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北上思想准备及两河口会议

张闻天著文阐述北上方针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为了统一认识，把这次会开好，他于6月24日在这里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立即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一期上发表。^[11]一军团政治部在当月25日又翻印发给干部学习。

张闻天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同时指出，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而敌人正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逐渐压迫到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区，所以在这里“长久的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于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那么，怎样才能使两大主力会合后造成的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可能变成实际”呢？张闻天认为，战略方向上应该是“北进”，而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他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

张闻天的文章还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写道：“我们现在还处在从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决定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只有决战的胜利，我们才能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范围内。”张闻天还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他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某一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提出：“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报告和结论

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已经是6月25日下午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走出远迎。当即在滂沱大雨中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气氛热烈、欢欣。毛泽东致欢迎词，朱德讲话，张国焘致答词。张国焘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表露出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西进的主张，使会师带来的欢快蒙上了一层阴影。^[12]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藏传佛寺里召开，集中讨论目前战略方针。^[13]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提出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必须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

周恩来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提出新苏区应具备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他分析，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都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同时，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人，而且大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因此，懋、松、理这块地区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他明确指出：“我们如陷入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显然，这是对张国焘南下、西进方针的有理有据的否定。

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呢？周恩来经分析后指出：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周恩来指出，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部作战，这样才能向西北突破。并提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14]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博古、彭德怀、张国焘等12人发言。包括张国焘在内，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

张闻天在周恩来作结论之前发言。^[15]张闻天作风民主。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改变了过去总书记个人专断的作风。政治局会议就某一议程讨论时，通常由分管这项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作“报告”和最后的“结论”，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张闻天常常在听了报告和讨论之后作结论之前发言，这种发言自然带有总结的性质。他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就是这样。

张闻天首先总括大家的意见，着重指出：“北上的战略方针大家意见一致，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又毫不含糊地否定“西进”方针：“可以发生另外一个方针，准备过草原，把口子守了，这是退守的，不适用的。”接着，他就当前战役部署问题指出：“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控制松潘。”张闻天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现我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他又一次批评退却逃跑倾向，断然指出“放弃这（北上）方针是错误的”。张闻天还特别强调两个方面军在组织上“应统一”。同时说明人员的调剂可以具体商量。

周恩来最后作结论。他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过去在路上也讨论过，但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了，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两个主力汇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16]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两河口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委托张闻天写一个决定。^[17]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张闻天写成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www.xing528.com)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北上还是南下，是当时斗争的焦点。决定第四条指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第五条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揭露和批评，是针对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而发的。

与此同时，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中革军委《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构筑完成之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

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攻打松潘。可是，张国焘能够改弦易辙，执行中央集体的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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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林伟日记》，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

[2]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年版，第346页。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3] 王向立、力平主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4] 据伍云甫：《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转引自陈宇编著：《谁最早口述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5] 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6] 中共中央1935年2月16日致四方面军电。

[7] 电报署名顺序按原件。本书以下引用电报均此。按中国传统习惯，二人或数人联署的函电，拟稿人一般署名在后。

[8] 张国焘：《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1935年6月13日），《干部必读》第127期（1935年6月14日）。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电文中雅名邛大，指四川的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11] 该文收入《张闻天文集》（一）。

[12]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437页。

[13] 这次会议的出席者，会议记录所列为（括号内名字为本书引者所加）：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国焘、伯渠、富春。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言。记录所列出席者名单中遗漏。

[1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288页。

[15] 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收入《张闻天文集》（一）。

[1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17] 据会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