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共高层联防团结挽救红军

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3]会议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14]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围剿”与长征第一阶段中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明了军事指挥上路线的错误。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15]“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16]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17]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出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8]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19]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20]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权，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毛泽东多次给予肯定（本书“引言”中已经写到，这里不再重复）。张闻天在回顾遵义会议时，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也曾作过评价。他说：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和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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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在东北湄潭、兴隆一带担任警戒，故未出席会议。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亦未出席会议。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故迟到。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会议中途因有战斗任务提前离开。

[2] 据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聂荣臻回忆录》和遵义会议纪念馆关于会议情况的调查。现在会址陈列摆放的18张木边藤心靠背椅，并非当时原貌。

[3]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4]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5]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6] 1960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提及此事，毛泽东插话说：“遵义会议他（指张闻天——引者）作反报告。”周恩来接着说：“博古作报告，他作反报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52页）杨尚昆的《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一文中也作如是说。(www.xing528.com)

[7] 杨尚昆：《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A，指李德。

[9] 以下会议进行情况主要依据下述材料：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1982年）；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83年）；杨尚昆《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1985年）。伍、聂的文章均收入《遵义会议文献》，杨文收入《回忆张闻天》。

[10]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43年11月27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1] 秦邦宪（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1945年5月3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12] 李德在193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作了长篇检讨，提出“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据会议记录。

[13] 中央书记处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电（1935年2月28日）。

[14]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15]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16] 《遵义会议决议》。××，指博古。华夫，即李德。

[17] 《遵义会议决议》。

[18]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19]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88页“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为文气一致，本书采用总书记习称。

[20] 《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载《百年潮》1998年第6期。参见杨尚昆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的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1]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