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张闻天对长征胜利的影响

张闻天在扎西传达决议以后，毛泽东、陈云也到各军团干部会上去传达决议。参加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各军团负责同志也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通报。在扎西参加报告会的军委纵队干部，回到自己所在单位，即利用行军休息的机会向下传达，组织讨论。伍云甫日记记载：“2月16日，在白砂休息，在一分队驻地开机报员会议，传达洛甫报告及征求报务人员的意见。”

2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发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以下简称《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刚刚开过的扎西会议的战略决策，进行广泛的动员。《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提出：“打大胜仗消灭敌人”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而“缩编”，“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还正面阐述了关于“经常转移作战地区”，“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所有这一切的贯彻实施，为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

此后，张闻天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继续做了许多工作。他曾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指出：现在我们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14]3月初，二占遵义以后，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都出席会议。传达后也进行自由发言，有的同志高兴得流泪。^[15]后来，张闻天在礼州镇的天主教堂向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时，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16]

图　礼州天主教堂

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方面。《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为此作出了安排。

1935年3月5日，张闻天等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前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17]张闻天随即代表党中央派他的得力助手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前往上海，一方面设法恢复上海党组织和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化名杨涛，化装成不法商贩，编入被红军拘捕的贩卖“云土”（云南出的鸦片）的商贩队伍中间。潘同这帮人很快混熟，策划他们一起脱逃。他们对这位“杨涛大哥”感佩异常，一路护送，所经关卡，通行无阻，直到贵阳。在那里，潘汉年通过党的关系，转途柳州、梧州，经香港到达上海。^[18]

另外，在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要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做白区工作。张闻天提议由他自己前往。大家都不赞成。^[19]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昆明之际，中央曾决定派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想从昆明走，未果而折回。^[20]过泸定桥以后，5月31日，张闻天主持中央常委会又议此事，决定派陈云、罗迈（即李维汉）到白区工作。6月初，张闻天同他们二位谈话，说明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拟派他们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21]后罗迈因中央另有安排没有出去，陈云则在6月7日、8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面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只身悄悄离开。到重庆后，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22]

8月间，陈云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先期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7月又遭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与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到达以后，就有了本书“引言”中所写的10月15日史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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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博、洛交接的经过和张闻天所任职务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其根据是：一、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张闻天又写道，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后，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张闻天认为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张闻天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件）二、周恩来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据《张闻天图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三、邓小平《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四、陈云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文献》，第43页）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陈云文集》第3卷，第435页）五、彭德怀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八九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彭德怀自述》，第202页）六、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七、伍修权在《追求真理　锲而不舍——怀念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说：张闻天“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又说：“他在遵义会议以后成为中央总书记，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工作了十年左右。”（《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561页）常委会开会的具体地点不能完全确定。中央军委驻地在水田寨西边二三里的几个小村寨，由东向西为：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从实地察看和访问目击者的结果分析，芭蕉湾不够安全；花房子架了很多电线，是通讯部门驻地；高坎居中，中央负责同志在此开会的可能性大些。不过，花房子是一所木结构的、有雕花装饰的房子，五开间，前后两造，是周围较大的房子。

[2]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3]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4] 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至少有以下诸篇的内容同《遵义会议决议》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33年11月21日）、《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1934年4月27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4年7月26日）、《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9月26日）。

[5] 此件发电时间，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本为1935年2月28日。已收入《遵义会议文献》。

[6] 红二、六军团军分会委员名单中之贺为贺龙，任为任弼时，关为关向应，夏为夏曦，萧为萧克，王为王震。

[7]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www.xing528.com)

[8] 转引自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曾于1月22日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军给予配合，“集中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9] 张闻天报告的时间、地点、会议名称、报告题目均据伍云甫日记所记1935年2月10日“洛甫报告”的记录。该日记收入《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伍云甫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政委，领导无线电通讯工作。

[10] 李维汉（罗迈）：《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11]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43期连载。收入本书“附录三”，第247—275页。

[12]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本书“附录三”。

[13]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载《红星报》第10期（1935年2月19日）。

[14] 李坚贞：《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15] 宋任穷：《忆红色军中的长征干部团》，《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16] 5月19日张闻天在礼州天主教堂内作报告。据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林伟日记》，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17] 任弼时给中央的电报（1935年3月5日），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按：1935年2月19日夜，国民党根据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叛徒李竹声、盛忠亮的告密，勾结工部局，进行全市性的大逮捕，上海中央局和文委等领导同志三十多人被捕。

[18] 潘汉年派出的时间和契机，据黄启钧《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19] 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20] 陈云在《我的自传》（1940年7月10日）中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2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陈云：《关于泸定桥会议》（1985年2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22] 陈云赴上海一路经过情况，见本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