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后，张闻天担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统一战线工作在当时形成两个重点：白区工作和联合东北军工作。张闻天和毛泽东配合合作，把这两项艰难的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瓦窑堡会议一开完，张闻天就把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转变白区工作的策略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935年12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具体讨论了北方局的工作。张闻天就工作方针和领导人员提出了主导意见。他指出，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15]。派谁到华北反日斗争最前线去当此重任呢？张闻天挑选了刘少奇。他同刘少奇在上海临时中央期间开始共事。他赞赏刘善于从实际出发，有独立见解，敢于坚持原则。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很少有人像刘少奇那样对白区工作熟悉，富有斗争经验。实践已经证明，20世纪30年代初临时中央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作为机会主义来批判，并进行组织处分，完全是“左”倾路线的错误。从那以后，刘少奇在党内的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闻天看到，现在正是用刘少奇的时机。会前，他先同刘少奇个别交谈，要他肩负这项重任，刘表示接受。张闻天在会上说明自己已经和刘少奇“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的情况，郑重提出：派刘少奇去，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名义，“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他还指出，“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对于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张闻天提出：“主要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也就是从实际出发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具体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政治局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提议，作出了关于北方局工作的决定。此后北方局工作由张闻天分管。[16]
刘少奇（化名胡服）于1936年春到天津就任中央代表（后为北方局书记）。他贯彻张闻天提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北方局工作方针，很实际地去了解环境，了解情况，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他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阐述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结合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切实纠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过三四个月，北方工作就“有了基本的转变”。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不仅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17]。
1936年7月，刘少奇派王同志带致张闻天汇报北方局工作的长信到保安。张闻天和中央领导都很重视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了“指示信”。8月9日，张闻天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篇复信，[18]对北方局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张闻天指出，对蒋介石系派别，我们党应“揭破”其“欺骗”，利用其“允诺”；“要善于经过各种社会团体在某些抗日问题上公开向他们提议实行统一战线”。“同其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亦应具体进行。”还明确指出，“陈铭枢派应很好的与之合作”；在华北，对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并且“特别要抓住官长工作”，改变过去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错误做法。对于各种群众运动，张闻天也一一提出指导意见：工人运动，“应该从底下做起”，“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即“利用合法”，“所有同志应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要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领导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要成立学生委员会，挑选学生领袖，让他们在党的学运方针指导下开展具体工作；“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C．Y．是应该取消的”；[19]吸收入党的公开的学生领袖、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白军官长等，应该是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他们应“埋藏在内部”，以适合于所处环境的方式利用公开身份进行活动。总之，要克服“一切旧的关门主义的传统”，“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针对北方局工作的现状，张闻天指示：“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
张闻天同刘少奇紧密合作，很快在党中央与北方局之间建立了两条秘密交通线，并设置了秘密电台。通过无线电密码，张、刘之间联系频繁。对于刘少奇的请示、询问和建议，张闻天十分重视，总是及时给予答复。从总的策略方针、重大事件到具体的经费、人员情况，张闻天都及时向刘少奇通报、安排、指示。对此，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材料中坦然地说：1936年“兼管着北方局的白区工作”，写过“对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对北方局来电写些复电”[20]。
红军渡河东征以后，党中央接到鲁迅、茅盾、宋庆龄等的来信；3月中旬，又有从上海再次来陕北的张子华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联合抗日的秘密谈判刚刚开始，也需要进行联络。于是，张闻天又及时把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抓了起来，决定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是经过了几次大破坏后留存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过去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先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张闻天同冯雪峰相知很深。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张闻天就知道这位在杭州一师读书的“湖畔”诗人了。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冯在张闻天领导下主持中央文委工作。1932年11月张化名“歌特”著文纠正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冯转变及时，贯彻得力。到中央苏区后，冯又在张兼任校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教务主任，后来参加了长征。东征山西，冯是地方工作委员会十一名委员之一，在吕梁山区率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很有声色。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夸奖他。[21]以他的忠诚、机警和才干，去上海是合适的人选。
张闻天亲自向冯雪峰交代任务：第一，“外交”，同南京方面联络，促进联合抗日；第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并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周恩来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以便及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22]临行前，张闻天邀冯雪峰到自己的窑洞里吃晚饭，为他饯行。张闻天叮嘱冯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23](www.xing528.com)
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于4月中旬同返回上海的张子华一起从保安出发，经肤施（延安）、洛川于21日抵西安。从这里立即登上东去的列车赴南京。他在南京稍事逗留后即到上海，在一家小客栈里住下，第二天就去见了鲁迅。冯雪峰按张闻天的指示开展工作，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都有进展。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制定《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冯雪峰在其间参与做了工作。他还及时了解了情况，联系了留在上海分散坚持活动的一些已经知道是可靠的党员，同2月成立的江苏省临委[24]接上关系，实施领导，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的工作。与从莫斯科回国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国共合作问题的潘汉年、胡愈之也接上了头，并互相配合开展工作。冯雪峰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先后派交通（周文）送过三个报告：5月28日，报告到上海一个多月情况；6月中旬，谈两广事变等；6月25日左右，冯从香港与潘汉年会面后向中央报告潘将到上海后前往陕北，请示斯诺访问陕北问题。
图 冯雪峰（前排左一）一家与鲁迅（前排右一）一家合影
张闻天和周恩来乘前来陕北安塞参加讨论东北军工作会议的中共代表刘鼎即刻返回南京、上海之机，于1936年7月6日在安塞联名复信给冯雪峰，指示进一步发展上层统一战线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克服关门主义，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信中还表示了对鲁迅和茅盾深切的思念之情，对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很钦佩，要冯雪峰向他们“转致我们的敬意”[25]。7月下旬，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海工作”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会议肯定冯雪峰去后上海工作“正在展开”，“是有进步的”。同时又看到冯雪峰的“工作范围太复杂，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负责，事实上是做不来的”。会议认为上海工作很重要，需要派人去加强领导，并酝酿“派政治局的常委去，或者派较强的干部去”。对今后上海工作的发展，张闻天指出，主要是扩大统一战线。现在，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转变还不够；文化界的团体，救国会，组织上都比较狭隘；对南京各方面的活动也要扩大。会后，张闻天给冯写信，指示他对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要他重点抓建立上海党的工作，注意划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上海方面的白区工作一直由张闻天分管。1936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又派潘汉年任中共谈判代表赴上海，后来又任命潘为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冯为副主任。随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上海地下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1936年秋中央在保安办了一个白区工作训练班，专门培训干部。张闻天亲自为学员讲授《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讲稿还印成小册子广为发行。[26]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中央发表了“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的三个文件：《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同时，张闻天即电示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电报详告党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等八点要求以及整个根据地举行追悼大会等六项纪念活动，并告诉刘自10月28日起中央悼念鲁迅的三个文件由“CSR”（红色中华新闻社即红中社的英文缩略语）全文广播（文字）的时间，“请接收”[27]。在国民党统治区，悼念鲁迅的活动同发扬民族精神、进行抗日救亡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二·九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直接组织这次活动的，在平津是刘少奇，在上海是潘汉年、冯雪峰和救国会领袖胡愈之，而代表中共中央进行具体指导的是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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