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实现战略转变的新策略

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发点。摆在中共中央和它的领导人面前的，有三项互相关联的重要使命：一项是巩固、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自身能够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再一项是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担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另外一项是战胜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活动，引领二、四方面军完成长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团结、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毛洛合作”为完成这三项历史使命作出了贡献。

1935年秋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

在这年夏季，日本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

5月，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要求铲除华北抗日行动，撤退军队及国民党军政机关。

6月至7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订立《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全部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去职；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宪兵第三团南调；河北省内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与秘密机关一概取消；禁止河北省境内之一切抗日活动。照此办理，实际上把非武装区从冀东各县扩大到整个河北省。

6月底，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秦德纯又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订立《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机关，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免去宋哲元省主席职务，撤退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成立察东非武装区。

按照这两个卖国协定，国民党嫡系力量基本上退出河北、察哈尔两省。

1935年9月，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又发表声明，鼓吹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联合自治”。

10月，日本内阁又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图谋把整个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汉奸殷汝耕在北平城东四十里的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二十二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日本操纵的一片敌伪统治区。接着，日本又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妄图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名义上仍归南京政府管辖，实际上就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翻版。华北主权断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当其时，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在1935年九十月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通渭时，张闻天就已撰文指出：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动“将引起国内外各种关系的变化”。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群众中正酝酿着反抗日本侵略的怒火。文章宣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将“更高的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战争”^[8]。因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免遭亡国惨祸，而中国共产党和弱小的红军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华北事变”确实引起了国内外关系的变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也从中认识到，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了蒋、宋、孔、陈等家族和派系的利益，威胁着蒋介石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因此，蒋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上表示了转变对日政策的意向。然而，蒋当时的基本方针还是“攘外必先安内”，蒋当时积极专注的事情，还是消灭初到陕北、立脚未稳的中央红军。所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就成了当时红军的迫切任务，“反蒋”与“反日”也就不能不并提，成为那时互相联系、并行不悖的目标。

上述历史任务，包括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张闻天在宣告长征结束的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上就已经明确地向全党提出来了。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哪些环节、运用怎样的策略来实现停止内战，进而转变为直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他在会议最后作结论，指出：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进而“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9]。

在这里，张闻天已将笼统的“反帝”或“反日、反帝”并提的提法改变为“反日”和“反日反蒋”；“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明确地解释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显而易见，战略目标开始集中到当时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了。

11月13日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个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上述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结论”参读，这两个文件无疑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写成的，或者就是出自张闻天之手。决定指出：“陕甘苏区是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掠的前卫地位”，“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决定对实现任务的途径作了具体说明：“使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就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是“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文件在提出战略任务的同时，还着重提出了策略路线问题。重申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在1933年1月“共同抗日三条件”之下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愿意实际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强调要运用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民族武装自卫的“六大纲领”并使之具体化与实际化，来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反蒋运动。文件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灵活性作出了新的界说，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斗争方式”“都应该用来”抗日反蒋。(www.xing528.com)

过了四天，11月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10]除了对决定和宣言进行阐述和发挥之外，文章在分析当前“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极其重要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将实现策略转变，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提高到党的中心任务的位置；他明确提出为了达到“抗日”这个崇高目的，要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重点对象是同蒋有矛盾的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文章还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担负着“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要把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而这种领导者的地位，要在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取得。

总之，毛泽东、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以后，就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根据当时新的政治形势，独立作出判断，开始实行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已经逐渐明确，战略转变的序幕已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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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2] 据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3] 据1935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

[4] 据1935年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

[5] 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6] 1935年11月3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对外称“西北中央局”，故这个“决定”全称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决定》，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7] 本段记述均据1935年11月3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8] 见《察哈尔事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吞华北》（1935年10月1日），《前进报》第4期，署名洛甫。

[9] 据1935年11月13日西北中央局会议记录。

[10] 载《斗争》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收入《张闻天文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