他吸收了张闻天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什么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60]

在毛泽东作结论后，张闻天又指出，要依据这次会议议定的内容，形成三个文件：（一）公开宣言，（二）秘密信，（三）秘密文件。

会后，毛、洛、周等一起，致力于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决定，实行对蒋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8月12日，张闻天、张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八位政治局委员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以对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的方式通报会议决定。关于对蒋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并提出“请蒋抗日”的口号。^[61]

8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即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发的“公开宣言”。这封公开信，的确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新内容。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宣告：“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敦促国共两党派出全权代表，“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62]。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即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写的“秘密文件”），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63]

在起草这两个文件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的电报。^[64]“国际电报”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际电报”提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张闻天、毛泽东等研究了“国际电报”后，认识到八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南京方针，“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65]。因此，这两个文件中不仅表达了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还加进了“国际电报”的新精神。

到召开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的对蒋策略就“完全转变过来”了。^[66]在9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和结论。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根据目前形势应有部分修改。”他根据八月政治局会议和“国际电报”所作指示，总结一年来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许多成绩，分析了认识上的不足、策略上的欠缺和失当，对必须作部分修改、调整和充实、发展者作了论述。他明确指出：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采取的方针是“逼蒋抗日”。同时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权”，“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67]。

9月17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在准备进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这个决议及时提出了不少极其重要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如：绝不放松对于南京政府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出发，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加强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决不放弃党对苏区人民和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在统一指挥之下保持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充分注意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一致性，等等。此后，这些策略原则一直指导着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复杂曲折的谈判。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都坚持和运用了这些原则，并在实践中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决议不仅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对蒋策略方针的转变，与国民党、蒋介石联合抗日谈判的进行，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和全面抗战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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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闻天1935年12月2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2] 此电发彭德怀转林彪。

[3] 据刘英回忆。参见杨尚昆：《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4] 据1936年1月1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5] 据张闻天1967年7月25日写的一份材料。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6] 因这次会议在山西西部一带召开，故称“晋西会议”。此处叙述会议时间、地点均据会议记录。唯“上益千”，会议记录上作“上义贤”。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写为“上贤村”。

[7]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8] 张闻天：《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9]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10] 据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十二人给朱德、张国焘等电，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11] 转引自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第95期（1936年4月17日）载“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来信”（1936年3月29日）。此信收入《鲁迅全集》第14卷附录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页。

[12] 杨尚昆：《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火线》第61期。

[13] 以上毛泽东报告内容主要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385页。

[14] 据张闻天1936年5月9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5] 此处和本段以下引文均见张闻天1935年12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6] 1936年4月5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明确“北方局甫管”。

[17] 《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18] 这封长信收入《张闻天选集》。

[19] C．Y．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文编写。

[20] 张闻天1968年6月8日写的一份材料。

[21] 据周恩来在193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22]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为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1936年7月26日、30日两次政治局会议记录。

[23] 程中原访问刘英谈话（1981年12月6日）；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www.xing528.com)

[24] 江苏省临委是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简称。1936年2月由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决定成立。书记为邓洁，委员为胡乔木、王翰、王新元、丁华。

[25] 该信手迹存中央档案馆，全文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26] 此件收入《六大以来》（下），其中第一、二部分收入《张闻天选集》。

[27] 据1936年10月22日和23日洛甫致胡服电。

[28] 据1936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文对东北军的分析亦据此。

[29] 据1936年1月1日毛泽东致朱德电。

[30]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页。

[31]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88页。

[32] 此电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33]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300页。

[34] 该件收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35] 据1936年2月8日张闻天致周恩来电。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谈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应提出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立即交换密码”。

[3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37] 关于张学良提出请中共派一负责人同他再次会谈一事，没有异议。但对他提的名单，诸说不一。张学良致蒋介石回忆西安事变的长函中说是在毛、周中选一人。四人择一说据《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38] 据1936年3月16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王以哲电。因张学良病，谈判推迟进行。

[39] 据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致洛、毛、彭电。

[40] 白坚（1911—1968），陕西省靖边县人，原名白仕魁。1928年在绥德师范加入共产党，改名白坚。1928年受陕西省委派赴北平中共北方局工作。考入辅仁大学，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在敌人中有“神特工”之称。曾在察哈尔同盟军中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开展同东北军联合的过程中，白坚随同李克农参加与王以哲的洛川会谈，随同周恩来参加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

[41] 1936年4月26日张闻天致朱理治、萧劲光电。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朱理治（1907—1978），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

[42] 1936年4月26日张闻天致朱理治转张浩电。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43] 张闻天1936年5月1日的这篇发言以《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一些意见》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44] 1936年7月2日以洛甫署名签发的中央书记处政王明、康生、陈云电，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237页。

[45] 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组织集会，正式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接着粤军与桂军以“北上抗日”名义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则调兵拦阻。6月12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

[46] 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给东京市市委的信中说：“杨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转引自冯建辉：《中共中央曾批允杨虎城加入共产党》，《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0期。冯文分析杨未能履行入党手续的原因是中央信件到达日本较晚，而杨于1928年11月中旬以前已回国。

[47] 据张闻天1936年4月5日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林先去西”中之林，疑即指王世英。会后王世英即赴西安。

[48] 据张闻天1936年4月5日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

[49] 据1936年7月27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50] 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并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51] 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以《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据《张闻天选集》。

[52] 据1936年4月6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53] 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载毛、彭1936年4月9日致张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55] 引自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

[56] 1936年5月中旬，张子华返回瓦窑堡，带回谌小岑以个人看法名义转告的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四项办法。这是对中共中央3月4日以张、毛、彭电告周继吾转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五点意见”的答复。5月所提四条的内容是：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四项办法内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

[57] 七八月间南京来信所提新的四条的文本，至今没有找到，也未见确切记载。此处所说，依据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说到此信内容的记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政府对中共所提条件为下列四点：一、遵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录此备考。

[58] 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页。

[59] 以下内容均据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60] 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

[6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6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9、81、82页。

[6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4、85页。

[64] 这份电报当时简称为“国际电报”“政治指示”。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首次公布。中译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5] 1936年9月8日洛、博、恩、泽联名致朱、张、任电，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66] 据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67] 据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以《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