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介绍｜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

2月8日，中央纵队继续在崇山峻岭中向扎西方向前进，当天到达大河滩的庄子上。在这里，张闻天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在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2]在遵义会议后的征战途中，二十多天里，张闻天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并结合会后形势发展变化和新的决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决议》阐述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成果，概括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是集中体现这一伟大转折的历史文献。它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作为遵义会议上“发言提纲”的执笔者、“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张闻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当然，张闻天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同得益于毛泽东的教育、帮助是分不开的。他说过：“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益处。”^[3]应该说，《遵义会议决议》也是“毛洛合作”的杰作。

《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决议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正是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决议》用大量篇幅，通过反“围剿”战争中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战略战术的对比，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上述结论，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运用兵力上，应“集中优势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决议批评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决议论述了正确的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军经常掌握住主动权。

二、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他们制造了一种“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的理论”，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他们抛弃了红军特长的运动战，而采用了对敌人有利而对红军极端不利的阵地战，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决议论述了用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

三、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而不是相反，应“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而不能采取“拼命主义”。决议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高度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因此，红军在有利条件下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在不利的条件下，则可以暂时退却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决议又指出另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不了解“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同敌人“拼消耗”，“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这是把战争当儿戏”，是“罪恶”。决议申述，为了保持有生力量，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惜的。因为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受到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的苏区。决议还从反倾向斗争高度指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www.xing528.com)

四、对福建十九路军事变，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直接配合”的方针而不是相反。决议指出，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应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然而当时博古等人却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

《遵义会议决议》还对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西征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其间博古、李德等人的原则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首先，在实行战略退却的问题上既延误了时机，又“完全忽视”“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采取“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给红军造成很大损失。接着，也是更为严重的，是将突围的行动基本上看作不是坚决的和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瑞金出发到黎平，指导突围西征的基本的战略方针是“避战主义”。结果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差不多经常被动挨打，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粉碎五次“围剿”，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最后，到了湘黔边境，博古、李德等人又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将突围行动同反第五次“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它是在全党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和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又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不仅在长征中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更为广泛地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是毛泽东、朱德和军队将帅们智慧的结晶。张闻天则以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概括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也是张闻天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标志，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飞跃的一个界碑。张闻天能够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能够起草并主持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完全是出于自主、自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遵义会议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至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4]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的必然性。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在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事实的教育、反复的对比，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这也说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史的合理选择。

在充分肯定《遵义会议决议》伟大意义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回避决议存在着“转变”时期或尚未完全觉察，或难免顺势延续旧的痕迹。毋需讳言，这同时也反映出决议起草人张闻天的“转变”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如：在批判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同时，依然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对于博古、李德等错误的主要倾向分辨不清，认为其性质是“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并排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问题，然而在决议中还是不时引用国际指示作为批判的武器；对于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也还囿于下层统一战线的传统观念而笼统地认为它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

《遵义会议决议》经2月8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立即刻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在《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5]没过多少天，其全文用电报发给了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中央军区。这样，《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在2月内即传达到了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