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会议：对长征胜利与毛泽东张闻天的影响

会理会议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

第一，通过会理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被四渡赤水之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的在运动战中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受到了批评。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的情况，讲到会理会议的意义时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15]

第二，通过会理会议，遵义会议以后确立的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是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实践证明正确，并通过争论得到确认分不开的。

会理会议在红军长征胜利以至中国革命胜利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会理会议的进程可见，“毛洛合作”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同时应该看到，会理会议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其斗争方式是不尽恰当的。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评价道：“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一些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帽子去压他们。”

还应该看到，会理会议在毛洛关系、毛彭关系、毛与洛彭关系上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

毛泽东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右倾”。对此，彭德怀没有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同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关于刘、杨电报，彭说，刘少奇写好以后，“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至于林彪的信，彭德怀说：在会理会议时才看到，事先“没有与林彪谈过话”，此信“与我无关”；在会上，“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对毛的指责，彭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直到庐山会议打成“反党集团”，此事又成一大罪状，他才感到这种坦荡之风效果不好。他后来说：“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去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以避免挑拨者利用。”^[16]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人。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自己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串通反他。这种误解一直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心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17]

长征路上，大敌当前。会理会议的过火斗争、怀疑、误解，都没有影响团结对敌。在延安整风期间，对于全党来说，这也并非大事，说过以后也就算了，并没有特别去作结论。不过，会理会议在毛洛关系、毛彭关系上却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误解延续到延安整风，确凿的事实也未能真正驱散这团疑云。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的错误打击，不能不说也蒙有会理会议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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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5年1月29日，红军由赤水县的猿猴场（今元厚镇）、土城西渡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这是二渡赤水。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这是三渡赤水。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再次东渡赤水河，这是四渡赤水。

[2]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198页。

[3]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4]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www.xing528.com)

[5] 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6]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本书“附录三”。

[7] 转引自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8]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本书“附录三”。

[9] 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10] 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手稿（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11]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12] 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

[13]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14]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本书“附录三”。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6] 本段引文均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200页。

[17] 以上均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