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就任总书记，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

由于张闻天再三推辞，时间也很局促，对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变换问题，遵义会议未能作出明确决定。

遵义会议开完以后两天，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就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意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以便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军的顽强抵抗而失利，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日拂晓前，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场）、土城西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北部边沿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2月3日，中央纵队抵达叙永县的石厢子宿营。2月4日，在这里又收到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发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项英批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备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之前，项英已于1月30日、2月1日接连致电中央请示。1月30日电说：“任何紧急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电说：“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

这时党中央总负责人还没有变换。遵义会议以后，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领导中央工作。他接到项英屡次来电后，既未召集会议讨论，也无从确定行动方针以答复项英。

项英不见回答，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向中央提出“请立复”，并说：“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要求中央赶快作出决策，进行领导，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

红军中央纵队2月5日从石厢子开拔，向扎西（云南省威信县县治）进发，行进在叫作“鸡鸣三省”的地域。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和渭河交汇处有个渡口，当地称“岔河”，旧地图上标明地名为“鸡鸣三省”。意思是这里地处三省交界，雄鸡打鸣，三省都能听到。当地习惯，“鸡鸣三省”不单指渡口，也泛称渡口附近三省的乡镇。2月5日，中央纵队拟在“鸡鸣三省”地域属于威信县的一个小镇水田寨宿营。不想团匪据守两座炮楼阻挠，红军不能立即攻克。此时已近黄昏，军委纵队只好绕过水田寨，在小镇西边二三里路的几个小村寨——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住下。总部的通讯部门住花房子，中央负责同志住高坎。

这时，张闻天感到，项英接连来电，不能不复；此时再不变换领导，要误大事。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于是就提出“要变换领导”。本来，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许多同志都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当总书记，这一天晚间常委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由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此，党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撤销博古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1](www.xing528.com)

图　扎西水田寨花房子——据考证，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立即代替博古履行总书记的职责

当时，政治局成员都赞成这个决定。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把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几副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立即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团结政治局和军委的负责同志，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

从2月5日晚上到2月9日这四五天里，中央在威信境内从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子，再到大河滩的庄子上，直到扎西镇的行军途中，张闻天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2月5日张闻天就任总书记以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从此，开始了“毛洛合作”（即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配合合作）领导全党全军进行长征的历史新篇章。而1935年2月的扎西，成为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下面，我们基本上按照扎西会议的顺序，叙述“毛洛合作”的党中央在这里继续和最后完成遵义会议的任务、指挥全党全军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